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着双重身份，这是真的。在塔索街上，尼诺会把一些有文化的朋友带过来，他们对我都很尊敬，他们尤其喜欢我的第二本书，有的想让我看看他们正在写的东西。我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一副头头是道的样子。我们会问，现在无产阶级还存在吗？我们会用比较友好的语气，提到左派的社会主义党，会带着怨气和敌意提到意大利共产党。关于这个越来越破旧的国家如何统治，我们讨论得不可开交。他们中有人吸毒，但他们很自豪。他们讽刺地说道现在有一种新趋势，好像是若望·保禄二世教皇的夸张布道，目的是要把自由性爱的所有实践都压制下去。
有一天下午，我和两个孩子在“Basic Sight”的办公室里——那里一共有三个小房间，从窗户可以看到我们小学的入口，卡门知道我在城区，就过来跟我打招呼。出于友情，我提到了帕斯卡莱，虽然我想象他已经成了一个误入歧途的孤胆战士，卷入到那些可怕的犯罪中。我想知道有什么新消息，但我感觉，卡门和莉拉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就好像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但她们没有改变话题，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帕斯卡莱，说得具体一点，我们是让卡门表达了她的不安。我感觉，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决定不对我多说。
我觉得，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唯一联系是流血，在威尼托、伦巴第、艾米利亚、拉齐奥和坎帕尼亚大区，屠杀事件越来越多了。我早上会扫一眼报纸，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城区让要比意大利任何地方要安宁。当然事情并非如此，城区还是充斥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暴力事件：男人之间会斗殴，女人间也会打架，有人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杀死，有时候，暴力甚至会出现在那些相爱的人之间，关系变得紧张，语气也会充满威胁。但大家对我还是很敬重，他们对我的态度是：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我不应该插手那些我不了解的事情。我感觉，我是一个外部观察者，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但我还是觉得，卡门或者恩佐以及其他人，他们知道得比我多，莉拉会对他们说一些不会对我说的秘密。
但是，我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塔索街上，我不想被困在那不勒斯，我经常出门，和两个孩子去佛罗伦萨。彼得罗已经和他父亲在政治上决裂很长时间了，他和尼诺完全不同，尼诺现在已经开始靠近社会主义党，而彼得罗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我在他那里待上几个小时，静静听他说话。他会赞扬他的党派诚实有效。他跟我提到了大学的问题，他的书在英语国家学术界受到了广泛好评。我把两个孩子留给他和多莉娅娜，又开始旅行，我去米兰，去我的出版社，尤其是要对抗阿黛尔对我的诋毁和非难。主编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我婆婆不失时机地说我的坏话，她给我贴的标签是：一个不可靠、不专一的女人。我很费力地讨好在出版社遇到的每个人，尽量说一些有水平的话，我积极回应公关部门的任何要求。我对主编说，我的新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但其实我还没开始写。我接着旅行，我去佛罗伦萨接两个孩子，南下到那不勒斯，重新陷入混乱的交通。在那里，本应属于我的东西也需要漫长等待，还有让人精疲力竭、充满争执的排队，我要努力让别人正确对待我，我带着母亲出去，辗转于医生、医院、化验室之间。结果是，在塔索街或者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带着光环的女士，但到那不勒斯，尤其是在我们的城区，我会失去我的优雅，没人读过我写的第二本书，假如骚扰我的人让我生气，我会马上用方言骂出非常肮脏的话。
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我吗？我不觉得。有时候我想，因为我现在的体面身份，在莉拉眼里，我已经失去了理解他们的能力，因此她想保护我，免得我因为不了解情况而犯错。
有两三次，我在城区还遇到了安东尼奥。有一次，他和莉拉在一起，另一次他是和莉拉、卡门还有恩佐在一起。让我惊异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好像又重新变得坚固，最让我惊异的是安东尼奥，他之前是索拉拉兄弟的打手，他现在像换了主人，好像是为莉拉和恩佐工作。当然了，我们从小就相互认识，但我感觉他们之间和原来不一样了。他们四个看到我，就好像他们也是偶然相遇一样，但那不是真的，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协定，不愿意让我知道。是关于帕斯卡莱吗？是关于公司的经营吗？是关于索拉拉兄弟吗？我不知道。在我们见面的那几次，有一次安东尼奥对我说——但语气不是那么热烈：“你怀孕后更漂亮了。”或者，这是我唯一记住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