在这部作品中，读者得会看到一些零星地提及我的小说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说，我感到创作它们时的苦恼已经足够了，应该让它们留在瘤胃之中。我在新近给一九三〇年的Zashchita Luzhina（《防守》，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一九三六年的Otchayanie（《绝望》，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六年），一九三八年的Priglashenie na kazn＇（《斩首之邀》，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五九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连载、一九五二年出版的Dar（《天赋》，普特南出版公司，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三八年的Soglyadatay（《眼睛》，菲德拉出版公司，一九六五年）各书的第一个英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已经对有关过去我在欧洲的创作部分作了充分详细和生动的叙述了。对于那些想得到我的出版物的更为完整的书单的读者，可参考那本详尽的书目，是迪特尔·E·齐默尔编辑的（Vladimir Nabokov Bibliographie des Gesamtwerks，罗沃尔特出版公司，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九六四年五月修订二版）。
在一九五三年的夏天，在亚利桑那州波特尔附近的一个牧场上，在俄勒冈州阿什兰城一所租住的房子里，以及在西部和中西部许多家汽车旅馆里，我在捉蝴蝶和写《洛丽塔》及《普宁》的间隙，在我的妻子的帮助下，抽空将《说吧，记忆》翻译成了俄文。鉴于重述我的Dar（《天赋》）中已经详尽阐述了的主题会产生的心理问题，我删去了一整章（第十一章）。另一方面，我修订了许多段落，力图弥补一下原作中记忆缺失造成的缺陷——空白点，模糊的地方，朦胧的领域。我发现，有时候高度的集中有可能使模糊不清的灰蒙蒙的一片豁然明朗起来，因而这突然出现的景象能够得到识别，无名的仆人有了名字。对目前《说吧，记忆》这最后版本，我不仅对原来的英文文本作了重大的改动和大量的增补，而且利用了在将它翻译成俄文时所做的改正。先是用英文复述的俄国的记忆，经过用俄文的复原后又重新再度回到英文，结果证明这个任务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想到这样的多次变形，在蝴蝶身上虽然很普通，但却没有任何人尝试过，我就获得了一些安慰。
剩下的三章，第十一章和十四章发表在《党人评论》上（《第一首诗》，一九四九年九月；《流放》，一九五一年一至二月），而第十三章则发表在《哈珀杂志》上（《三一巷里的寄宿舍》，一九五一年一月）。
在美国创作第一稿的时候，对我很不利的是，我几乎完全没有关于家庭历史的资料，因此，当我感到记忆可能有误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核对。现在我父亲的传记已经扩充并修订了，并且做了无数次的修订和补充，特别是在前面的几章。某些放在括弧里的简洁的插入语被展开，说出了仍然起作用的内容。否则，只是随意选来虚设在那里，在一桩重要事件的叙述中没有事实上的意义的东西，在我每一次校对各个版本的校样重读那一段的时候不断地打搅我，直到最后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那任意选来的眼镜（摩涅莫辛涅一定比别人更需要这东西）变成了被清楚地回忆起来的一个牡蛎壳形状的香烟盒，在“被绞死者小路”的一棵山杨树脚下的湿草里闪闪发光，我在一九〇七年的那个六月天在那儿发现一只很少在西边这么远的地方看见的天蛾，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的父亲在那儿捉到了一只在我们北方的林地里极其稀有的孔雀蛱蝶。
虽然我写作各章节的时候顺序是不规则的，这反映在以上初次发表的日期中，但它们整齐地填满了我心里按现在章节的顺序编好号的空白。这个顺序是在一九三六年安放奠基石时就确定了的，在石头隐秘的洞坑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图、时间表、一批收藏的火柴盒、一块深红色的玻璃片，甚至于还有——我现在意识到——从我的阳台上看到的日内瓦湖的景色，湖上的涟漪和片片水光，今天，在喝下午茶的时候，黑海番鸭和凤头鸭在水面上缀出星星点点的黑色。因此，收集成卷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困难。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了这本书，书名是《确证》；是我确实存在过的确证。不幸的是，这个短语使人联想起侦探故事，我计划把书的英国版改名为《说吧，摩涅莫辛涅》，但是人家告诉我“小老太太们不会要求买一本连书名都读不出来的书的”。我也曾试想过用The Anthemion这个名字，这是一种忍冬形装饰，包括复杂精美的枝叶交织和扩展的花簇，可是没人喜欢；所以最后我们只得满足于《说吧，记忆》（戈兰茨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纽约环球文库，一九六〇年）。这本书的译本有：俄文版，作者自译（Drugie Berega，纽约，契诃夫出版公司，一九五四年）；法文版，伊冯娜·达夫特译（Autres Rivages，伽里玛出版公司，一九六一年）；意大利文版，布鲁诺·奥德拉译（Parla，Ricordo，蒙达多里出版公司，一九六二年）；西班牙文版，海梅·皮内罗·冈萨雷斯译（¡Habla，memoria！，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德文版，迪特尔·E·齐默尔译（罗沃尔特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以上详尽无遗地提供了必需数量的书目信息，对《纳博科夫的十二篇》书尾的注很不高兴的神经过敏的评论家，将会，我希望，迷迷糊糊地把放在现在这本书开头的信息接受下来。
所有的日期都是按新历计算的：在十九世纪我们比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晚十二天，在二十世纪初期晚十三天。按旧历，我的生日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的四月十日的黎明时分，而那一天（如果能够立刻把我飞快地带过边界），比方说在德国，是四月二十二日；但是既然我所有的生日都是在二十世纪、隆重程度递减的情况下庆祝的，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革命和移居国外，从使用儒略历改为使用格列高利历，惯常是在四月十号上加十三天而不是十二天。这个错误是严重的。怎么办？我在最近的这本护照上看见，在“生日”后面是“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也是莎士比亚、我的侄子弗拉基米尔·西科尔斯基、秀兰·邓波儿和黑兹尔·布朗（而且她还和我合用一个护照）的生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计算上的无能使我未能设法加以解决。
从黑海吹来。
有时一阵轻风
通过那个索引的窗口
为了避免伤害生者或骚扰死者，一些专有名字作了改动。这些在索引中加上了引号。索引主要目的是为了我自己方便，把一些和我过去的年代有关联的人和主题开列出来。书后的索引会使庸人不快，但是会让有眼力的人感到高兴，哪怕仅仅是因为
记忆反常的人和反常记忆的受害者根本不应该试图成为自传作者。在记忆的反常现象中，最糟的就是在回顾之时把我自己的年龄和世纪的年龄等同起来的倾向。这导致了在本书的第一稿中总是在时间顺序上出现一系列惊人的大错。我出生于一八九九年四月，自然，在比方说一九〇三年的头四个月，大体上我是三岁；但是在那年的八月，展现在我面前的那个刺眼的“三”（如在《完美的过去》中所描写的）应该是指世纪的年龄，而不是我的年龄，我的年龄应该是和橡皮枕头一样的四四方方和富有弹性的“四”。同样，在一九〇六年初夏——我开始收集蝴蝶的那个夏天——我是七岁，而不是像在最初第六章灾难性的第二段中所说的六岁。不得不承认，摩涅莫辛涅表明了自己是个非常粗心的女孩。
我于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移居美国，在那里，现已去世的希尔达·沃德把《O小姐》翻译成了英文，经我修订，爱德华·威克斯将它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这也是第一家发表我在美国写的故事的杂志）。我和《纽约客》的联系（通过埃德蒙·威尔逊）开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首短诗，后来又发表了一些即兴的诗歌；但是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只是到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才发表在《纽约客》上：那就是《舅舅的肖像》（完整的作品中的第三章），我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在科罗拉多州埃斯蒂斯帕克的哥伦拜恩旅舍写的，如果不是哈罗德·罗斯如此喜欢我逝去了的往事，我和我的妻子、孩子是不可能在那里待多久的。《纽约客》还刊登了第四章（《我受的英国教育》，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第六章（《蝴蝶》，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第七章（《科莱特》，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及第九章（《我受的俄国教育》，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以上几章都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在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之下写出来的；还有写于纽约州伊萨卡的第十章（《序曲》，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第二章（《母亲的肖像》，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第十二章（《塔玛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第八章（《幻灯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哈罗德·罗斯的疑问：“纳博科夫家是个一把胡桃夹子的家庭吗？”），第一章（《完美的过去》，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以及第十五章（《花园和公园》，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也都发表在《纽约客》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这部作品是由系统的、相关的个人回忆录汇集起来的，地域上，从圣彼得堡到圣纳泽尔，时间跨度是三十七年，从一九〇三年八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只有几次进入了后来的时空。引发了这个系列的那篇文章相当于现在的第五章，那是三十年前，我在巴黎用法文写的，标题是《O小姐》，让·波扬把它发表在《尺度》一九三六年的第二期上。有一张照片纪念这件事（最近发表在吉塞勒·弗罗因德的《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中），只不过把我错认成“奥迪贝尔提”了（我在《尺度》的一群闲适地围着花园石桌的人之中）。
阔别二十年后我乘船回到欧洲，恢复了甚至在我离开前就已经割断的关系。在这些家庭团聚的场合下，《说吧，记忆》受到了批评。核对了日期和事件的细节，大家发现我在许多情况下都搞错了，或者没有足够深入地审视一个模糊但却是能够弄清楚的回忆。给我提供意见的人认为有些事情仅仅是传说或流言而已，有的即使是真实的，也证明它们和我脆弱的记忆将它们归入的事件或时期无关，是属于别的事件或时期的。我的堂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纳博科夫给了我有关我们家庭历史的极为宝贵的资料。我的两个妹妹都生气地抗议我对前往比亚里茨的旅途的描述（第七章的开始），她们不断向我提出具体的细节责问，说我不该把她们留在家里（“和保姆及姑姑们在一起”！）。由于缺乏具体的文献资料，那些仍然没有能够修订的部分，现在为了总体的真实我宁愿删去。另一方面，一些有关先辈和其他人物的事实已为人所知，我已经把这些纳入了《说吧，记忆》这个最终的文本。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写《继续说下去吧，记忆》，涉及我在美国度过的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在我的盘形管和坩埚里，某些挥发物的挥发和某些金属的熔化过程仍在继续着。
《O小姐》的英译后来重新收入《九个故事》（新方向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和《纳博科夫的十二篇》（达博迪出版公司，一九五八年；海涅曼出版公司，一九五九年；通俗文库，一九五九年；企鹅丛书，一九六〇年）中；在企鹅丛书版中我还收进了《初恋》，它后来成了文选编辑者的宠儿。
在最后一章中描写的两手棋收入利普顿-马修斯-赖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棋题》中（菲伯，伦敦，一九六三年，二五二页）。然而我最有趣的发明是一个我献给E·A·兹诺斯科-博罗夫斯基的“白子悔着”棋题，他在三十年代（一九三四年？）将它发表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Poslednie Novosti）上。我记不清棋子的位置了，无法在这里把棋谱标出来，不过也许某位喜爱“玲珑棋”（它属于这类棋题）的人有朝一日会到一个把旧报纸做成缩微胶卷——我们所有的回忆都该做成缩微胶卷——的了不起的图书馆里去查找。评论家们读第一个版本时比较粗心，读现在这个新版本会仔细一些：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我在第八章第二节第一段中对弗洛伊德的“凶恶的指责”，而且没有人发现在第十一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中一个伟大的漫画家的名字，以及我对他的称颂。对一个作家来说，不得不亲自指出这类东西是十分难堪的事情。
一株玫瑰爬了进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于蒙特勒
这幅照片是纳博科夫家在圣彼得堡（现列宁格勒）莫斯卡亚街（现赫尔岑街）四十七号的住宅，为粉红花岗石建筑，有壁画及其他意大利风格的装饰，是一位热心的美国旅游者于一九五五年所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一八一二——八七〇）是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个警察国家对他的这种纪念是不会令他高兴的），也是父亲喜爱的图书之一Bïloe i Dumï（可以翻译成《往事与随想》）一书的天才作者。我的房间在三层，在凸肚窗上方。当时并没有沿街的椴树。现在这些绿色的崛起者挡住了二楼我诞生的那个房间的东边角上的窗子。在国有化后，这所房子为丹麦使团所用，后来成了一所建筑学校。马路边上的小汽车想来属于照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