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法》无疑使国家权力的声望大为降低，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出台不可执行的法律更加损害政府和法律的尊严了。在这个国家，犯罪率危险攀升与这件事密切相关，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与这点显然矛盾的是，相比欧洲的情形，在美国，政府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让欧洲人惊讶不已的是，电报、电话、铁路和学校主要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这也许可以通过上面提到的个人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实现。这也意味着，尽管财产分配极不均衡，但并没有导致难以承受的艰辛。拥有财富的美国人比拥有财富的欧洲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常常还有自己的精力用来服务社会；（强大的）舆论也督促他们这样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可以留给积极主动的私人企业，相对而言，政府在这个国家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有限了。
我必须履行诺言，谈谈我对美国的印象。对我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在美国受到大众如此厚爱和盛情款待时，很难保持一种客观的观察者的态度。
但是在另一点上，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接近亚洲人，即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比欧洲人少。这是从心理层面来看，而不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
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在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可以牺牲安宁、闲适和安全。跟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目标，为未来而生活。生活对于美国人而言总是变化着的，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这一点而言，美国人比起欧洲人，与苏联人相对亚洲人之间的差距相去更远。
在我看来，《禁酒法》还在另一方面破坏了政府的权威。酒馆是一个让人们有机会对公共事务交换想法和观点的地方。我认为，这个国家恰恰缺少这样的机会，结果使得多数受利益团体操纵的新闻媒体对舆论施加了过度的影响。
首先说几句这方面的事情：
其次，让访问者感到喜欢的第二个印象是快乐、积极的生活态度。照片中人们脸上的笑容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象征之一。他们友善、自信、乐观，并且没有嫉妒心。欧洲人发现同美国人交往起来轻松愉快。
同美国人相反，欧洲人更挑剔，更具自我意识，不那么热心和乐于助人，在消遣娱乐和阅读方面品位更高。一般来说，欧洲人或多或少有点儿悲观主义者的倾向。
我由衷钦佩美国科学研究机构取得的成就。若将美国的研究工作逐渐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财富上的优越，则是不公正的；献身、耐心、同志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在其成功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再说一点观感。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技术先进国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它对国际关系形势的影响完全无法估量。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的民众至今没有对以裁军问题为首的国际重大问题表现出太多兴趣。即便只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上次战争[1]已经表明，各大洲之间不再有任何屏障，所有国家的命运都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意识到他们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袖手旁观的观察者角色同这个国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而且最终必将导致全世界的灾难。
至于艺术方面，我对现代建筑和日常用品所展现出的高雅品位深表钦佩。但是我发现，与欧洲相比，视觉艺术和音乐在民众心中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在这个国家里，对金钱的重视仍比欧洲严重得多。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善。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逐渐意识到，一条通向幸福和令人满意的生活之路并不需要占有多少财富。
首先，让访问者感到震惊的，是美国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优越性。美国的日常用品比欧洲的更加坚固，房屋设计也无比实用，一切都以节省人力为出发点。这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因而劳动力昂贵。劳动力的高昂刺激了技术辅助设备和工作方法奇妙的发展。人口稠密的中国或印度，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廉价劳动力阻碍了机器辅助设备的发展。欧洲处于两者中间。机器一旦高度发达，最终要比廉价劳动力还要便宜。出于狭隘的政治原因，欧洲的法西斯分子总是想增加自己国家的人口密度，看来他们应该留意这一点了。与这种焦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通过禁止性关税阻止外来商品进入……但是也不用指望一位天真的访问者过多思虑，再说，也不能完全确定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
[1] 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
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21年接受荷兰《新鹿特丹报》的一次采访。该谈话内容首次发表于1921年7月7日《柏林日报》。
这篇采访内容庞大、牵涉面广，有些看法可谓入木三分，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相当大的误会。参见《采访者》一文中的说明。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我们”，而不是“我”被得到更多的强调。这与如下事实有关：风俗和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个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和审美观都比欧洲人更加统一。正因为如此，美国在经济上要优于欧洲。在美国，无论是在工厂、大学还是私人慈善机构，顺利的劳动合作和分工都比在欧洲容易。这种社会意识，部分可能归功于英国的传统。
在我眼里，个人崇拜从来都是没有道理的。的确，大自然并没有平等地将赐物分发给它的孩子们。但是感谢上帝，虽然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有很多，但我确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过着安静低调的生活。若从中选出少数几个人加以无尽的赞美，赋予超人的思想与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毫无品位的。而这正是我所经历的命运，公众赋予我的能力和成就，与我真实情况之间的落差之大，简直到了荒诞的程度。一想到这一奇怪的状况，就让人难以忍受，但有一点却令人略感欣慰：在这个通常被指责为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把人生的目标完全用于将追求精神和道德领域的人奉为英雄，是让人感到欣慰的征兆。这表明，在大部分人心中，知识与正义是高于财富与权力的。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理想主义似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而美国又被诋毁为物质主义当道的国家。说了这番题外话后，言归正传，我希望大家对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话不要过于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