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有过一位机敏伶俐的业务经理。此人性情温和又极其内敛，身材矮小但性格刚毅，具有坚强的意志。在亨利·凯麦隆得意之时，他能沉静温和地面对他的火暴脾气，并且为他拉来客户。凯麦隆辱骂客户，而小个子却设法使他们对此宽容谅解，从而回心转意。现在，这个小个子死了。
已经没有必要去做建筑设计了，只要栩栩如生地描绘就行了。哪个建筑师拥有最好的图书馆，他就是最出色的。他们互相抄袭，赝品丛生。批准和认可它们的是文化；是在腐朽的历史废墟中展开的二十个世纪的文明长卷；是那次伟大的展示会；是每家每户相册中收藏着的一张张来自欧洲的明信片。
两千年前的罗马城在密执安湖畔再度复活。那是一个用法兰西风格、西班牙风格和雅典风格以及追随古罗马文化的每一种风格改良过的古罗马城；那是一个由圆柱、凯旋门、蓝色的环礁湖、清澈的喷泉和玉米花组成的“梦幻城市”。建筑师们展开比赛，看谁剽窃得最好，比赛谁窃取的资料最古老，看谁一次援引的原始资料最丰富。它在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眼前展示了在旧的建筑物上曾经犯下的所有结构上的罪行。那是一场有如肺病一样的白色瘟疫，蔓延得也像肺病一样迅速。人们来了，看过了，叹为观止，然后把他们所看见的种子带到美国的各大城市去。这些种子生根、发芽，长成莠草，变成有着木制瓦板屋顶及陶立克式圆柱门廊的邮局，变成砖瓦建造的装有铁制三角形装饰的宅子，成为十二个巴台农神殿堆垒而成的阁楼。这些莠草滋长着，蔓延着，遏止了别的一切东西的生长。
人们说他从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即便他知道了，他也不会让人家看出来。随着门庭日渐冷落，他对待客户们的态度，也愈发地专横傲慢。他的名字在别人耳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而他说出自己的大名时，也显得越来越傲慢无礼。
亨利·凯麦隆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别人。对他来说他们并不重要，恰如他对他的个人生活一样无所谓，仿佛生活中除了建筑之外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从未学会如何向他人作解释，只知道发号施令。他从不讨人喜欢。他曾经是令人畏惧的。可是现在，再没有人惧怕他了。
正当他到达漫长而不懈奋斗的岁月终点时，就在他将自己所寻求到的真理诉诸于形体时，最后的障碍也已经在他面前设置好了。一个年轻的国家看着他一路成长，虽然曾经对他有过怀疑，却也已经开始理解他作品的宏伟庄严。然而，在一个被抛回两千年前一场古典主义大惨剧的漩涡中的国度里，他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和安身立命之所。
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展销会于1893年开幕。
他还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为那些街道感到恶心，过去他曾梦想重建它们；活着的目的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无所事事地等待；活着的目的是读一份善意的报纸，上面登载一篇介绍“最近的亨利·凯麦隆”的文章。而活着的意义是在某段时间里开始喝酒，从容地连续喝上几天几夜，烂醉如泥；是对那些把他逼到这种地步的人怀着仇恨和抱怨。当他被提名委任某一职务时，他们却说“亨利·凯麦隆吗？叫我说，是不应该赞成他的，他嗜酒如命。正因为如此，他从来都接不到任何设计工作。”他活着就是从一栋著名大楼的三层办公室搬迁到房租低廉的只占一个楼层的办公室；再后来搬到离繁华区更远的一座建筑的一间套房里；再搬到巴特瑞炮台附近的三间房子里，面对着一座航空纪念标。他之所以选择这几间房子是因为把脸贴在办公室的窗玻璃上，视线越过一堵砖墙，他就能看得见黛娜大厦的楼顶。
亨利·凯麦隆无力反击。他拿不出有力的武器，心中惟有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没有他人那样可资旁征博引的鸿篇巨制，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需要阐述。他只说过，建筑的形式必须是其功能的反映，建筑物的结构是其自身完美的关键，新的建筑技术要求新的表达形式，他希望能如他所愿地去做建筑，而且只为这一理由而做建筑。但是当人们在谈论维特鲁威、 米开朗基罗和克里斯多佛·雷恩先生的时候是听不进他的心声的。
罗马城在密执安湖畔再度复活
第二部分
霍华德爬上通向亨利·凯麦隆办公室的楼梯，他在每一个楼梯平台处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窗外的黛娜大厦。电梯出了故障。楼梯在很久以前粉刷成难看的青绿色；现在大部分油漆已经脱落，剩下斑驳的碎块，擦着鞋底嘎嘎作响。洛克爬得飞快，仿佛要赴约会似的，胳膊下的文件夹里装着他设计的草图，他扭头看了好几次黛娜大厦。有一次，他还和一个下楼的人撞了个满怀。在过去两天里，这是常有的事。他走在纽约街头，频频回头，一门心思地看着纽约的建筑物。
人们厌恶激情，不管这种激情是何等伟大。亨利·凯麦隆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就是他热爱自己的工作。那正是他战斗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亨利·凯麦隆曾经拒绝为哥伦比亚展示会进行设计，并且辱骂该公司，话难听得无法诉诸笔端，但是可以反复讲述，尽管不是在男女同席的社交聚会上。那些脏话被反复传诵，也有很多的传闻，说他曾经把一个墨水瓶往一位杰出的银行家脸上扔去，这位银行家曾请他设计一座火车站，要设计成位于以弗所古都的月亮女神戴安娜神庙的样子。那位银行家再没有来，别的人也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