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英译本《我的世界观》中，最后还加上一段：“我本想给您写封长信，但却没有时间。”——编译者注
我的想法和您一样，非常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年轻人有机会，同时也必须参与生产。年长者应当被排除在某些工作之外——我称之为“无法胜任”的工作；作为补偿，他们将领取一定的养老金，因为他们先前已经做了足够多被社会认可的有意义的工作。
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瑞典建筑师卡尔·亚马尔·塞德斯特伦（Karl Hjalmar Cederström，1880—1953）的提问而写的。在英译本《我的世界观》里，收录了信的开头部分：
“亲爱的塞德斯特伦先生：
“谢谢您将您的方案寄给我，对此我非常感兴趣。由于对这一问题曾思考良久，我觉得有必要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坦率地告诉您。”
从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提议大部分局限在货币控制层面，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文中提到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策略。凯恩斯主张政府应介入劳动力市场，这成为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一大推动力。
我倾向于认为，国家对工作过程只能起到一种限制和调节的作用。它必须确保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健康范围之内，所有孩子都有机会健康成长，并且工资水平应提高到足以消费掉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由独立自主的专家秉承客观精神来制定措施的话，国家能够通过它的调节功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1]
我知道，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主张，劳动力上的每一项节省都将由需求的增长而得到平衡。但是，首先，我并不相信这一论点；其次，即便它是正确的，上面提到的因素也会一直起作用，迫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迅速下降到一个不合情理的低水平上。
我也赞成废除大城市，但不赞成把人们按照特定的类型分类，例如把老年人安置到特定的城市。坦白说，这个想法让我感到非常难受。
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弊端是劳动力市场中几乎不加限制的自由，同生产方式的超常进步结合在一起。为了满足当今需求的东西，人们早就不再需要所有可利用的劳动力了。这导致了失业以及工人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两者都降低了购买力，因而使整体经济循环降低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我也认为，必须避免货币价值的波动，可根据消费状况选择某类商品为标准来取代金本位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凯恩斯很久前提议过的。随着这种制度的引入，如果人们相信国家会真正合理利用由此产生的意外收入，那么与当前的货币状况相比较而言，人们也许会赞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在我看来，您的方案的弱点在于心理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您对心理层面的忽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不仅是生产上的进步，而且还有知识上的进步，这并非偶然。利己主义和竞争（令人遗憾！）比公益精神和责任感更加强大。在苏联，人们连一块像样的面包都没有……也许我对有关国家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事业太过悲观了，但我对它们也没抱多少期望。官僚主义会扼杀一些成就。我看到过也经历过太多可怕的前车之鉴了，即便在相对而言称得上典范的瑞士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