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黛和艾尔莎的离开给我带来了很大伤痛。最让我难过的是，她们俩最终还是选择了她们的父亲，而不是我。当然，她们很爱我，会很想念我。我不停给她们写信，有时候很难过，就给她们打越洋电话，也不考虑电话费。我喜欢黛黛的声音，她跟我说：“我经常梦见你。”艾尔莎给我写的信让我很感动：“我在到处找你用的香水，我也想用。”但归根结底，她们还是离开了，我失去她们了。她们的每封信、每个电话都证明了：尽管她们对于我们的分离感到难过，但她们和父亲在一起时没有和我在一起的那些矛盾，而且父亲是她们真正进入世界的切入点。
我心里不舒服了很久。一方面我想，她想让伊玛也离开我。另一方面，我想，她说得对，我应该让伊玛靠近她父亲。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紧紧抓住唯一在我跟前的女儿，还是为了她好，重新和尼诺建立联系。
但后来状况急转直下。一件很久之前的贿赂案，因为法官态度的忽然转变而浮出水面，虽然大家对贿赂习以为常，就像那是一条不成文、却最受尊重的规定。那些涉案的高级官员，人赃俱获的刚开始看起来没几个，好像案情被高估了，但后来牵扯的人越来越多，成了这个国家的管理层的真实普遍的状况。在选举之前，尼诺没有上次那么从容。因为我已经有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他利用伊玛想让我公开支持他。为了不让女儿失望，我就答应了她，但实际上我躲开了。伊玛很气愤，她重申她会支持她父亲。尼诺想让伊玛出现在他的一个宣传短片里，伊玛很振奋，我提出了反对。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不允许伊玛去——让她伤心在所难免，一方面我在电话里对尼诺大喊：“你把阿尔伯特、莉迪亚放到你的短片里，你不能这样利用我的女儿。”他再三坚持，后来有些迟疑，最后只能放弃。我强迫他对伊玛说，小孩子不能出现在那些短片里。但她明白是我不让她公开出现她父亲的身边。她对我说：“妈妈，你不爱我，你让黛黛和艾尔莎去和她们的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爸爸一起待五分钟都不行。”尼诺没能再次当选，伊玛哭了起来，她说这都是我的错。
总之一切都很复杂。尼诺心灰意冷，变得很难打交道。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是那次选举唯一的牺牲品，但事情并非如此，很快整个政党系统都被颠覆了，我失去了他的消息。选举者对于以前的老政党很不满，对新政党和新新政党也同样愤怒。假如人们之前对那些要推翻政府的人充满恐惧，但现在那些打着要服务人民的旗号，但像苹果里的肥虫一样贪婪的人，也让那些选举者退避三舍。这股黑色的浪潮，之前隐藏在一片祥和的权力盛景之下，被歌功颂德、粉饰乾坤的言辞掩盖，现在这股黑浪在意大利每个角落里都在蔓延，而且事情越来越清楚，不仅仅我童年的城区是一个丑陋的地方，不仅仅那不勒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方。有一天早上，我在楼梯间遇到了莉拉，她看起来很高兴。她给我看了她刚买来了《共和国报》，上面有一张圭多·艾罗塔教授的照片，那个摄影师捕捉到了他满脸惊恐的表情，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让人很难认出他来。这篇文章里有很多“听说”和“也许”，文章推测说，这位知名学者兼政治领袖，鉴于他对于意大利的腐败现实有着深刻了解，可能也会很快被叫到法官面前。
有一天早上，莉拉用一种很难描述的语气对我说：“你再让伊玛住在城区里，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你让她去罗马找尼诺吧。大家都看得出来，她也想对两个姐姐说：‘我和你们一样。’”她的话让我很难受，就好像她不是给我提了一个中肯的意见，而是建议我和我的小女儿也分开。她好像在说：这样对伊玛有好处，对你也好。我回答说：“假如伊玛离开我的话，那我的生活就没意义了。”但她微笑了，说：“谁说生活应该有意义？”然后她开始取笑我那种忙忙碌碌的写作。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意义就是一段段黑线，就像虾子身体里的屎。”她让我歇一阵子，最后感叹了一句：“每天忙忙碌碌，有什么必要。”
但最后这一点也很难实现，最近一次选举就是一场考验。伊玛才十一岁，但她已经对政治充满了热情。我记得她给父亲写信，还给他打电话，说她会全力支持他，而且希望我能帮助他。但那时候我比之前更讨厌社会党人。见到尼诺的那几次，我对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你现在变了，我都快认不出你了。”我甚至会用一种夸张的修辞说：“我们出生于一个贫穷、充满暴力的地方，索拉拉兄弟都是犯罪分子，他们想攫取一切，但你们更加糟糕，你们是一个洗劫所有人的帮派，你们制定法律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洗劫。”他很愉快地回答我说：“你对政治一窍不通，你永远都不会懂的，你还是玩文学吧，不要谈论你不懂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