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仍在注视着雪橇的时候，我看见它在特罗曼商店（卖书写用具、青铜小玩意儿和牌）外停了下来。不久，母亲从这家商店出来，男仆跟在她身后。他拿着她买的东西，我看着像是一支铅笔。这么一件小东西她自己都不拿，我感到吃惊，这个有关尺寸的不愉快的问题重新引起了微弱的、我本希望它已经和发烧一起消失了的“头脑膨胀效果”，幸运的是时间很短。当她再一次坐上雪橇，让人掖好盖着的熊皮的时候，我看着大家，包括马在内，呼出来的水汽。我还看着她为了使那绷得太紧的、紧贴着脸的面纱的网松动一些而做的那熟悉的撅嘴动作。如今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当年每当我吻她戴着面纱的面颊时，我的嘴唇所感到的网状的温柔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伴随着一声快乐的叫喊，从雪蓝的蓝窗子（窗帘还没有拉上）的过去中飞出来，飞回到我的记忆之中。
有像自我抄袭这类乏味的文学知识的未来的专家，会想要在我的小说《天赋》中将主人公的经历和原始事件进行核对。一天，在病了很久以后，我身体仍然很虚弱，躺在床上，发现自己沉浸在一种奇特的轻松和安详的愉快感之中。我知道母亲出去给我买每天的礼物了，它们使得病愈后的恢复期令人感到如此的愉快。我猜不出来这次的礼物会是什么，但是透过我奇怪的半透明狀的水晶球，我眼前生动地出现了她沿莫斯卡亚街驶向涅夫斯基大道的情景。我辨认出了由栗色骏马拉的那轻便雪橇。我听到了它喷着鼻息的呼吸声，阴囊有节奏的啪嗒声，以及冻土块和积雪撞击雪橇前沿的砰砰声。在我的眼前以及母亲的眼前隐现出车夫的后背，穿着絮得厚厚的蓝袍子，放在皮套子里的表（两点过二十分）扣在腰带后面，腰带下现出他巨大的有着南瓜般褶皱的穿得厚厚的臀部。我看见母亲的海豹皮衣，随着车速的增加越来越冷，看见她把手笼抬到脸前——一个圣彼得堡的贵妇冬季乘车的优雅姿势。摊开着一直盖到她的腰部的巨大的熊皮的两个角用环挂扣在她座位低矮的靠背侧面的球形把手上。在她身后，一个帽子上有帽章的男仆紧抓着这两个把手，站立在滑板后端上方狭窄的支撑物上。
“啊，是的，”每当我提到这种或那种非同寻常的感觉的时候她就会这样说，“是的，这我都知道。”并且以有些令人感到怪异的坦率讨论诸如双重视觉、三脚桌的木结构里轻轻的敲击声、不祥预感以及似曾经历的错觉。她直系先辈中全都显示了些许宗派特点。她只在大斋节的第一个星期日和复活节才去教堂。这种宗派心态在她对希腊天主教的仪典和神父相当程度的反感上表现了出来。她被福音书中的道德和理想化的一面深深吸引，但是并不感到需要支持任何的教义。死后生活可怕的无保障和缺乏私密性的想法从未在她的思想中出现过。她强烈和单纯的虔诚性表现在她既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又相信从尘世生活的观点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人能做的仅仅是在朦胧和幻想中瞥见前面的真实的东西，正如天生具有在白昼能够超乎寻常地持续活动的大脑的人们，在最深沉的睡眠中，在错综纠缠和毫无理性的噩梦的痛苦以外，能察觉到醒时有秩序的现实。
童年无数次生病使母亲和我更亲了。很小的时候，我表现出了对数学反常的悟性，但在我简直毫无才能的青年时期完全失去了它。这个才能在我和扁桃体周脓肿及猩红热的搏斗中扮演了一个可怕的角色，我感到庞大的球体和巨大的数字在我疼痛的脑子里无情地膨胀。一个愚蠢的家庭教师过早地向我解释了对数，我还读到了（我想是在一本叫《少年自己的文章》的英国出版物中）某个印度计算者在正好两秒钟的时间里能够算出，比方说，3529471145760275132301897342055866171392的17次根（我不能肯定我记对了这个数字，反正根是212）。这些就是在我神志不清时大肆作怪的怪物，唯一能够阻止它们从我的头脑里把我自己挤出去的方法，就是挖出它们的心来将它们杀死。但是它们实在是太强大了，当我企图向母亲解释事情的时候，我会坐起来，费劲地说出混乱不清的句子。在我的谵语中，她听出了她自己也曾经有过的感觉，她的理解会把我膨胀的宇宙带回到牛顿学说的准则上来。
几分钟以后，她走进了我的房间，怀里抱着一个大包裹。在我的幻觉中包裹被大大地缩小了——也许是因为我下意识地纠正了逻辑警告我仍然可能存在的高烧时膨胀的世界的可怕残留。现在发现这个东西是一支巨大的多边形的费伯牌铅笔，四英尺长，粗细度与之相称。它一直作为陈列品挂在商店的橱窗里，她认为我垂涎于它，因为我垂涎于一切不太可能购买得到的东西。店主不得不给一位代理商打电话，一个叫利博纳的“医生”（好像这交易确实具有某种病理学上的重要性似的）。在可怕的一瞬间，我心想不知笔尖是不是用真的石墨做的。是用石墨做的。几年后我在侧面钻了个孔，满意地看到铅贯穿在整支铅笔之中——这是费伯公司和利博纳医生方面为艺术而艺术的完美的例子，因为这支铅笔实在太长了，没法使用，而且也不是为了使用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