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司法大臣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和玛丽亚·冯·科尔夫女男爵的儿子，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生在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死于一名刺客的子弹之下。十三岁以前他在家中接受法国和英国女家庭教师及俄国和德国男家庭教师的教育；从后者之一那里他获得并传给了我passio et morbus aureliani。一八八三年秋，他开始上一所在当时的加加宁街（想来在二十年代被短视的苏维埃人改了名字）上的“高级中学”（相当于美国的把“中学”和“大专”结合在一起的学校）。他想要出类拔萃的愿望是无法抑制的。一个冬夜，因为落下了指定的作业，他宁愿得肺炎也不愿在黑板前受嘲笑，希望能够及时地病上一场，便把自己暴露在极地的严寒之下，只穿件衬衫式长睡衣坐在打开的窗前（窗子朝向皇宫广场和它在月光下十分光洁的柱形纪念碑）；第二天早晨他身体依然十分健康，而他不该有的好运气是，病倒的恰是那个他害怕的老师。一八八七年五月他十六岁时完成了高级中学的课程，获得金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于一八九一年一月毕业。他到德国继续深造（主要在哈雷）。三十年后，他的一个曾和他一起在黑森林骑车旅行的同学，把我父亲当时带着的那本《包法利夫人》寄给了我寡居的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不可超越的明珠”——一个至今仍然适用的观点。
一八九五年他成了宫廷初等侍卫官。从一八九六到一九〇四年，他在圣彼得堡帝国法学院教授刑法学。作为宫廷侍卫官，在从事社会行为之前应该请求获得“侍卫大臣”的同意。自然，我父亲在《法律评论》上发表他著名的文章《基什涅夫大屠杀》时并没有提出请求，他在这篇文章里谴责了警方在一九〇三年推行基什涅夫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帝国裁定，他在一九〇五年一月被免去了宫廷里的头衔，在那之后，他和沙皇政府断绝了一切联系，坚定地投入了反对专制的政治活动，同时继续从事法律工作。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年他是国际犯罪学协会俄国分会的主席，在荷兰开大会的时候，如果需要，他把俄语和英语的讲话口译成德语和法语，反之亦然，自己找到乐趣，也令听众大感惊奇。他口若悬河地反对死刑。在公私事务上都毫不动摇地遵守自己的原则。在一九〇四年的一次官方宴会上，他拒绝为沙皇的健康干杯。据说他在报纸上泰然地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宫廷制服。从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七年他和Ⅰ·Ⅴ·黑森及A·I·卡明卡合编了俄国少数几种自由派报纸之一的Rech（《言论》），和法学评论杂志《法律评论》。政治上他是个“Kadet”，即立宪民主党——后来改名为更加恰当的人民自由党——的一员。苏联的词典编撰者们在少见的对他生平的评论中，对他的见解和成就作了虽然可恶却是徒劳的杂七杂八的论述，想必以他强烈的幽默感，他会觉得极其可笑。在一九〇六年，他被选为第一届俄国国会（国家杜马）议员，这是一个人道的、崇高的机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受到苏联宣传的影响，无知的外国出版家常常把它和古老的“贵族杜马”混为一谈！）。他在那里做了好几次精彩的演讲，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不到一年，当沙皇解散杜马的时候，一些议员，包括我父亲（如他在芬兰火车站照的一张相片上显示的那样，把火车票塞在帽箍下面）在内，到维堡去召开了一届不合法的会议。一九〇八年五月，他开始了三个月的监狱生活，这是对他和他们群体在维堡发表的革命宣言的多少有点迟来的惩罚。“V在今年夏天弄到‘Egerìas’〔斑点林蛾〕了吗？”他在从狱中秘密传递出来的一张条子上问道，这是通过一个被收买的警卫和一个忠实的朋友（卡明卡）传到我在维拉的母亲手里的。“告诉他我在监狱的天井里看到的只有黄粉蝶和菜粉蝶。”他释放后被禁止参加民众的选举，但是（在沙皇统治之下的一个十分普遍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却可以自由地在尖锐的自由派杂志《信论》中工作，他每天为此投入多至九个小时的时间。在一九一三年，因为他从基辅发出的一篇报道，他被政府象征性地罚款一百卢布（约等于现在同等数目的美元）。在基辅，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审判后，贝利斯被判无罪，他并没有为了“祭祀仪式”的目的杀死一个基督教男孩：正义和公众舆论在旧俄国偶尔仍旧能够取胜；而旧俄国只剩下五年的时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被派往前线。最终他被派到圣彼得堡的参谋部。军人的道德使他没有积极参加到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一次自由派革命的动乱中去。从一开始，历史似乎就急切地要剥夺他在一个西方模式的俄罗斯共和国里充分展现政治家的伟大天才的机会。在一九一七年临时政府的初期——也就是说，在立宪民主党仍旧参与其中的时期——他在内阁会议中担任重要但是并不引人注目的执行书记的职位。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季，他被选入立宪会议，结果却在它解散时被精力充沛的布尔什维克的水手们逮捕。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命令和收回成命的命令造成的混乱有利于我们这方：父亲沿着一条幽暗的走廊往前走，看见尽头处有一扇开着的门，出门走上了一条小街，前往克里米亚，只带了他预先嘱咐他的贴身男仆奥西普给他放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的背包，和我们好心的厨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主动加上的一包鱼子酱三明治。从一九一八年中到一九一九年初，在布尔什维克的两次占领之间，在和邓尼金军队中的好战分子的不断摩擦中，他是一个地区——克里米亚地区——政府中的司法部长（“少法部长”，他常常挖苦地说）。一九一九年他开始了自愿流亡的生活，先是住在伦敦，然后在柏林，在那里，他和黑森合作编辑自由派的流亡者日报Rul'（《舵手》），直到一九二二年被一个明险的暴徒暗杀，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任命为俄国移民事务行政官员。
想要列出他发表在各种期刊，如《言论》或《法律评论》上的实实在在是数以千计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在后面的一章里我谈到他的一本具有历史趣味的书，是关于在战时对英国进行的一次半官方性质的访问的。他的一些涉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的回忆录被收集在黑森在柏林出版的《俄国革命文献》中。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他在伦敦国王学院以“苏联的统治和俄国的未来”为题发表了一篇演说，一周以后刊登在《新联邦》第十五期的增刊上（整齐地粘贴在我母亲的剪贴簿上）。同年春天，我在剑桥大学为大学倶乐部组织的辩论会做准备时，把父亲文章的大部分都背了下来；（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辩护士是一个来自《曼彻斯特卫报》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是记得我在背完了记在脑子里的东西以后，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政治讲话。父亲去世前两个月，流亡者的杂志《戏剧和生活》开始连载他对童年的回忆（他和我此时有了重叠——时间太短了）。我看到里面精彩地描述了第三高级中学他的那位学究式的拉丁语老师发脾气之可怕，以及父亲从很早就开始了的对歌剧的终生热爱：他想必听过一八八〇到一九二二年之间的几乎每一个一流欧洲歌唱家的演唱，虽然不会演奏任何音乐（除了非常庄重地奏出《鲁斯兰》序曲的开头部分的和弦之外），却记得他最喜欢的歌剧的每一个音符。沿着这条震动的琴弦，一个漏过了我的传承优美旋律的基因，从十六世纪的那位管风琴手沃尔夫冈·格劳恩开始，流经我的父亲到了我儿子的身上。
仅仅是在不久以前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一部重要的Sbornik statey po ugolovnomu pravu（刑法文集），是在一九〇四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这本书极为罕见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册（原先是一位叫米哈伊尔·耶夫格拉福维奇·霍杜诺夫的人所有，这是用紫墨水印章打在扉页上的）是一位好心的旅行者安德鲁·菲尔德一九六一年访问俄国时在旧书店里买了送给我的。这是一本三百一十六页的书，包括了十九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一九〇二年写的《性犯罪》），父亲在某种奇怪的意义上颇具预言性地讨论了（在伦敦）“à l'âge le plus tendre小姑娘，就是说，八到十二岁，成了好色之徒的牺牲品”的案例。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对各种反常行为表现出了一种极其开放和“现代”的态度，附带着给“同性恋”造了一个便利的俄语词：ravnopolïy。
我面前有一本黑布面装订的破旧的大剪贴簿。里面收集有旧的文件，包括学位证书、草稿、日记、身份证、铅笔写的便条，以及一些印刷品，我母亲在布拉格去世之前一直由她精心保管，后来，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六一年之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迁。靠着这些文件的帮助和我自己的回忆，我写出了父亲如下的简短的传记。
他写了大量的东西，主要是关于政治和犯罪学方面的文章。他熟知好几个国家的散文和诗歌，能够背诵几百首诗（他最喜欢的俄国诗人是普希金、邱特切夫和费特——他发表过一篇关于费特的很好的文章），是一个狄更斯权威，除了福楼拜之外，还高度评价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依我之见是三个令人生厌的平庸之辈。他曾经承认，创作一篇故事或一首诗歌，任何故事或诗歌，对他来说都和制造一台电动的机器一样，是难以理解的奇迹。但另一方面，他写法学和政治方面的文章则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的写作风格得体、尽管颇为单调，即使在今天，虽然里面充斥着来自古典文学教育的古老的比喻和俄罗斯新闻写作的夸张的陈词滥调，仍然有着——至少对我迟钝了的耳朵而言——自身特有的吸引人的古老的尊严，和他多彩的、富有奇趣的、常常是充满诗意的、有时粗俗的日常言谈形成强烈的对照。保存下来的他的一些声明（以“Grazhdane！”开头，意思是“Citoyens！”）和社论的草稿是以描红簿式的斜体、极其明快流畅、均匀得难以相信的字迹写出来的，几乎没有任何修改，有一种纯净、一种确信、一种思想和物质的共同作用，把它和我自己的贼眉鼠眼的字迹和凌乱的草稿、和现在对我花了两个小时描写他两分钟时间内写下的完美的书法的字行进行大屠杀般的修改和重写、再修改相比，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草稿是他当时思想的誊清稿。他就这样以惊人的自如和速度（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座凄凉的宫殿的教室里的儿童书桌前）写出了米哈伊尔大公（在沙皇声明他和他儿子放弃王位后的下一个王位继承人）退位的全文。难怪他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演说家，一个具有“英国风格”的沉着冷静的雄辩家，他回避使用剁肉的手势和煽动家们辞藻华丽的狂吠，而在这一点上，我这个如果面前没有一张打好了字的纸，就是个可笑的用词不当的家伙的人，一点也没有继承下来。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此后每一年，在我们这个重视纪念日的家庭里，都一丝不苟地纪念这个日子）他和乡间邻人二十一岁的女儿叶连娜·伊万诺夫娜·卢卡维什尼科夫结婚，生了六个子女（第一个是个死产男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