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所说的这种知识分子团体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不断努力，设法动员宗教组织来一同反对战争。它会给许多因痛苦的顺从，其善意不再发挥作用的人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我也相信，由那些因个人成就而受到敬仰的人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团体，将会为国际联盟中那些积极支持该机构伟大目标的力量，提供重要的道德支持。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政治领袖或者政府获取权力的途径要么是动用暴力，要么是由群众选举产生。他们不能被视作一个国家在道德或智力方面的优秀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不产生任何直接影响；正是因为被分割成许多派别，知识分子成员之间无法合作以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先前的工作和成就保证了其能力和正直的品格，由他们自由联合起来，您难道不认为这可以带来一些改变吗？这样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团体，需要其成员通过经常交换意见来维持相互的联系，如果这一团体的态度得到其成员签名同意，随后通过媒体公布，也许在政治问题的解决方面能够取得有效且有益的道德影响力。当然，这样一个团体可能会染上让学术团体堕落的通病；不幸的是，鉴于人性的不完美，这种堕落的危险永远存在。但是，尽管有这些危险，难道我们不应该冒着这些危险至少试着组成这样的团体吗？对我来说，这完全是迫在眉睫的责任。
本文是爱因斯坦在1931年底或1932年初写给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封私人信件，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1927年弗洛伊德访问柏林时，爱因斯坦曾经与他见过一面。最初，爱因斯坦虽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所怀疑，但相比卡尔·荣格（Carl Jung，1875—1961），他“更偏向于弗洛伊德”。“我并不信奉他，但是我很喜欢他简明的风格和独创性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过于夸张。”后来，他与弗洛伊德通信，就战争的根源交换意见。弗洛伊德对战争的心理根源的深入思考让爱因斯坦有找到知音的感觉。和弗洛伊德一样，他把战争看成是一种野蛮的人类活动，源于动物界的侵略本性。
这些意见，除了您，我没跟别人说过，这是因为您不会像其他人一样，让自己的现实感被一厢情愿的想法蒙蔽，而且您还兼具真诚、责任心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品质。
我十分敬佩您探求真相的热情，这份热情在您的思想中已超过一切。您以无法抗拒的清晰性表明，人类心理中的侵略和破坏本能，与爱的本能和生命的欲望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同时，您令人信服的论证也表明，您从心底献身于让人的身心都从战争的恶魔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目标。这是所有那些被尊为道德与精神领袖的人共同怀有的殷切希望，从耶稣到歌德与康德，他们受到的尊重都超越了自身时代与国家的限制。虽然他们未能如愿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但却是公认的领袖，这一点难道不意味深长吗？
我相信，那些由于自身的成就而被公认为群体的领袖，即便是小团体的领袖，都拥有共同的理想。但是，他们对政治事件的进程都没有什么影响。而人类活动中决定国家命运的最重要环节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掌握在那些肆无忌惮的和不负责任的政治统治者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