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脸笑容，弯腰欠身（以一个俄国激进分子的过于热情的方式），往后退了几步，转过身，步子轻松地继续前行，而我也拾起了我那首诗的思路。就在我干别的事情的那短暂的时间里，在我已经串起来了的词语身上似乎发生了些什么：它们看起来不像在被打断前那么光彩夺目了。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些怀疑，我经营的会不会是假货。幸运的是，这挑剔感觉的冷光的闪现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试图表现的那激情又一次占据了主导地位，把它的媒介带回到幻想的生活中去。我审视的行行词语再度变得如此夺目，它们小小的胸脯鼓起，制服整齐，使我把从眼角注意到的萎靡不振归结为纯粹的想象。
在午后不久的强烈暑热中，长凳、桥和树干（事实上是除了网球场之外的所有一切）都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变干，很快，我最初的灵感已经所剩无几了。虽然那明亮的缝隙已经闭合，我仍固执地继续创作。我的工具碰巧是俄语，但其实也不妨是乌克兰语，或基础英语，或沃拉卜克语。我在那些日子里创作的那种诗歌只不过是我做出的还活着、经受着或已经经受过了人的某种强烈感情的表示。与其说它是个艺术现象，不如说是个指明方向的现象，因此可以比做路边岩石上画的条纹或一堆标志山路的柱子形石堆。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诗歌都是和位置有关的：试图表明一个人就被意识所接受的宇宙而言的位置，是一种亘古及今的强烈欲望。意识之臂向外探伸摸索，越长越好。阿波罗身体自然的一部分是触角而非翅膀。维维安·布拉德马克，我的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在晚年常常说，科学家看到空间中一点上发生的一切，而诗人则感受到时间中的一点上发生的一切。他陷入沉思之中，用魔杖般的铅笔轻轻叩击膝盖，而在这同一瞬间，一辆汽车（纽约州的牌照）在路上开过，一个小孩砰地关上邻家房子门廊的纱门，一个老人在土耳其斯坦一片雾蒙蒙的果园里打哈欠，一颗熔渣灰颜色的沙粒在金星上被风吹得翻滚着，格勒诺布尔的一位叫雅克·希尔斯的博士戴上了阅读用眼镜，无数这类琐事在发生着——所有这一切都在形成事件的瞬间的和透明的有机体结构，而诗人（坐在纽约州伊萨卡的一把草坪椅上）则是这一切的中心。
那年夏天，要我开发“宇宙同步”（再次引用我的那位哲学家的话）的任何宝藏实在是过于年轻，是做不到的。但是至少我确实发现，一个希望成为诗人的人必须具备同时思考几件事情的能力。在伴随着我创作第一首诗的懒散的漫步的过程中，我碰上了乡村小学的校长，一个热切的社会党人，一个好人，极为爱戴我的父亲（我再一次欢迎这个形象），总是拿紧紧的一束野花，总是在微笑，总是在出汗。我一面有礼貌地和他谈论父亲突然进城，同时却同样清晰地不仅注意到他的枯萎着的花朵、飘垂的领带和鼻孔肉涡上的黑头粉刺，而且还注意到了远处传来的杜鹃低沉的啼声、停落在大路上的一只西班牙女王蛾的闪光，以及记忆中对我去过一两次的乡村学校通风良好的教室里的图片的印象（放大了的农业害虫和大胡子俄国作家）；还有——继续开列出一份表格，它不能充分表现整个过程那超凡的简明——某个完全不相关的回忆的悸动（我丢失的一个记步器）从相邻的一个脑细胞里释放了出来，我正在咀嚼的一根草茎的味道和杜鹃的啼声及豹纹蝶的飞去混合在一起，而在所有时间里我一直都浓烈地、安详地感觉到自己多层次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