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别人打招呼时会说“万岁，希特勒！”，在重大的节日里也会悬挂纳粹旗帜，没有犯明显的过错。
“我明天来，”他说，“把门再刷一遍。”
一个比他大一岁的队友——埃里克·范登伯格——教会了他拉手风琴。由于都对战争缺乏兴趣，两个人逐渐成为了朋友。他们都喜欢抽烟，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卷烟来抽。他们宁愿掷骰子也不愿去碰子弹。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赌博、抽烟和音乐之上的，当然，还有希望自己活下来的共同愿望。但是，不久之后，埃里克·范登伯格的残骸散落在一处绿草如茵的山丘上。他双眼圆睁，结婚戒指被偷走了。我从他的残骸上捡起他的灵魂，飘向远方。地平线那乳白的颜色像溢出来的新鲜牛奶，洒在尸体上面。
短暂的摇头叹息以后，汉斯回到慕尼黑，以为再也不会有这家人的音信了。没有想到，他会给予他们至关重要的帮助，不是帮他们刷房子，而且还要等到二十年后。
汉斯·休伯曼的遭遇与之相似。我读完偷书贼写的故事后，发现在那次战争期间，我和汉斯·休伯曼曾擦肩而过，虽然我们没有刻意安排这次见面。就我个人而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对汉斯·休伯曼来说，我想他是在尽全力躲避我。
第二年，汉斯开始庆幸没有正式撤回他的入党申请。这年，许多人立刻被批准入党，而汉斯，考虑到他对党的猜疑，被列入了等候入党的名单。到1938年底，在盖世太保策划了“水晶之夜”后，犹太人遭到了彻底的清除。盖世太保搜查了汉斯·休伯曼的房子，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他算得上幸运了，没有被抓走。
问题二
事实上，汉斯·休伯曼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
总的来说，从参军的那一刻起，他就为在这次大战中的所见所闻震惊不已。一切就像一部连续剧，日复一日重复着：
埃里克·范登伯格留下了些财产，包括一些私人物品和一部手风琴，琴上残留着他的指印。他的遗物都被送回家中，除了那件笨重的乐器。带着屈辱，这部手风琴被搁在营房里他的行军床上，留给了他的朋友，汉斯·休伯曼，此人恰好是战争结束后唯一的幸存者。
远处传来枪声。
汉斯离开了埃里克·范登伯格家。
最有可能把他从流放的厄运中拯救出来的是手风琴这件乐器。慕尼黑到处都有粉刷匠，可是，只有他，经过埃里克·范登伯格的教导，再加上近二十年的长期练习，他已经成为莫尔钦镇上首屈一指的手风琴手了。他琴艺出众，不是因为技艺纯熟，而是他的琴声中流露出的热情能感染人，哪怕他弹错了也丝毫不会影响这种感觉。
随着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他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了，起初影响不大，但是很快顾客就急剧减少。看来，一大群主顾已经消失在冉冉升起的纳粹德国的空气中了。
“他叫马克斯。”女人说。可是孩子年纪太小，不好意思和陌生人讲话。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头发很柔软，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陌生人。汉斯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又拉了一首曲子。孩子瞅瞅拉手风琴的人，又瞅瞅一旁啜泣的母亲。这和从前不一样的音乐声使她两眼发酸，难以控制自己的悲哀。
“是，长官。”汉斯点点头，事情到此结束。他的字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他运气确实不错。他竭尽全力写好每一封信的同时，其他人都上了战场。
还是没人站到队伍前面，可是，一个声音飘了出来。那声音听上去轻飘飘的，但发力不小。“汉斯·休伯曼。”声音来自埃里克·范登伯格，显然，他认为今天不是朋友送死的日子。
克莱曼先生抬起头，无力地拿着一把满是灰尘的扫帚。“不需要，汉斯，你走吧。”去年，汉斯替乔尔·克莱曼油漆过房子，记得他有三个孩子，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可还记得他们的模样。
1933年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刷房子的活儿受了一点点影响。汉斯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参加纳粹党。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问题解决了，”中士噘嘴一笑，“休伯曼，就是你了。”
一天，他在慕尼黑大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赫伯特·林格。此人来自汉堡，腆着肚子，说一口标准德语——他朝这人走过去，那人赶紧低下头，眼睛越过隆起的肚子注视着地面，但当他的眼光再次回到油漆匠身上时，明显有些不自在。汉斯不想问这个问题，可他还是脱口而出。
在军队里，他从来不冲在最前面，也不会落在最后面。他总是跑在队伍中间，混在大家中间爬上墙头。他的射击术一般，既不至于糟糕到惹长官生气，又不会精湛到被选拔至阵地前沿去，他总是在和我捉迷藏。
二十年多来，一直如此。
这个瘦瘦的高个子走上前一步，问他的任务是什么。
女人把纸片拿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走进屋来坐在她膝上。
小汉斯和特鲁迪出世了，慢慢长大，他们会去看他干活，把油漆拍到墙上，还会帮他清洗刷子。
埃里克·范登伯格和汉斯·休伯曼交换了一下眼神。如果这当口有人站出来，这代表着他将保全生命，但那是排里全部弟兄用余生为他换来的，这将让他生不如死，没人愿意当懦夫，不过，要是有人推荐另一个人的话……
也许果真如此，伤心的女人问他能否给她演奏一曲。她默默地流着泪，听他笨拙地按着琴键拉完了一曲《蓝色的多瑙河》，这首曲子是她丈夫的最爱。
“快点说，”中士捉弄起他们来，他的头发上抹了点油，显得油光水滑的，不过，头顶上却老有一小撮头发警惕地翘着。“你们这群废物里总该有人能把字写好吧？”
背后传来那人的几句话。
为此，他得谢谢埃里克·范登伯格，或者，更准确地说，得感谢埃里克·范登伯格和中士的牙刷。
无人生还。
这是汉斯·休伯曼第一次从我身边逃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没有时间争辩。舒勒克还被派去洗厕所呢，另一个，那个被派去舔信封的菲勒根，差点没累死，他的舌头都被染成蓝色了。
他在法国结束他的士兵生活时，已经打了六个月的仗了。表面上看，是一桩奇怪的小事救了他一命。另一个观点则是，在无聊的战争中，这桩小事其实至关重要。
要活命还是要自尊。
这时，汉斯停下手里的活，又点了一下头。
他非常希望有一个部下能机灵点，能活下来。
“汉斯·休伯曼吗？”
“我不想入党了。”汉斯说。
等他到达工作的地点后，一个年轻的陌生人走上前来。这人一头金发，高个儿，神情严肃。
“得了，汉塞尔，”林格继续说，“别逼我把话说白了。”
等他退伍后，查问到地址，来到埃里克·范登伯格在斯图加特的家里，范登伯格的妻子告诉他可以保存下那把琴。她的公寓里已经乱丢着好几把琴了，因为她曾教过手风琴。范登伯格留下的这部琴会勾起她的伤心往事，她不愿再看到它，其余的已经足以留做纪念了。
休息的士兵。
汉斯走上前，探头朝里面看看。“你需要帮助吗？”
他到慕尼黑大街上的纳粹党总部递交了申请表，刚出来，就看到有四个人朝一家叫克莱曼的服装店扔砖头。这是莫尔钦镇上少数还在营业的犹太人商店之一。店里，一个小个子男人一边结结巴巴嘟囔着，一边清理着脚下的碎玻璃。他的门上涂着一颗深黄色的星星，旁边写着“犹太猪”几个大字。店里渐渐没有了动静。
事情要追溯到多年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1.从他身边走过去的那人叫鲁尔夫·费舍尔，是莫尔钦镇最忠实的纳粹党徒之一。
不料，有个人从旁边经过。
陌生人摸摸下巴，四下看看，然后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问：“你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吗？”
汉斯看了看他右手的指关节，咽了一口唾沫，他能够尝到这个错误的味道，就像嘴里含着块金属一样。“我忘了原因。”他转身朝家走去。
他就要第二次从我身边逃脱了，那是1943年，在艾森。
值得一提的小事
“你再考虑考虑，汉斯·休伯曼，然后再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他还有一个救星。
几周后，他开始了干起了粉刷房子的活儿。天气好的时候，他干得十分卖力，甚至在冬天也不放松。他经常对罗莎说，虽然生意不会像倾盆大雨一样落下来，但至少偶尔能下点毛毛雨。
3.汉斯·休伯曼没有被吸纳为纳粹党员，直到现在也没有。
“万岁，希特勒。”汉斯回答。
“你会拉手风琴吗？”
年轻人十分不自在地看着眼前的人，他那刺耳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好像这是他唯一残存的东西了。
他走回来问汉斯有什么事。
那天早晨，他们开拔前不久，史蒂芬·舒雷德中士走进营房，让每个人立正站好。因为他富于幽默感，爱搞恶作剧，所以深受士兵欢迎，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冲锋，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枪声促使他们做出反应。
“你还在拉手风琴吗？”
爸爸警觉而惊恐地走过来。
我们第一次接触时，汉斯刚满二十二岁，正在和法国人打仗。他所在的那个排的大部分年轻人都热衷于打仗，汉斯的想法却不同。我带走了一些年轻人的灵魂，却从未靠近过汉斯。要么是他太幸运了，要么是他是值得活下去的，或者他有充分的理由保全生命。
很少有人能幸运地欺骗我两次。
第二天一早，就像他承诺过的那样，他比平时更早起床，但还是不够早。克莱曼服装店的门上还有露珠，汉斯擦干门，尽量把门刷成与原来一样的颜色，给门穿上了一层厚实的外衣。
“万岁，希特勒！”他说。
这是两个错误中的第二个。
多年来，我见过不少自认为可以冲到别人前面去的年轻人。
他拉着装着油漆的小车，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了。
中士在队伍前走了一圈。
他们坐在一起密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安排晚上晚些时候再见面。
一个年轻人站在厨房里，手里紧攥着的钥匙仿佛要长到他手掌里似的。他没有说你好，或是请救救我等诸如此类的话，只是问了两个问题。
1939年6月16日（这个日子现在看来就像一剂黏合剂），就在莉赛尔到达汉密尔街的六个月后，一件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汉斯·休伯曼的生活。
你当然能够理解了，当中士问到谁的字写得好时，没人愿意挺身而出。他们以为又会接受一个全面的卫生检查，或去擦干净古怪中尉那双踩上屎的靴子。
这一天，他找到点儿活干。
“你知道吗，”汉斯对她解释道，“他救了我一命。”屋里的灯光微弱，气氛沉重。“他——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他在桌上的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我是个油漆匠。如果您愿意，我会随时替您免费粉刷房子。”他明白这是笔毫无用处的补偿金，但他还是执意要提供。
可能因为他们知道至少他在等待申请被批准，才没有逮捕他，还有，他是个出色的粉刷匠。
“谁在说话？”
汉斯冲他点点头，伸手去拿刷子。“是的，我是。”
一次是在他年轻时，一次是在他的中年。
世界上最下流的笑话。
他回到纳粹党总部，用拳头使劲砸着门，窗户玻璃被震得沙沙直响，可还是没人回答。所有人都收拾好东西回家了，最后出门的一个人已经走在慕尼黑大街上了。他听到窗户玻璃的响动，回头看到了油漆匠。
有的时候，他喜欢趁部下们休息的时候，走进他们的房间，问他们这样的问题：“谁从帕辛来？”或是“谁的数学学得好？”或者是那个决定汉斯·休伯曼命运的问题，“谁的字写得漂亮？”自打他第一次这么问过之后，就再也没人愿意第一个来回答问题。那次，一个急于表现的叫菲利浦·舒勒克的愣头青骄傲地起身回答：“是，长官，我从帕辛来。”他立刻得到了一把牙刷，奉命刷洗便池。
他真的这样做了。
“听着，”舒雷德中士说，“这次与以前不同，要刷上整整一早上，说不定还要更长时间。”他忍不住笑了，“你们这帮家伙玩纸牌的时候，舒勒克却在洗茅坑，这回该轮到你们了。”
就在这时，那声音又说话了，他的话越过所有人的头顶，让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休伯曼，”埃里克·范登伯格平静地说，“他的字写得整齐漂亮，长官，非常漂亮。”
赫伯特·林格不再畏缩了，他挺直身板，用一个反问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吧，汉斯，你是党员吗？”
问题一
第一个错误是在看到这件事以后犯下的。
这个高个子的粉刷匠朝他挥挥手，走开了。
他最喜欢玩扑克，还有下棋（尽管他棋艺不佳），还有音乐。
2.十六小时之内，一句新的诅咒又被写到这扇门上。
他对着厨房的方向低声说：“是的，还在拉。”
中士叹了口气。“上尉要找个人替他写寄几十封信，他的手有风湿的毛病，就是关节炎。你去干吧。”
这些战争如此奇怪。
“是他教会我拉手风琴的。”汉斯告诉她，或许这能给她带来一丝安慰。
这个人被震惊了。“为什么？”
“怎么回事，赫伯特？我的顾客都快跑光了。”
那次大战中，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部手风琴。
枪林弹雨。
他是这样幸存下来的
早晨七点，他准时离开家。
那天，他根本没有参战。
三件小事
“你是汉斯·休伯曼吗？”
不过，他们没有冲到别人前面。他们是冲到我面前来了。
汉斯取下两个油漆桶，请来人一起坐下。年轻人与他握了握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沃尔特·库格勒，从斯图加特市来。”
它们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同时又充满了同样多的难以置信的故事。“这是真的，”人们小声说，“我不管你是否相信我的话，可真的是一只狐狸救了我一命。”或者说，“我旁边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站在那儿，毫发无伤。为什么是我活下来了呢？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们？”
史蒂芬·舒雷德是一个杰出的步测者，一个说话、做事、打仗都急匆匆的小个子。他在两列士兵面前踱来踱去。汉斯目视前方，等待命令。也许是某个护士生病了，需要有人给手受到感染的伤员解开绷带再重新包扎好；也许是有一千封信需要有人舔舔信封，把信粘牢，再把这些装着死亡通知书的信寄回阵亡将士的家中。
冰冷的汗水——这是要人命的朋友——总是把人的腋下和裤子打湿。
“什么党员？”
两次战争，两次逃脱。
汉斯·休伯曼的想法
他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追求公正的人。他无法忘记犹太人救过他一命。他不能参加一个以这种方式反对犹太人的政党，还有，像亚历克斯·斯丹纳那样的，他的一些老主顾都是犹太人。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相信，对犹太人的仇恨是不会持久的，不做希特勒的追随者是件明智的事。可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两人相互打量着对方。
几年过去了，犹太人在全国境内被肆意虐待。1937年春，汉斯·休伯曼屈辱地顺从了。经过一番咨询，他递交了加入纳粹党的申请。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对死去的埃里克·范登伯格和斯图加特渐渐远去的地平线说，“你从没说过你有个儿子。”
他没有告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