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年夏初和上一年整个夏季，塔玛拉的名字在我们的宅第中（禁止擅入）和奥雷德兹河对岸我舅舅的庄园里（严禁擅入）各处不断意外地出现（以命运在认真时典型的故作天真状）。我会发现它被用小棍写在园林里大道的发红的沙地上，或者用铅笔写在刷白了的边门上，或者新刻在（但是没有刻完）某张古老的长発的木头上，仿佛大自然在给予我塔玛拉的存在的神秘预告。那个寂静的七月下午，当我发现她一动不动地（只有她的眼睛在动）站在白桦树丛中的时候，她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在那儿生下的，在那些警惕的树木之中，具有神话中显灵的无声的完美。
她啪的一声打死了她正等着它落下的那只马蝇，然后去追赶在呼唤她的另外两个不如她漂亮的姑娘。不久，从河的上方一个有利地位我看见她们步行过桥，高跟鞋发出轻快的咔嗒咔嗒声，三个人都把手塞在海军蓝外衣的口袋里，因为有苍蝇，她们不时地晃动着系着丝带插满了花的头。很快我追踪着塔玛拉到了她家在村子里租的不大的dachka（避暑别墅）所在之处。我会在附近骑马或骑自行车，常常在一阵突然的炫目的爆炸感中（然后我的心脏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落到的地方回到原处），在路的这个或那个乏味的拐弯处遇见塔玛拉。大自然先是除去了她的一个女伴，然后又除去了另一个，但是直到八月——是一九一五年八月九日，以彼得拉克式的准确说法，那个季节里最晴朗的一个下午的四点半钟，在有七彩玻璃窗的那座亭子里，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了我的擅入者进来了——直到那时我才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她说话。
透过仔细擦拭的时间的镜头，她面貌之美仍然是离得那么近、那么光彩照人。她个子不高，稍趋丰满，但是非常优雅，有修长的脚踩和柔软的腰肢。些许鞑靼人或切尔克斯人的血统也许是她快活的黑眼睛的眼角稍稍上翘，以及她容光焕发的脸颊皮肤微黑的原因。轻柔的汗毛，和在扁桃类水果上能够看到的那样，以纤细明亮的边缘勾勒出她的身影。她埋怨自己深棕色的头发老是打理不平整，让她烦恼，并扬言要剪短它，而且一年以后确实把它剪短了，但是我总是回忆起它最初的样子，紧紧地编成一根粗辫子，成环形扎在脑后，用巨大的黑丝带大蝴蝶结系牢。她可爱的脖子总是裸露着，即使在圣彼得堡的冬天也是如此，因为她设法得到允许，免掉了俄国中学女生校服上那令人窒息的领子。每当她讲了句有趣的话，或者从她记得的大量二流诗歌中背诵一首重复简单韵律的诗歌时，她会鼻孔微张顽皮地轻轻哼一声，非常动人。然而对她什么时候是认真的而什么时候不是，我从来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她随时发出的荡漾着的笑声，她快速的话语，她卷小舌音很强的“r”音，她下眼皮上柔和湿润的闪光——确实，她所有这些特点全都使我心醉神迷，但是不知怎的，它们不是暴露出她这个人，而往往是形成一幅艳丽的面纱，每次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她的时候，就会被缠在面纱里面。当我对她说我们在一九一七年末我一毕业就结婚的时候，她总是平静地叫我傻瓜。我设想她的家的样子，但是很模糊。她母亲的名字和父系的姓（这是我对这位女性所知道的一切）具有商人阶级或神职人员的意味。她的父亲，我得出的印象是，对家庭几乎毫不关心，他是南方什么地方一个大庄园的管家。
在黑暗的雨夜，我会把自行车灯装满神奇的碳化钙小块，挡着防止大风把火柴吹灭，点燃了灯罩里的白色火焰，然后小心翼翼地骑进黑暗之中。车灯投下的圈亮光能够照出在路中间的一系列小水坑和路两旁长长的草地之同的潮湿平滑的路肩。像一个摇摇晃晃的幽灵，当我开始下山向小河骑去时，那道苍白的光线会在拐弯处扫过一道黏土堤岸。在桥的对面，路又向上和罗日杰斯特维诺—卢加公路相交，就在交叉处往上一点，湿淋淋的茉莉丛间有一条小径沿一道陡坡而上。我不得不下车推着自行车走。当我到达坡顶时，我的苍白的灯光掠过舅舅那阒然无声、百叶窗紧闭——可能和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同样阒然无声、百叶窗紧闭——的宅第背后有六根柱子的白色柱廊。在那里，从那个拱形结构隐蔽处、目随着我蜿蜒而上的灯光，塔玛拉会等着我，背靠着一根柱子高踞在宽宽的挡墙上。我会灭掉灯，摸索着向她走去。人们很想更为明晰流利地讲述这些事情，讲述他总是希望能够免遭囚禁在文字的动物园里的许多其他的事情——但是挤在房子近旁的古老的欧椴树在不平静的黑夜里的吱嘎涌动淹没了摩涅莫辛涅的独白。它们的叹息声会消退。可以听见门廊一侧的雨水管道里，一股小小的闲不住的雨水不停地汩汩流淌。有时，别的沙沙声搅乱了树叶上雨声的节奏，会使得塔玛拉向想象中的脚步声转过头去，那时，在一线微光下——现在升起在我记忆的地平线上，尽管有着那些雨水——我能够分辨出她脸的轮廓，但是没有使她害怕的东西和人，于是她会轻轻呼出屏了片刻的那口气，再度闭上眼睛。
那年秋天来得早。八月底，一层层落下的枯叶已经堆积得齐脚踝深了。有奶黄色边缘的黑色丝绒般的黄缘蛱蝶在林中空地上轻快地飞过。那年夏天弟弟和我被交托给一位家庭男教师，由他以古怪的行径照看。他常常躲在灌木丛中，为的是借助于一架他在阁楼上发现的旧望远镜监视塔玛拉和我；但是有一天，轮到这位偷窥者被我舅舅的紫红鼻头的老园丁阿波斯托尔斯基注意到了（顺便说一句，对于除草姑娘，他是头了不起的小猎兔犬），他好心地向我的母亲报告了。她不能忍受窥探行为，此外（虽然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起过塔玛拉），从我以值得称赞的客观精神背诵给她听的、她充满深情地抄在一本专门的大本子里的诗歌中，有关我的浪漫史她想知道的都知道了。我父亲和他的军团在一起，没有在家；当他一个月后从前线归来，获悉了这件事之后，他感到有责任问我一些相当难堪的问题；但是母亲心灵的纯洁支持着她、并还将支持她渡过更大的难关。她满足于疑惑地但仍然带着温情地摇摇头，并告诉男管家每晚在亮着灯的露台上给我留点水果。
我把我可爱的姑娘带到树林里所有那些秘密的地方，我曾经如此热烈地幻想在那些地方遇到她、塑造她。在某一片特别的松林中，一切都实现了，我撩开了想象编织而成的东西，我尝到了现实。由于那年我舅舅不在家，我们还可以自由地在他那巨大的、茂密的、已有两个世纪历史的园林中漫游，它的以一座中央喷泉为中心呈辐射状的主路和迷宫似的曲折小径上，有长了绿苔的传统的跛足者石雕。我们按乡间的样子“甩着手”走路。我在远处的老普里亚波斯托尔斯基善意的目光下，沿着沙砾车道边为她摘下大丽花。我总是送她回家，或到家的附近，或至少送到村子的桥头，这时我们就不觉得那么安全了。我记得在某扇白色的大门上把我们俩的名字以奇怪的昵称连在一起的粗鲁的涂鸦，以及和村里的白痴的涂写稍微隔开一点的那句用我熟悉的粗硬笔迹写下的格言“谨慎是激情之友”。有一次在日落时分，在橘红色和黑色的小河附近，一个手里拿着一条短马鞭的年轻的dachnik（度假者）经过时向她点头致意；因此她像个小说里的女孩子那样脸红了，但只是强烈地嘲笑了一句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骑过马：还有一次，当我们在公路的拐弯处出现的时候，我的两个妹妹由于狂热的好奇心，差点从拐向桥去的家用红色“鱼雷”车上掉下来。
我第一次遇见塔玛拉——给她一个和她真实的名字有同样色彩的名字——的时候，她十五岁，我比她大一岁。地点就在圣彼得堡以南崎岖而美丽的乡间（黑色的冷杉树，白色的白桦树，泥炭沼，草田，以及荒漠）。一场遥远的战争久拖不决。两年以后，那传统的解围之神，俄国革命，发生了，导致我离开了那难以忘怀的景色。事实上，那个时候，在一九一五年七月，隐约的预兆和幕后的议论、难以置信的动乱的炽热气息都对所谓的俄国诗歌的“象征主义派”产生着影响——特别是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