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年轻人初入官场，最忌急于求成，而应该先行夯实成功的基础，才能够在有生之年悠闲地品味成功所带来的快感。即使有一步飞升的机会，也应该慎之又慎，非得有官场上的全面资源支持不可，否则难免会功败垂成。
由于涉及人性的惨烈博弈，晋升之道，宜缓不宜急，宜低不宜高，倘若过于急切，升任的位置过高的话，就会引发竞争对头的激烈反弹。
官场晋升的空间，本来极为狭窄。大批的官员聚集在官场，注定了很多人一生一世也没有晋升的可能。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后来而上，凌驾于他们的头上，就会让他们气愤不平。纵然是众官员心平气和，愿意接受现实，却也奈不得家人与朋友的讥刺，同僚的嘲弄。于是官员们对于后来居上的年轻人就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如同燎原的野火，顷刻之间就会席卷官场。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面对着官场上无数官员的怒火与攻讦，再加上年轻人缺乏足够的人生经验与勇气，结果往往会是相当地惨烈。
张方平知道，单以苏东坡的才华而论，理应大红大紫。但是，苏东坡太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没有社会根基，没有一大批支持你、追随你的人。年轻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就意味着对人性的暗黑缺乏足够的了解。说透了就一句话，年轻就意味着缺乏足够老成世故的人际政治斗争经验。
细究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与苏东坡的仕途坎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人升得太快，还没有养成足够的政治智慧，就面临着历史上最惨烈的大交锋，失败也是合乎情理的。
被赶出京师的王安石，回想起变法的历程，深感自己政治经验不足，才会为小人所利用。后来他与苏东坡相逢，两人说起当年之事，不胜唏嘘，然而已经是时过境迁，纵然是后悔，却再也没有可能弥补了。
北宋名臣张方平，历练沉稳，深得儒家思想的精髓。他比较重视选拔年轻的官员。最早被他看中的，是王安石。于是张方平就将王安石调到身边，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王安石是一个天生的改革家，不管是衙门里的规章制度还是公文的格式，亦或是衙司值班的规矩，只要落在他的手里，就统统改过。张方平心想，这样的人，是做大事的人。但儒家是反对做大事的，因为做大事就意味着将整个国家的利益盘子掀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利益结构调整。利益调整妥当了，当然是一好百好，一旦调整不好，那就意味着天下大乱，搞不好还会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与战争。
于是王安石也被赶出了京师。
反观张方平等人，情况与苏东坡、王安石恰恰相反，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素负精干之名，但是他们做事踏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从最底层的小官吏做起，每有晋升，其对官场的博弈法则及政治智慧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等他们走到人生最高峰的时候，既有着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又有着赫赫的实际政绩，更兼他们对人情世故洞若观火，绝不会给人以可乘之机。
这时候的王安石，正如张方平所料定的那样，他虽然力主变法，但在官场上的资历太浅，影响不足。开始只是因为在基层变法成效显著，才受到皇帝的重用，然而他在朝廷中根本没有自己的支持者，在与苏东坡的政治斗争中，势单力孤。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和苏东坡一样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手腕不够圆滑，在遭遇到反对的时候，就会生出强烈的仇恨之心。他建议废除谏官制度，这等于是开罪了整个官僚阶层，无数大小官员还指望着当个谏官混饭吃呢，王安石居然要砸他们的饭碗，这岂能罢休？
然而苏东坡一入京师，就和刚刚被皇帝从基层提拔上来的王安石相遭遇。两个人都是年轻气盛，又都是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此时相逢，自然免不了一场大战。苏东坡以谏官的身份弹劾王安石乱政害民；王安石更狠，索性上书要将全部谏官一并流放，以便让他大权在握，推动变法。
后来张方平认为，当时的北宋对于利益结构的调整，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准备，变法行不通，因此王安石不可用。于是张方平罢斥王安石，又将选拔的目标转移到了苏东坡的身上。而苏东坡才华横溢，不甘沦为数黄论黑的笔墨之吏，急切地想获得足够的空间，以便施展自己的才华。张方平却对此不以为然。
所以张方平不支持苏东坡入京为官的想法，他建议苏东坡先从基层干起，却被苏东坡断言拒绝。张方平一怒之下，就为苏东坡出了三道难题，却都被苏东坡轻而易举地解开了。到了这一步，张方平只好叹息一声，任由苏东坡去了。
王安石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弱点，立即被官场上的一群精明人物抓住。这群人集结了官场上一大批的人物，以一个叫吕惠卿的人为首，他们打着支持变法的旗号，迷惑了王安石，王安石把这些人尽数提拔。这些人主政之后，首先是支持王安石，将苏东坡流放，然后吕惠卿突然翻脸，公开了王安石给他的书信，信中谈到了如何对皇帝隐瞒坏消息的事情，这让皇帝大为震怒，才知道他倚重的王安石竟然也和别人一样欺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