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当前情绪所惑的正直的人，能做些什么挽回这种损失呢？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仍旧如此激昂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筹划出一场真正大格局的国际大会的。另外，对于恢复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存在的心理抵触情绪仍过于强大，只靠少数高瞻远瞩的有识人士，一时还无法将其战胜。这些有识之士在推动恢复国际组织的重大任务上，可以与世界范围内的志同道合者保持密切联系，坚定不渝地在各自领域里捍卫国际主义事业。大规模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一定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次表达感谢的机会，尤其是对众多的英国同事，在这段艰苦岁月里，他们始终表现出对保卫知识分子的国际组织的强烈意愿。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有极大的期望。与其说它是建立在对科学家的智力和崇高品德的信心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迫切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家，甚至哪怕是保守的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也别无选择，不得不去支持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
[4] 原文为拉丁文：senatores bani viri, serzatus autem bestia。——编译者注
[3] 比如，1920年9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共有来自27个国家的200位数学家与会，但前同盟国的成员被排除在外。——编译者注
[2] 国际科学院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于1899年10月在德国威斯巴登创建。到191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实际解散为止，已有24个科学院加入。——编译者注
无论在什么地方，官方干巴巴的声明都不如比个人充满情感的态度好。善意的人应该记住这句话，不让自己被激怒或是被误导：元老院议员大都彬彬有礼，元老院却无恶不作。[4]
战争期间，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达到顶峰时，埃米尔·费歇尔[1]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了一句名言：“先生们，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的。这一点你们是无法改变的。”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始终都知道这一点并对此有强烈的感受，即便在政治纷扰的时代，他们被心胸狭隘的同事孤立时，也坚持如此。在上次战争期间，各边阵营选出的代表大多背弃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2]被解散了。以前召开的和今后还将召开的学术会议，都不允许有来自过去敌对国家的学者参会。[3]愈演愈烈的政治考虑，使得纯粹的客观性无法占据优势，而没有客观性，我们伟大的目标终将化为泡影。
[1] 费歇尔（Emil Fischer，1852—1919），德国化学家。1915年，为了报复法兰西科学院逐出德国人，某些德国科学家提出将法国通讯院士从普鲁士科学院除名。这一提议遭到了费歇尔的反对。——编译者注
“一战”结束后，德法两国之间弥漫着相互仇恨的情绪。德国政治家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1869—1944）请求爱因斯坦为一本倡导和平主义的手册写稿，计划的题目是《即将诞生的世界机构——国际关系小手册》（Die werdende Welteinheit. Kleines Hand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由哈里·凯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1868—1937）和施特勒贝尔共同编辑。爱因斯坦接受邀请写了这篇文章，但此书似乎并未出版。
施特勒贝尔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德国人权联盟（Deutsche Liga für Menschenrechte）领导人之一。1922年，德国人权联盟与法国的对应组织一起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要求两国声明放弃民族主义，实现和解。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