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伊玛去巴黎上学了，我又成了一个人。我尽量说服她不要去，我说没这个必要，但她周围的朋友都作出了这个选择，她也不想落后。刚开始，我没觉得太难过，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过了两年，我开始感觉到年老的到来，就好像我自己，还有我取得成功的那个世界都在慢慢淡去。尽管我的几部作品都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奖项，但那些书卖得很少，比如说二〇〇三年，我写的十三本小说还有两本杂文，一共给我带来了两千三百二十三欧元的收入。我应该采取对策，我的老读者对我已经没什么期待了，那些年轻的读者——准确来说应该是女读者，从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大部分读者都是女性——她们都有着别的品味和兴趣。为报纸撰稿也不再是一个收入来源，报纸对我已经失去兴趣了，编辑也很少找我约稿，要么他们会给我很少的稿费，要么就一点儿钱也不给。至于电视，在九十年代的几次成功演播之后，我试着做了一个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节目，是一个下午的节目。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只是因为几个朋友——其中包括阿尔曼多·加利亚尼的建议，他在广播5台有自己的节目，他和国家电视台的人关系不错。结果那个节目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的工作机会。我之前一直担任主编的出版社，也开始走下坡路。二〇〇四年，一个三十多岁、很聪明的小伙子让我出局了，我成了一个外部顾问。我六十岁了，感觉自己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在都灵，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文化圈的人都不是很热情，男人眼里已经没有我了。我很焦虑，晚上睡得很少。我从阳台上看着波河，河上划船的人，还有旁边的小山，我很厌倦。
我在二〇〇七年秋天发表了这篇小说，题目是《友谊》。这本书很受欢迎，到现在还卖得很好，学校老师会让学生读这本书，作为暑假作业。
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重生的口号会点燃人们的希望，一切都会支离破碎，成为残渣，落在之前的残渣之上。因此我没留在那不勒斯，支持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重建，我决定搬去都灵，去一家当时势头很好的出版社当主编。四十岁之后，时间开始狂奔，我没法跟上来，真实的日历被合同上的交稿日期取代了，一年一年就随着一本本书的出版过去了。对于发生在我还有我女儿身上的事情，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我把这些事情都嵌进写作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几乎会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去查看我的书的出版日期。
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前，吉耀拉的尸体在城区小花园里被发现时——她死于心脏病发作，一场惨淡、孤寂、可怕的死亡——莉拉让我答应她，永远都不会写她，但我没信守诺言，我用一种最直接的手法把她的故事写了出来。有几个月，我相信这是我至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作为作家达到了新的顶峰，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受到关注了。但二〇〇七年年末快要到圣诞节时，我去马尔蒂里广场上的菲尔特瑞奈利书店推广这本书，我忽然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很担心在人群里看到莉拉，她可能会出现在第一排，已经做好了提问的准备，随时会让我陷入尴尬和困境。但那天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回到宾馆，我感觉信心大增，我试着给她打电话，先是固定电话，然后是手机，后来又打了固定电话，她没有接。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接过我的电话。
伊玛当时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她学习很努力，生活上也什么都不缺。但她说一口粗粝的方言，她的同学我都不喜欢，假如她晚饭后出去，我会非常不安，但她常常会自觉待在家里。我自己不怎么出去，我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很局限，我会和那不勒斯文化圈的朋友见面，会有一些男人追求我，后来都不了了之，非常短暂。那些非常出色的男人生活在这里，他们迟早也会为成为失望的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他们很风趣，但总夹杂着一丝恶意。有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追求我只是为了让我看看他们的稿子，询问我对于电视或者电影的看法，有时候只是为了向我借钱，然后就消失了。我强颜欢笑，很艰难地维系着我的社会和感情生活。晚上穿上漂亮的衣服从家里出去，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惩罚。有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被两个不到十三岁的男孩抢劫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在距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等着，他一直没有从窗口探出头来。因此我决定离开。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和伊玛一起离开了那不勒斯。
我是一九九五年彻底离开那不勒斯的，那时候人们都说，这个城市正在崛起，但我对于它的崛起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些年，我看到新火车站、诺瓦拉街上的摩天大楼，以及斯卡姆比亚区那些展翅欲飞的建筑拔地而起。还有修建在阿莱纳奇亚区灰色的石头上的、塔代奥·达赛萨街和国家广场上的那些鳞次栉比的新建筑。那些建筑在法国或日本被设计出来，然后在彭蒂塞利和波焦雷亚莱区被用一种缓慢、晃晃悠悠的方式修建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楼会失去所有光彩，成为那些绝望的人的巢穴。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只能让人觉得滑稽。
我已经写了很多书了，这给我带了一些权威和声誉，还有富裕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抚养几个女儿的负担也越来越轻省。黛黛和艾尔莎——先是老大，然后是老二——都去波士顿上学了。彼得罗那时已经在哈佛当了七八年教授，他鼓励两个女儿去美国。和父亲在一起，她们很自在。除了有几次，她们会写信抱怨那里的气候，还有波士顿人爱卖弄学问，她们对自己很满意，很高兴摆脱了很多年前我强迫她们作出的选择。这时候伊玛也渴望能像两个姐姐一样，我还在城区做什么？刚开始，回那不勒斯这个选择给作为作家的我带来了好处——我本可以选择生活在别处，但却留在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城郊，继续接触现实，从中汲取素材，但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会这么做，其次是因为我的书选择了其他的道路，城区的主题已经退缩到一个角落了，我现在拥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假如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只能不安地记载我的兄弟姐妹、朋友、他们的孩子和侄子外甥，甚至是我的女儿的生活一步步恶化，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
我在波河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就在伊莎贝拉桥边上，我和小女儿的生活马上就好了很多。对我来说，住在都灵，让反思那不勒斯的一切变得更加容易，我能更清醒地描述它。我热爱我的城市，但我再也不会捍卫它。我确信，我对那不勒斯的不安和沮丧迟早会消失，但对它的爱就像一个镜子，可以让我看到整个西方。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本能地知道：梦想着毫无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但我很讨厌这本书。
我开始频繁去那不勒斯，但我已经不想再见我的亲戚朋友了，他们也不想见我。我只和莉拉见面，但经常我连她的面也不见，她让我很不自在。最近几年，她对那不勒斯产生了激情，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很粗野的地方主义。我更愿意一个人沿着卡拉乔洛海滨路走，走上沃美罗，或者去法院路散步。二〇〇六年春天，我在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大街的一家老宾馆住着，天开始下雨，一直停不下来，我关在房间里出不去。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写作，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我写了一篇大约八十页的小说，以城区为背景，讲了蒂娜的故事。我写得很快，没有时间去虚构，结果写出了一些干巴巴、很直接的文字，故事的结尾是通过想象加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