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共离开了八天。我脑子里很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我尽量对弗朗科很客气，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聊到很晚。让我高兴的是，他没和我谈政治，而是跟我谈到了他自己，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春天在比萨城里散步，阿尔诺河沿岸的臭味。他还跟我说了一些从来没对别人提起过的事情：他小时候的事儿，他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的事儿。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让我说出我的不安，和出版社签订的新合同，我现在要写的小说，回到那不勒斯生活的可能，还有尼诺。他从来不会把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也不会斟词酌句，他说话很直接，有时候甚至很粗俗。有一天晚上，他好像有些犯糊涂了，他说：“假如你爱他超过爱自己，你还是接受他现在的样子吧：有妻子孩子，和其他女人上床的爱好，还有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儿。”他一边充满温情地叫着我的名字，“埃莱娜，埃莱娜！”一边摇着头。他笑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阴沉地说，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或者非常厌烦地恢复了理性，这样爱情就会结束。他拖着一条腿，从房间里出去了，就好像要保证脚踩到实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想起了帕斯卡莱——一个和弗朗科的出身、文化和政治选择彻底不同的人。尽管如此，有那么一刻，我想象着这位童年的朋友，假如他能从把他吞没的黑暗中重新浮现，他可能也会那样走路。
一整天，弗朗科都没从房间里出来。晚上，我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出去，我去敲他的门，问他能不能给黛黛和艾尔莎弄点晚饭吃，他答应了。我回去得很晚，和平时不一样的是，他把厨房搞得很乱，我收拾了桌子，洗了盘子。我没怎么睡着，早上六点时就已经醒了。我去洗手间时，经过他的房门口，让我好奇的是，他门上有一张方形的纸条，是用大头针固定的，纸条上写着：“埃莱娜，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想，可能是那几天黛黛和艾尔莎搅扰到他了，或者说前一天晚上，她们惹他生气了。我打算吃早饭时批评她们。但我又想，弗朗科和我的两个孩子关系很好，我排除了他生她们的气的可能。早上八点，我小心翼翼地去敲他的门，没人回答。我又使劲儿敲了一下，最后轻轻打开了门。房间很黑，我叫了一声，没人回答。我打开了灯，看到枕头和床单上全是血，黑红色的血迹一直流到他脚下，死亡是这么让人作呕。在这里，我只能说，当我看到那具我很熟悉的身体——之前那具幸福、活跃的身体，读了很多书，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感到同情，同时也感到恶心。弗朗科是沉浸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而且很有风度。现在，他上演了这样可怕的一幕，他用一种残酷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逃离，留下了那么多记忆、语言和意义。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外表、心情、思想和语言，还有这个世界的糟糕去向的仇恨已经将他吞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想着帕斯卡莱和卡门的母亲朱塞平娜，她也无法继续容忍自己，容忍她生活中剩下的那些碎片。但朱塞平娜是上一代人，而弗朗科是我同时代的人，那种充满暴力的离世方式让我很震动，让我无法自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他写的那张纸条，那是他留下的唯一纸条，那是他留给我的，其实是想对我说：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不希望她们看到我，但你可以进来，你应该看到我。我现在还想着他对我的双重命令：一个是说出来的，另一个是没说出来了。有很多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弗朗科的葬礼，他们的拳头都轻轻地握着（弗朗科当时很有名，备受崇拜）。在葬礼之后，我试着和马丽娅罗莎重新建立情感，我想安慰她，和她谈论弗朗科，但她没有给我机会。她神思恍惚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而且时不时会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她眼里的光芒和活力也黯淡下来了，家里慢慢地空了。她对我也不再是那种姐妹的态度，而是越来越充满敌意，要么她整天都待在大学，要么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会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意被打扰。如果两个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弄出声响，她会非常生气，会骂她们，不让她们喧闹。我收拾了行李，我带着黛黛和艾尔莎去了那不勒斯。
促使我决定的是几个星期后发生的事。马丽娅罗莎出差去了法国波尔多，我不记得她是去做什么。在离开之前，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了一些关于弗朗科的话，有些语无伦次，基本意思是：她不在时，我要看着他点儿。她说，弗朗科现在很抑郁。我忽然明白了我只是猜测的一件事情，之前我总是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没有发现这一点：她对弗朗科不像对其他人那样，只是出于一种乐善好施的态度，她真的爱着弗朗科，成了他的母亲、姐姐和情人。她那种痛苦的表情，还有他消瘦的身体，都是因为弗朗科让她备受煎熬，她很焦虑，也很操心，她觉得弗朗科现在变得过于脆弱，随时都可能裂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