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做？如果你有答案的话，麻烦你马上告诉我，我会立即照办。
如果被要求公开解释自己说过的所有话，即使是开玩笑、情绪高涨或者是一时愤怒时说的话，可能会令人觉得尴尬，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是被要求以你的名义解释别人说过的话，你又无法辩驳时，这才是真正糟糕的窘境。你可能会问：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谁身上呢？嗯，任何一个足以引起公众兴趣的人，在面对媒体采访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笑着说不相信，但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了，就让我向你娓娓道来。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有天早上来了一名记者，很友好地希望你告诉他一些关于你的朋友N的事情。起初，这样一个唐突的提议肯定令你感到愤怒。但是很快你就发现，你无法推托。如果你拒绝谈论，记者便会这样报道：“我向一位据称是N的好朋友询问关于N的事情，但他的这位朋友却小心回避问题。这件事本身应该能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了。”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你做出了如下回答：“N先生为人热情坦率，广受朋友喜爱。凡事他都能正面看待。他孜孜不倦，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中。他热爱他的家庭，并将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他的妻子……”对此，记者的版本则是：“N先生对任何事都不是很较真儿，并具有讨人喜欢的天赋，尤其是他精心培养出的热情而又迷人的形象。他是自己职业的奴隶，无力动脑去想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花心思。他宠爱他的妻子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对她唯命是从……”
1921年8月10日，爱因斯坦在写给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学教授西尔伯斯坦（Ludwik Silberstein，1872—1948）的信中，谈到了新闻媒体为了达到轰动效应，不惜采取手段歪曲对采访者的观点的现象。事实上，无论被采访者如何回答，媒体都能引起轰动。这应该是“标题党”的前身。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1年春天，爱因斯坦开始他为期两个月的赴美访问，其间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他返回柏林后，于6月29日接受了荷兰语报纸《新鹿特丹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记者的采访。在7月4日发表的这次采访中，有爱因斯坦对美国生活发表的一些贬义的评论。1921年7月7日，《柏林日报》（晨版）发表了该采访的德文版。两天后，英译文在美国多家报纸上转载，引起“芝加哥妇女的愤慨抗议”。这篇文章的内容还“引起了强烈的厌恶感”，芝加哥大学的许多科学家都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深感震惊，而像罗伯特·A.密立根（Robert A. Milikan，1868—1953）这样的人深信，这篇文章是记者的虚构。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夏季课程的西尔伯斯坦，请求爱因斯坦做出努力，因为“你的美国朋友想纠正这个问题”。为此，爱因斯坦在《柏林日报》（晨版）中刊登说明，声称这次访谈有“严重的歪曲”（grobe Entstellungen）。为了平息风波，他安排了另一次采访。1921年7月10日，第二次采访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晨版）上刊出；两天后，美国报纸也转载了，风波似乎因此平息了。西尔伯斯坦向爱因斯坦保证，会将这份文件的内容在科学界广泛分发。爱因斯坦同意这样做，但同时又指出，通过不断回到这一话题，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可能会被赋予太多的分量。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事实上，记者往往更会添油加醋，但是我想这恐怕对于你和你的朋友N来说已绰绰有余。第二天早上，当你的朋友N读到这些内容以及其他类似的报道时，无论他原本的天性是多么开朗和善良，他对你的愤怒都是无法遏制的。对他的这种伤害行为也给你带来了莫名的痛苦，尤其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