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永远忠诚的， A.爱因斯坦 柏林，1922年9月11日
7. 对于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只能作为外行人非常谨慎地进行回答。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自己觉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对匮乏的恐惧是取得工作效益不可缺少的动机。我的观点是，社会可以减轻个人的经济斗争，但是不能取消它。
1.停战以来的贫困化，对各个大学的影响如何？
4. 很多政治谋杀的凶手，确实都在目前状况下失去了谋生手段；但是我不想说，糟糕的经济状况，是可悲的政治道德的下滑背后的唯一原因。毫无疑问，旧体制支持者在政治上的不宽容也部分地和传统有关。
5. 必须承认，协约国的政策极大地加剧了共和国政府的困难，尤其是对整体国民的不断羞辱，动摇了政府的威信。另外，这里的每个人都明白，强加在国家身上的赔款额，以现在的数目，无论怎样努力，根本无法实现。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相信，想用合理的方式，通过努力摆脱目前的困境，是没有希望的。这使得我们的经济活动陷入瘫痪，迫使人们逃税，把资本转到国外。
布雷斯福德[1] 回答
3. 在新的局势下，工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健康情况是否受到影响？
5. 协约国的政策是否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内部的困难？
2.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所下降？
6. 也许我们要承认，马克的稳定可能会带来某些暂时的困难，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尽早稳定马克，否则无法提供稳定的经济条件。德国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咨询当然是有利的，如果不是必需的话。
我认为在德国人民经历的这一可怕的生存危机之中，您的公开信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使得公众舆论加速回归理性。
6. 您是否也和很多人一样，担心德国马克突然稳定的后果？
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
感谢您满怀善意地向我提出关于德国经济状况的几个问题。您告诉我说您希望让英国公众了解关于时事的客观表述，以期有助于回归健康的政治关系。我感谢您提问背后的信任，并努力保证只讲自己完全相信和确定的事实。下面就逐一进行回答。
我希望自己正确理解并回答了您的问题。
亲爱的布雷斯福德先生：
本文于1922年9月11日提交，1922年10月6日发表于《新领袖》（The New Leader）1（1922）。
2. 显然，在困难时候，维持当前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工作相对来说报酬最好，而那些仅仅是为了经济活动的继续发展而展开的工作，甚至是纯文化目的的工作，在目前情况下就会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几乎所有的脑力工作都属于后者。一位同事有一次告诉我，现在的科学会议比以前少多了，因为与会者买不起火车票。绝大部分学生都需要依靠工作收入，学习成了第二职业。至于教师，我前面提到的脑力工作者的一般情况对他们也适用。
7. 科学研究者的经验能否带来希望，构建一个以社会服务而不是以索取为基础的社会？
3. 我知道现在普遍抱怨体力和脑力工作者的产出效率下降，但是不能肯定其原因有多少是营养不良，是对食物来源的担心，或是纯心理因素。毫无疑问，部分地由于过高的不断增加的赋税负担，人们觉得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为将来做准备，因此干劲衰竭。
4. 在德国发生的众多政治谋杀案是否与贫困有关？
提问
我觉得英国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简述如下：
1. 由于战争还有《凡尔赛和约》引发的局势，学者和教师的实际工资一直在降低。目前最多只有以前的20%，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远远不如。对于没有固定职位的脑力工作者，这个估计还是太高了。营养不良在脑力工作者和学生中非常普遍，另外书籍的费用已经变得如此难以承受，对精神生活和下一代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科学与艺术活动的生存，尤其是戏剧和期刊，愈发受到威胁，有些已经消失。独立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为生存而进行绝望的挣扎。这样的状况，尤其是对个人物质生存基础的持续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导致公众对专业工作和精神成果的需求明显降低。我坚信，如果现状继续下去，或者甚至进一步恶化，所谓中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会陷入底层。而中产阶级一直是我们精神传统的主要创造者和保存者。
我相信自己可以代表《新领袖》的读者们这样说，如果您能够宽宏地抽出时间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会非常感激。
[1] 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1873—1958）是20世纪上半叶最多产的英国左翼记者。——编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