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去之后，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服莉拉不要换医生。在离开之前，她用那种最不客气的语气对我说：“你的情人肯定不是我的朋友，我觉得，他也不是你的朋友。”
“和您的头脑。”
尼诺？朋友？我们不说话了。
“您的朋友尼诺说，您的脑子很好使。”
她那种巧妙摇摆于直接和暧昧的态度，有一次让我感觉尤其痛苦，就是我们一起去看妇产科医生时，唯一不愉快的那次。那时候已经十一月了，城市还是很炎热，就好像夏天一直迟迟不肯离去。莉拉在路上忽然感觉不舒服，我们就在一家水吧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有点儿担忧地向妇产科诊所走去。莉拉用一种自嘲的语气跟医生说，她肚子里的小东西已经很大了，一会儿踢一会儿拽，让她一刻不得安生，让她很虚弱。妇产科医生满怀兴趣地听她说，让她放心下来。她说：“您会生一个像您一样的儿子，很活跃，充满想象力。这很好，一切都很正常。”在离开之前，我多问了一句：
“您确信，她一切都很正常？”
“那我怎么了？我感觉很不舒服。”莉拉也忍不住问。
“很确信。”
“您知道我头脑是什么情况？”
“这和您怀孕没什么关系。”
我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尼诺不牢靠。在过去，莉拉已经给我展示了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她在向我暗示，她已经看到但我还没注意到的事吗？让她解释也没有用，她话没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
“那和什么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