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着尼诺给我讲他们见面的情景，内心很平静。尼诺说，莉拉想知道我在公众场合讲我的书时的细节：我穿什么衣服，梳什么样的发型，怎么化妆，是不是很害羞，我讲得是不是很有趣，我是念稿子还是即兴发言。其他事情，她都一个字都没说，都是卡门说的。后来尼诺发现，她们那么着急联系我，是因为帕斯卡莱的缘故。卡门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娜迪亚·加利亚尼已经去了国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因此她想请求我的帮助，让我联系我的中学老师，打听一下帕斯卡莱是否也安全了。卡门感叹了几次：“我不希望，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没事儿了，我哥哥却在劫难逃。”卡门让尼诺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就好像她对于帕斯卡莱的担忧，担心他成为被追捕的罪犯，这事儿我也脱不开干系。假如我想帮助她，我不能通过电话，不能打电话给加利亚尼老师，也不能打给她，因为电话可能会受到监听。最后，尼诺总结说：“卡门和莉娜都有些糊里糊涂的，你最好别管这事儿，她们可能会给你惹麻烦的。”
刚开始，我的书在意大利报纸上没有引起什么评论，按照他的看法，这也是我婆婆在其中作梗。结果，那本书获得了成功，并不是因为艾罗塔太太改变了想法，而是因为我的文字的力量。这样一来，我觉得现在我不欠阿黛尔什么，每次我去热内亚，她都要强调自己的影响力，编辑的话给了我自信，让我变得很自豪，最后我觉得，我依赖艾罗塔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艾罗塔家的人，”他开玩笑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吃早饭时推荐一个副部长，晚饭时撤掉一个部长，但他们拿你的书没办法，你的书当时已经送到印刷厂了。”
有两年多时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充满着快乐、痛苦、意外，还有折磨人心的等待。后来，我逐渐理顺了我的生活。虽然我的私生活经历了种种痛苦和折磨，在同时，我的公众生活却很幸运。我写的那不到一百页的小书，我最初将它写出来只是为了讨得尼诺的欢心，这本书后来也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英语。在法国和意大利，我十年前写的第一本书也开始重新再版，我又开始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我的名字，还有我这个人逐渐获得一定的知名度，报纸上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就像过去一样，我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有时候是欣赏，这些人都是那时候公众生活的代表人物。米兰出版社的那个主编向来对我很热情，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一句闲话，让我信心倍增。有一天，我们一起吃晚饭，要谈论我的书的出版事宜，不得不说，当时我还把尼诺写的一本杂文集推荐给他。他对我说，阿黛尔给他施压了，那是上个圣诞节前的事情了，她想阻止我的书在意大利出版。
我想，几个月前，即使是卡门在场，尼诺和莉拉见面也会让我很警惕，现在我发现，对这些我已经无所谓了。很明显，我已经确信尼诺对我的爱，不能排除莉拉还想把他从我手上抢走的可能，但我觉得她不可能得逞。我抚摸着尼诺的面孔，用开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拜托了，你自己不要陷入麻烦就好！你从来都没有一刻空闲，这次，你是怎么腾出时间和她们见面的？”
莉拉绝对不会意识到这些，她在城区的最深处，对现在的我来说，那地方就是一口痰那么大，她继续觉得我是她的附庸。她从彼得罗那里要了热内亚的电话，把电话打到我公公婆婆家里，根本不考虑这会让他们很烦。接到她的电话时，我心不在焉，她假装对此不在乎，她一直说个不停，把两个人的话都说了。她谈到了恩佐，她的工作，她儿子在学校里学习很好，还说到了卡门和安东尼奥。她打电话没找到我时，还会坚持再打过来，就像有强迫症。阿黛尔在一个本子上记着我的所有来电，就我所知，上面记录了某月某日，萨拉托雷（三个电话），赛鲁罗（九个电话）。阿黛尔会抱怨说这些电话让她很烦。我试着说服莉拉，假如他们说我不在，就不要老打电话了，因为热内亚的家不是我的，这会让我很尴尬，但没用，尼诺也开始打这个电话。很难说清楚我和尼诺的真实情况：他处境尴尬，长话短说，很担心说错什么话，会让我生气。刚开始，他跟我说，莉拉给埃利奥诺拉家里打了好几个电话，这让后者很生气。我得知，莉拉还往多莫大街上那栋房子，也就是尼诺现在住的地方打电话，最后他不得不找到莉拉的号码，让她不要一直给他妻子打电话。事情的结果是，莉拉逼着他见面，但不是单独见面——尼诺马上澄清说，她是和卡门一起来的——因为卡门有急事要跟我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