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阶段，我第一次感觉到，莉拉给自己划定的活动范围多么小，多么不容跨越，这让我也觉得很震撼。她越来越不关注发生在城区之外的事情，她的兴趣范围仅限于城区，还有那些发生在童年就认识的人身上的事儿。就我所知，甚至是工作，她的活动范围也很窄。因为工作的缘故，恩佐有时候会去米兰、都灵，莉拉从来都不挪窝。我自己越来越热衷于旅行，她的自我封闭让我觉得很奇怪。
在那个阶段，我利用一切机会离开意大利，尤其是能和尼诺一起同行的时候。比如说，当德国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在西德和奥地利组织了一个巡回推广，尼诺放下了所有工作和我一起出发了，给我当司机，他非常愉快，也很配合。我们一起旅行了十五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窗外油画一样的风景，从我们眼前掠过。那些湖光山色、所有的城市和古迹都成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见证，都为我们的幸福增添了光彩。甚至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糟糕处境——因为我们在一些非常极端的读者面前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当时我们很害怕，但事后谈起来，就像那是一种愉悦的经历。
在我谈论我的书的夜晚，在那些我根本就不熟悉的小城市，关于政治气氛的严肃问题越来越少了，我总是用一些泛泛的话，围绕着“压迫”这个词发表看法。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自己应该充满想象力。我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避免压迫。一台巨大的压路机，正在从西到东一直辗轧过来，会在整个世界建立一种新秩序，会改变现状：工人卖命工作，失业的人无精打采，挨饿的人虚弱憔悴，知识分子夸夸其谈，黑人被称为黑鬼，女人雌伏着。所有这一切会得到改变。但有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些真实、真诚的事儿——我自己经历的事情，我讲了帕斯卡莱，还有他的悲剧性转折，从他童年的经历，到他选择走上犯罪道路。我说不出更具体的话，我采用的词汇是我十年前就掌握的，我觉得那些词汇只有在和我们城区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充满涵义，剩下的全是一些精心构造的句子，只是为了打动人心。之前，在我讲自己的第一本书时，无论如何我都会提到“革命”这个词，就好像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词，但现在我避免使用这个词。尼诺觉得这个词太简单、太天真，从他身上，我了解到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我要更慎重。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说到“革命”时，我会说“反抗是正义的”，很快我会补充说，反抗需要获得认同和支持，这种状态会比我们想象的持续时间更长，我们需要学会管理一个国家。这些夜晚结束时，我并不是每次都很高兴，很满意。尼诺坐在那些乌烟瘴气的大厅里，坐在那些和我年纪相仿或者比我年轻的外国女人中间听我讲。有时候，为了让尼诺高兴，我降低了语调，但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很夸张，暗自沉溺于一种当年促使我和彼得罗吵架的莫名冲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的听众是那些看过我的书的女人，她们期望我说出犀利的话时。我会说，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自己变成警察，只有在我们彻底赢了之后，战争才会结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进行斗争。在会后，尼诺会开我玩笑，他说我总是会夸大其词，我们会一起笑起来。
现在，和尼诺在一起，我可以推心置腹，说出内心最秘密的情感，包括那些对自己也不愿意说的事情，即我的怯懦，我的言行不一。他那么自信坚定，对任何事情都有非常细致入微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童年混乱的反抗上贴了一个标签，好像只是用工整的字迹写着很得体的话，给自己脸上贴金。有一次，我们去了博洛尼亚——我们去支持一个主张城市自由生活的反抗组织——我们不断遇到警察的盘查，一路上被拦下了五次：警察的武器都对准我们，我们被要求从汽车里出来，亮出证件，被迫对着墙站着。那时候我很害怕，要比在德国经历的那次更害怕：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语言，我想沉默，想按照他们说的来，但我很恼火，我开始嚷嚷。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开始用方言叫喊，对着那些警察破口大骂，因为他们对我推推搡搡，毫无礼貌。我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恐惧，通常我没办法控制这两种情绪。但尼诺一直都保持平静，他和警察开玩笑，让他们不要生气，让我也平静下来。对于他来说，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他对我说：“你要记住，现在我们在一起，其他一切都只是背景。”
有的夜晚，我偎依在他身边，想向他表白，讲清楚自己的想法。我坦白说，我喜欢那些极端的词汇，那些控诉不同党派之间的勾结，控诉国家暴力的话。我说：“你所想的政治，政治的本质让我很厌烦，你去搞政治吧，我干不了这个。”不过，再三考虑后，我觉得，我也不适合自己之前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拉扯着两个孩子出现在游行队伍里。游行队伍里的叫喊和威胁让我很害怕，那些暴力的少数派、武装力量、路上的尸体，以及反对一切的革命仇恨，都让我感到害怕。我坦白说，在公共场合讲话，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对我说的话也不是很确信，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想。
有一天晚上，我们开着汽车正要回宾馆，警察拦住了我们。在黑暗中，那些身穿制服的人手上拿着武器，口中说出的德语，无论是在我还是尼诺听来都觉得很邪恶。那些警察把我们从车里拉出来，把我们俩分开了，我上了一辆响着警笛的车，尼诺上了另一辆。我们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好像被遗忘在那里，但后来我们受到了审问：证件、到德国的原因，还有我们的工作。一面墙壁上贴着一组照片，照片里都是一些阴沉的脸：有很多留胡子的男性，还有短头发的女性。我非常不安地在照片里寻找帕斯卡莱和娜迪亚的面孔，但没看到他们。我们到黎明时才被释放，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汽车那里，没有人向我们道歉：我们的车牌是意大利的，我们是意大利人，检查是必须的。
在德国，我不由自主在被全世界通缉的那些罪犯的照片里，寻找莉拉非常在意的一个人，这让我自己也觉得意外。那天晚上，我觉得帕斯卡莱·佩卢索像一个冲天炮，是从莉拉盘踞的那个小天地里发射出来落进我的世界里——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她是想提醒我，她现在也卷入了这桩全球性事件的漩涡里。有那么几秒钟，卡门的哥哥成了她越来越小的世界和我的越来越大的世界的接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