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你的看法。”
“你应该帮助她。”
“这不是真的，之前她的确是尝试过，但现在她不工作，她什么都不想做。”
“她想说的时候会说的。”
“莉拉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开玩笑，我只是一句一字跟你说她的计划。”
“是的。她有一个非常细致的计划，每一步都安排好了。在考完试之后，她要向里诺表白，会失去童贞，他们会一起离开这里，不必自食其力，就靠乞讨为生。”
我让他说着这些，我在他面前承认，我经常会盲从。我承认他对尼诺的看法是对的，一切令人非常失望。我试着再和他聊黛黛和里诺的事，我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说我之前试着让那个男孩远离我们的女儿，这已经给我和莉拉之间带来了很多麻烦，我感觉很愧疚，我知道她会觉得我看不起他们。他点了点头。
我没给他准备通常他睡的那张行军床，他很不自然地看着我。
他笑了。
“他们俩把你的腿打断还差不多。”
“黛黛是个死心眼儿。”
在大约清晨六点，我叫醒了他，我对他说：“你该走了。”我陪他走到停车场，他不停地跟我叮咛两个女儿的事，尤其是黛黛。我们握了握手，吻了一下脸颊，然后他就出发了。
“她没有对你说吗？”
“她不痛恨我。”
彼得罗用的正是“进入”这次词，他的语气里带着恐惧、入迷和同情。我又一次重申：
“也就是说？”
“她还是很指望我的。她说如果这个小伙子愿意，他们会一起来波士顿找我。”
“她说什么不重要，而是她要做什么。”
“你这话说起来轻省，你现在要走了，留下我做一个恶人，一个坏母亲。”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刚开始是关于黛黛，后来还谈到了艾尔莎和伊玛，最后我们聊到了很多事情：政治、文学、我正在写的书、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还有他正在写的一本专著。我们已经太久没这样说话了。他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到我一直以来的中庸姿态。他说我是半个女性主义者，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半个福柯主义者，还有半个颠覆主义者。他后来用一种有些辛酸的语气说：“只有在我这里，你没有采用折中的方法。”他叹了一口气说：“对你来说，怎么都不行，我怎么都愿意接受，但还是另一个男人最完美。但现在呢？他装出一副立场坚定的样子，后来还不是加入了社会党的帮派。埃莱娜，埃莱娜，你让我受了多少罪！甚至是有人用手枪对着我时，你也没站在我这边。你把两个小时候的朋友带到家里，他们是两个杀人犯。你记得吗？算了，你是埃莱娜，我深深爱着你，我们有两个女儿，我怎么可能不继续爱你呢。”
“我会打断她的腿。”
“她跟你怎么说的？”
莉拉跟他说她每天都在国家图书馆里泡着，她想了解关于那不勒斯的一切。我很不确信地看着他。莉拉又去图书馆了？并不是五十年代的城区图书馆，而是那家非常有名但很低效的国家图书馆？这就是她离开城区做的事情？这就是她的新爱好？为什么她没告诉我？她告诉彼得罗，就是为了让他转告我？
彼得罗走了之后，我有些慵懒地来到了报刊亭，卖报的人正在拆开报纸的包装。我买了三份通常我只看标题的报纸。我开始准备早餐，一边想着彼得罗，还有我们聊过的事情。我可以接受他说的一切——他对我的那些柔和的抱怨、黛黛还有他对莉拉浮于表面的心理分析，但有时候他会在我们的思想和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的事情之间建立起一种隐秘的联系。我一直回味着他对帕斯卡莱和娜迪亚的定义——“两个杀人犯”，他就是用这种毫不客气的语气提到我童年的朋友。我意识到，在娜迪亚身上用“杀人犯”这个词，我可以很自然地接受，但对帕斯卡莱，我还是无法接受。我还在想这是为什么，这时候电话响了，是莉拉从楼下打来的。她听到了我和彼得罗出去的声音，也听到我回来的动静，她想知道我有没有买报纸，刚才广播里说，帕斯卡莱被捕了。
“不要开玩笑。”
我们已经有十几年时间连手都没触摸过了。整个晚上我都担心几个女儿起来，发现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在昏暗中，我看着那个体型庞大、头发凌乱，在轻轻打呼的男人，我们结婚之后，他很少跟我一起睡上那么长时间。通常因为很难达到高潮，他会折腾我很长时间，完事之后，他会仰面躺一会儿，然后起身去学习。但那次性爱很舒适，那是告别前的欢愉，我们两个都知道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因此我们都很放得开。彼得罗从多莉娅娜那里学到了我不知道的或者不想教给他的东西，他尽量让我觉察到他的变化。
“你错了。”
“没办法了。”
“她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把脑子用在别的地方，想摆脱痛苦，但她做不到。”
“你要鼓励她继续，一个这么有天分的人，只停留在小学五年级的教育水平，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但当我和彼得罗单独在一起时，看看他的脸色，我就知道他非常担心。他说：
“我们去睡觉吧。”
“一起吗？”
“我在她六岁时就认识她了。”
“你很自由，而她却是囚徒，真的很难面对这样的处境。如果地狱真的存在，那也在她的脑子里。我一秒也不想进入那个地狱。”
“莉娜一点儿也不痛恨我。”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会痛恨你。”
“她要和詹纳罗同居吗？”
“好吧，你这么想也好。”
“我不知道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