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的回答：我坚持的原则是，和平主义问题的真正出路唯有建立超国家的仲裁法庭；该机构不同于当前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是，它本身将掌握能够执行其决议的手段。简而言之，是有常设军事组织的国际法庭，最好是设有警察机关。对于我的这一信念的精彩表述见戴维斯勋爵的《力量》一书[1]，我强烈建议每一位深切关注人类这一根本性难题的人都看一看这本书。
本文是爱因斯坦为了回应活跃的和平主义者布伦特·陶·阿林森（Brent Dow Allinson）在《政体》（Polity）杂志1934年11月号的文章《爱因斯坦，请为欧洲的和平发声》（Speak, Einstein, for the Peace of Europe）而写的，发表在该杂志1935年1月号上。
文中提到的戴维·戴维斯勋爵（Lord David Davies，1880—1944），是威尔士自由派政治家和慈善家，“新联邦协会”（New Commonwealth Society）的创始人，该协会提倡创建国际警察机构来负责执行安全协议。爱因斯坦于1933年春在格拉斯哥同戴维斯会面，随后两人很快便联手合作。
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我支持所有在我看来能使人类更加接近上述目标的举措。直到几年前，勇敢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拒绝参军的做法就曾是这样一种举措；但是这种做法——尤其是在欧洲——已不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手段了。当大国基本都有同样民主的政府，并且都不以军事侵略作为未来计划的基础，这时相当数量的公民拒绝服兵役的行为，确实有可能促使这些大国政府支持国际法律的仲裁。此外，这种抗拒有利于将公众舆论导向真正的和平主义。民众开始认为，国家向公民施压，要求他们履行军事义务的做法，不仅从伦理层面是不道德的，还是一种压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抗拒确实对最高利益起到了推动作用。
阿林森先生用一种友善的态度将我放在了被告席。对此我很高兴，因为它能让我借此良机公开地讲一些应该讲的事情。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消极抵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便是采用最英勇的方式。虽然最终的目标仍然一致，但不同的时机，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
或许当前的危机能有助于恢复友好邦交，并由此带来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这或许将成为眼下灰暗局面的希望一面，而此时持续稳定的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公众舆论朝正确方向发展。
然而，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强势的政府禁止其公民自由发表政治言论，并且还通过有计划地散布虚假消息来误导本国国民。同时，这些国家还建立了覆盖全体人口的军事组织，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构成了威胁。这些虚假消息通过言论受管制的媒体、集中控制的广播系统，以及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主导的学校教育进行传播。在符合上述情形的国家，拒绝服兵役意味着这部分有胆量反对的人会面临牺牲与死亡。在那些国民还存有部分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拒绝服兵役意味着文明世界理性尚存的部分所具有的抵抗力也遭到削弱。
正因如此，任何明智的人今天都不会赞成拒绝服兵役的做法，至少在当前危机四伏的欧洲是这样。
阿林森先生的指控简单概括起来是这样的：“几年前你公开号召人们拒绝服兵役。现如今——尽管国际局势变得出人意料的糟糕和严峻——你自己倒沉默起来，也许甚至收回了曾经说过的话。这是因为你的认知还是勇气，或是两者都遭到了各种事件的冲击？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请毫不犹豫地向我们证明你依然属于勇士的行列。”
[1] 《力量》（Force），Lord Davies, London, Ernst Benn, Ltd., 1934。——编译者注
因此，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当下必须寻找一个与先前较为和平的时期不同的行动方案。他必须朝这样的目标努力：让那些支持和平进程的国家尽可能地团结在一起，抑制那些建立在强取豪夺基础上的国家中的政治投机分子，降低他们实现战争计划的可能性。我脑海中想到的，首先是美国和大英帝国方面要采取深思熟虑、坚持不懈和步调一致的行动，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要将法国和苏联[2]联合在一起。
[2] 原文此处为“俄国”，按文章发表日期，改成“苏联”。——编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