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事情不是这样。”
我回击了一句，当然是这样，我指着门对他说，我已经对他的所有伎俩感到厌烦，还有他所有的权宜之计，他找的那些借口。这时候，他的声音哽咽在嗓子眼里，他又要说明，他的行为是有一些不容置否的原因。他叫喊着对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不想让其他人告诉我，因此他亲自跑来告诉我：埃利奥诺拉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尼诺没事先通知就出现了，那天我们吵得最不可开交，对于我来说，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天。他开着车，在长途旅行之后胡子拉碴，非常疲惫，满脸焦虑。刚开始，我以为他是来让我跟他走呢，通告我和两个孩子的命运。我希望他说，现在好了，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的婚姻状况，让我们一起回那不勒斯生活。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好了让步的准备，二话不说就跟他走，我已经受不了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俩关在一间房子里，他支支吾吾，一直在抓耳挠腮，出乎我意料地说，他没办法和他妻子分开。他很激动，他想要拥抱我，他语无伦次地给我解释说，只有和埃利奥诺拉在一起时，他才能不放弃我以及我们的共同生活。其他时候，他说的这些可能会激起我的同情，因为很明显，他的痛苦是很真诚的。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有多痛苦，我很惊异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离开埃利奥诺拉，但我也不能没有你。”
有时候，我为工作的事情出去，会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的大姑子，但我发现，其实是弗朗科在照顾她们。他通常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参加我们举办的课程，也不在意来来往往的人，但他对我的两个女儿很上心。她们饿了，他会煮饭给她们，还会想出一些游戏和她们玩儿，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她们。黛黛从他那儿，学会了批判梅尼乌斯·阿格里帕的愚蠢寓言——她在对我讲时，就是用了这个词。她在我最近送她去的新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她笑着说：“贵族梅尼乌斯·阿格里帕说了一堆话，把那些平民蒙了，但他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填饱肚子，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四肢提供养分。哈哈哈！”从弗朗科那里，她还学到了财富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些地方在遭受让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她一直都在重复，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只有两次，我看到了大学生时代的那个他。有一天早上，彼得罗出现了，多莉娅娜没和他一起来。他好像是来考察两个孩子的生活环境的，看她们现在都在学习什么，她们高不高兴等等。那是非常紧张的时刻。也许是两个孩子跟他说了很多我们生活的情况，她们是用那种天真、充满想象和夸张的方式说的。结果是，彼得罗先是和他姐姐吵了起来，然后和我也吵了，吵得很凶，他说我们俩都不负责任。我失去了耐性，对着他喊道：“你说得对，你把她们带走吧，你和多莉娅娜照顾她们吧。”这时候，弗朗科从房间里出来，他介入了我们的争吵，他展示了他特别雄辩的一面，在过去，这种说服力让他可以控制那些争吵得非常激烈的大会。他后来引经据典，和彼得罗讨论起了夫妻生活、家庭、对后代的抚养，甚至说到了柏拉图，全然忘记了我和马丽娅罗莎。我丈夫兴高采烈地走了，他的眼睛熠熠生辉，很高兴自己能遇到一个对话者，可以用一种文明和智慧的方式进行讨论。
有一天晚上，马丽娅罗莎不在家，我比萨时期的男朋友弗朗科，用一种严肃的、满是惋惜的语气指着两个在家里跑来跑去、发出尖叫的小姑娘对我说：“想想看，她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如果是我们的话，年龄可能会大一些。”他点了点头。我瞥了他一眼，他盯着自己的脚尖。我脑子里把他和十五年前那个有钱、有文化的大学生进行对比：他还是他，但又不是他了。他已经不读书，不写东西了，过去一年里他也很少参加聚会、讨论还有游行。他会谈论政治——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但已经没有之前的激情和自信了，相反，他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同时对自己的悲观失望充满自嘲。他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列举了将要到来的灾难：首先，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会慢慢地衰落；其次，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财富会彻底分散，现在关于资本的作用频繁的争吵，已经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性质；第三，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了，我们要适应现状。我满是怀疑地问：“你真的觉得，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然！”他笑了起来，“但你知道，我特别擅长说这些事情，假如你愿意，反过来说也一样，我可以向你证明相反的立场：共产主义无法避免，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高的民主，苏联要比美国好得多，有些时候，血流成河是正义的，但有时候却是犯罪。你愿意我反过来说吗？”
“因此，我的理解没有错。你给我的提议是，让我改变情人的身份，做你的第二个妻子。你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