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时年三十五岁，和七岁的我，一九〇六年在圣彼得堡。我还很快发现，一位沉溺于自己安静的探索之中的“鳞翅家”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奇怪反应。有多少次，当安排好了要去野餐，而我颇为不自然地企图不引起注意地把自己简陋的工具放进有一股沥青味（用一种沥青制剂使苍蝇不来叮马）的敞篷大马车里，或者放进有茶叶气味的欧宝折篷汽车里（四十年以前，汽油就有这种气味）的时候，某个堂兄弟或姑妈就会说：“你真的就非得带上那个网吗？你就不能像个正常的男孩子那样快活地玩吗？难道你不觉得你在扫大家的兴吗？”在巴伐利亚的巴特基辛根，在一块标着NACH BODENLAUBE的路标附近，我正要跟父亲和威严的老穆罗姆采夫（四年前的一九〇六年，他曾是第一届杜马主席）一起去远足，后者将他大理石般的脑袋转向我，一个感情上容易受到伤害的十一岁男孩，带着他著名的严肃神情说：“尽管跟我们来，但是不要追蝴蝶，孩子，那会破坏走路的节奏。”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克里米亚黑海边的一条小路上，在开着柔软光滑的花朵的灌木丛中，一个罗圈腿的布尔什维克哨兵企图逮捕我，因为我给一艘英国军舰发信号（他说，用我的捕蝶网）。一九二九年夏天，我每一次穿过东比利牛斯的一个村庄，并且恰巧回头看的时候，总会看见在我身后，村民们僵在我经过他们那一刻时所处的各种姿态之中，仿佛我是所多玛而他们是罗得的妻子。十年以后，在阿尔卑斯山近海地区，我有一次注意到，草在我背后呈蛇形起伏，因为一个肥胖的乡村警察跟在我后面，肚子贴地蜿蜒爬行，看我是不是在诱捕燕雀。对于我的用网捕捉活动，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表现出更大的病态的兴趣——也许是因为我到美国去定居时已经四十出头了，人年纪越大，手里拿个捕蝴蝶网看起来就越古怪。严厉的农民要我注意“不得捕鱼”的告示；从公路上驶过我身边的汽车里传出过阵阵嘲笑的放纵喊叫；没精打采的狗，尽管对最恶劣的游民毫不在意，却振作起来扑向我，朝我狂吠；小娃娃们把我指给他们迷惑不解的妈妈看；宽宏大量的度假者们问过我，是不是在逮虫子做鱼饵；一天早晨，在圣菲附近的一片被正在开花的高高的丝兰装点得喜气洋洋的荒原上，一匹黑色的大母马跟了我一英里多。
（《在火堆旁》）
在我们另一侧是耸然直立的岩石；
请不要询问；
弟弟谢尔盖和我，一个一岁，一个两岁（看起来像有头发和没有头发的同一个婴儿），一九〇一年十二月摄于比亚里茨。想来我们是从那年冬天所居住的波城去到那儿的。对第一次到法国南部去的那次旅行，我唯一的记忆是：一片闪闪发光的湿屋顶。此后有过其他的旅行，两次去到比亚里茨（一九〇七及一九〇九年的秋天）两次去到里维埃拉（一九〇三年末及一九〇四年初夏）。砾石上地衣模仿
作者父亲和母亲叶连娜·伊万诺夫娜·卢卡维什尼科夫（一八七六——一九三九）一九〇〇年摄于他们在圣彼得堡省的维拉宅的花园平台。父母身后园子里的白桦和冷杉树和一五七页的那张从前的一个夏天所照的照片上背景里的树木是一样的。Traverse les prés embaumés
山谷和岩石之间是一条
此刻在呼吸。
他来的第二天早晨，我想尽办法偷偷离开宅子去进行我上午的跋涉，不让他知道我去了哪里。我连早饭也没有吃，歇斯底里地匆匆拿上网子、药筒子和杀虫瓶，从窗子逃了出去。一旦进入了树林我就安全了；但是我仍然继续往前走，小腿打颤，眼睛里满是滚烫的泪水，当我想象我那可怜的朋友，拉着苍白的脸、系着黑领带没精打采地在炎热的花园里转悠——没事可干只好拍拍气喘吁吁的狗，使劲为我不在给自己找理由——我浑身上下因羞愧和自我憎恶而抽搐起来。
有关这个方面，我想起了一个同学来访的事，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少年，曾和他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他是在一个夏夜——我想是一九一三年——从大约二十五英里外的一个城镇来的。他父亲不久前死于事故，家庭破落了，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这个勇敢的孩子一直骑车走了那么多英里来和我一起待上几天。
扑动，沙沙和卜卜作响……
在杰克逊洞和大峡谷，在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的山坡上，以及在纽约州奥尔巴尼附近的一片远近驰名的松林泥炭地上，生活着并将继续一代又一代、比书的版次更多地生活着我称为新品种的蝴蝶。我的好几种发现已经被其他人研究过了；有的以我的名字命名。其中之一，纳博科夫尺蠖蛾（Eupithecia nabokovi McDunnough），是我在一九四三年的一个夜晚，在犹他州詹姆斯·劳克林的阿尔塔小舍的落地大观景窗的玻璃上捉住放进盒子里的，它极富哲理地与螺旋发展的主题相切合，这个主题开始于一九一〇年左右的奥雷德兹的树林——或许更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新地岛的那条河边就开始了。
这是对在英国被称为橙黄蛾的雄性尺蠖蛾在黄昏时出没飞行的绝对精确的描写；还有法尔格关于一座花园的极为迷人的确切用语（在《四天》中），花园在夜幕降临时se glace de bleu comme l'aile du grand sylvain（杨树彩蝶）。在英语诗歌中极少的几个真正的鳞翅昆虫学的意象中，我最喜欢的是勃朗宁的：
有一次到国外旅行时，我曾把一种稀有的飞蛾蛹留在我们的乡间医生那儿，他写信给我，说全都孵得很好；但是事实上这些珍贵的蛹到了一只老鼠嘴里，我回来后，这个骗人的老头拿出了一些普通的蛱蝶，想来必定是他匆忙从自己的花园里捉来，往繁殖笼里一放，作为貌似可信的替代（他这么认为）。比他强的是一个热心的厨师助手，他有时把我的工具借去，两个小时以后带着一袋子活跃的无脊椎生命和别的几样东西凯旋而归。他会开用一条绳子系紧的网口，倒出丰富的战利品——一大堆蚱蜢、一些沙子、在回家的路上出于节俭采摘的一个蘑菇的两半、更多的蚱蜢、更多的沙子，和一只遍体鳞伤的小白蛱蝶。
会是一只身披绸缎的彩蝶
飞蛾的斑点，而小小的羊齿植物将它们的
夹在巨大的砾石中的小路
在蓝色的天花板上
在法国诗歌中，缪塞的著名诗行（在《柳树》中）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
齿形叶边贴合在光滑的岩块上
让我客观地审视一下自己的恶习吧。除了我的父母，没有人真正理解我的迷恋，很多年以后我才遇到了同病相怜的人。我最先明白的事情之一是，自己收藏品的增加不能依靠别人。一九——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女士走进我的房间，手里拿着本书，说她想要让我看看卢梭是如何机智地（出于对植物学的偏爱）指责动物学的，而那时她把自己肥硕的身躯落进椅子里的重力过程已经到了我痛苦的呼号也阻止不了的地步：我刚巧把一个有玻璃盖的陈列柜里用的盘子放在了椅座上，盘子里有长长的一系列漂亮的大白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被刺痛了的虚荣心：肯定不可能把事实上已经被它毁掉了的东西归罪于她的体重；她的第二个反应是安慰我：Allons donc， ce ne sont que des papillons de potager！——这只能使事情更糟。新近刚从施陶丁格处买来的一对西西里的蝴蝶也被压坏，受到了损伤。一个巨大的比亚里茨蝶的标本被完全损坏了。被毁的还有我的一些精选的本地捕获品。在这些里面，这一个种属中和加那利族相似的一只畸变了的蝴蝶的标本也许可以用几滴胶水修复；但是一只珍贵的雌雄嵌体蝴蝶——左侧雄右侧雌——的腹部找不到了，翅膀也掉了下来，被永远毁掉了：你可以把翅膀重新粘上，但是却不能证明四个翅膀都属于那个钉在一枚弯大头钉上的没有头的胸部。第二天早晨，带着一副极为神秘的样子，可怜的女士动身到圣彼得堡去，晚上回来时给我带来了（“比你那些菜粉蝶要更好的东西”）固定在石膏上的一只平庸的乌拉尼亚飞蛾。“你是怎样地拥抱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啊！”十年后当她在创造一个崭新的过去的时候这样大声说道。
飞进房间里的
此刻我停落在一朵优美的花上
普通人是多么不注意蝴蝶，真是令人吃惊。为了让我那对这一点表示怀疑的同伴明白，我故意问帆布背包里装着加缪作品的健壮的瑞士徒步旅行者，他在沿小路下山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蝴蝶。“没有，”他平静地回答道。而大群的蝴蝶刚刚才在那里让你我开心不已。可是，下面的情况也是真的，当我回忆有关一九〇六年前的一个夏季——也就是说，在我的第一份地点标签上的日期之前——的一条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以后再也没有去过的小路的形象的时候，却连一只翅膀、翅膀的一次扇动、一道天蓝色的闪光、一朵亮闪闪的点缀着飞蛾的花都没有能够看得出来，就好像有人在亚德里亚海岸上施行了一种邪恶的妖术，使那里所有的“鳞翅们”（如我们中间爱用俚语的人所说）都隐了形。一个昆虫学家有朝一日在一位兴高采烈、已经摘下了防护帽的植物学家旁边，跋涉在一颗类似的行星上的令人惊骇的植物群中，眼前却连一只昆虫也看不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就这样（奇特地证明了一个奇特的事实：只要可能，一个人幼年时的景象会被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制片人用做我们成年后梦境的现成背景），我的某个反复出现的噩梦里的那座海边的山顶上——我曾在清醒时把一张可折叠的网偷偷弄到了那里去——长满了生机勃勃的百里香和草木犀，但是却不可思议地缺乏那儿应该具有的任何蝴蝶。
Le phalène doré dans sa course légère
我从哪里来，又匆匆去到何方
还有费特的“蝴蝶”的独白：
确实，我在感情或食欲、志向或成就方面体会到的东西，在丰富多彩性和强度上很少能够超越探究昆虫学时感到的激动。从一开始它就具有许多相互辉映的方面。其中之一是独处的强烈愿望，因为任何伙伴，无论多么安静，都会妨碍我专心致志地享受我的癖好。要满足它是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和例外的。我十岁的时候，男女家庭教师就已经知道，上午是属于我自己的，于是都小心地避开。
在俄国大诗人的作品中，我只能找到两个真正能给人以美感的鳞翅目的意象：蒲宁对无疑是一只蛱蝶的完美无瑕的形象再现：
我在各种气候区、在各种装扮下捕捉蝴蝶：一个穿灯笼裤戴水手帽的漂亮小男孩；一个穿法兰绒裤子戴贝雷帽的四海为家的瘦长侨民；一个穿短裤不戴帽子的胖老头。我的陈列柜大多和我们的维拉住宅有着共同的命运。在我们城里住宅中的那些，以及我留在雅尔塔博物馆里的小小的补充部分无疑已经为皮囊虫和其他害虫所毁。我在流亡期间开始收集的一批南欧品种的收藏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丢失在了巴黎。从一九四〇到一九六〇年期间我在美国捕捉到的（几千种标本，包括极其稀有的珍品和类型）都在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物馆中，它们在这些地方比在托木斯克或阿托木斯克要安全。难以置信的快乐记忆，事实上几乎可以和我对俄国童年的记忆相媲美的，是和我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所做的研究工作（一九四九一——一九四八）联系在一起的。同样使我感到快乐的，是在二十年期间几乎每一个夏天都要从事的、走遍我移居的国家大多数州的采集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