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之上，不怕说出口的话，单只怕留在纸片上的字。说出来的话随风而散，一旦出了问题，追究的时候你大可以反口不承认，谅别人也拿你没办法。所以人在官场，口头上只管大包大揽，称兄道弟，但如果有人让你签字画押，那就必须要小心了。
知府听了，又惊又怕，就问道：“可是事情已经这样，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幕僚道：“这事好办，我受东家供养多年，从未进献过一字一句的策术。此番我要辞别东家，去严嵩的府上，做一名老佣人。我会在那里将东家的书信与公文，全部搜找出来，预先销毁，这样可保东家无虞。”
等田秀栗走后，李有恒再拿起手书来看，忽然发现不对劲，这手书竟然被田秀栗换过了，虽仍是文恪所写，只不过，原手书上的“督兵行事”，改成了“相机行事”，这就等于说驱兵杀人全都是李有恒自己的责任了。
几日后，田秀栗和另外几个朋友去拜访李有恒，入座之后，就聊起这件事。李有恒说：“我是什么也不怕的，我有文恪的手书，上面写着让我督兵行事，有这几个字，他就别想脱身。”田秀栗说：“真的吗？你把那手书给我看看，小心点，可别疏忽了。”于是李有恒就拿出文恪的手书，田秀栗接过来一看，上面果然有“督兵行事”四个字。正在这时，外边忽然又来了几个朋友，李有恒急忙出门迎接。等李有恒回来，田秀栗将手书还给李有恒，叮嘱道：“一定要将手书收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说完这句话，就匆匆走了。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知府，一向依附权奸严嵩。这知府的家中，养着一个年老的幕僚，知府对这幕僚平日里极是尊重，衣食相待，从未让幕僚受过委屈。忽然有一天，幕僚对知府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看这严嵩擅权多年，也快要到时候了，一旦朝廷究查下来，不唯是这严嵩要倒下，此前那些依附他的人，也都会受到连累。东家也是依附严嵩而起家的，往日里书信往来，不知有多少，等到朝廷追查的时候，搜出那些书信来，只怕东家你后果堪虞啊。”
清同治末年，总督文恪督理四川，此地民风剽悍，经常会闹起群体事件。文恪到任后不久，就收到东乡县县令孙定扬的公文，言称当地乱民罢市围城。文恪初来乍到，不晓得四川这地方，民众有一个罢市围城的习惯，往往闹事之后，也就消停了。文恪以为这是起了暴乱，立即下令守备李有恒出兵弹压。李有恒极力争辩，文恪大怒，呵斥他立即行动。
官场之上，既是人躲事，又是事找人，有些事你是躲也躲不过去的。
所以人在官场，一定要有未雨绸缪的考虑，今日的一片纸，就是明天的一柄刀。如果你知道自己留下来的痕迹预示着什么，那么你就能够避过风险。
当时李有恒大惊失色，情知被田秀栗出卖了，可是再追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很快他被收审，拿出来的手书无法证明文恪有错，最终全部责任由他一个人承担，冤乎枉哉地被砍了脑袋。
知府千恩万谢，就让幕僚去了。幕僚走后不久，严嵩果然事发，朝廷追查下来，许多官员都因为依附严嵩而受到了牵连，唯独这个知府，因为在严嵩那里查抄不到有关他的一字一句，所以平安无事。
这时候文恪才知道，这李有恒是赌了一口气，存心要害他。急忿之下，就去找华阳县知县田秀栗商量。这田秀栗和李有恒是知交好友，听文恪说了情形，不由得冒一头冷汗，说：“李有恒如此阴狠，我居然会有这样的朋友，幸好我没有得罪他，否则的话……”出于恐惧之心，他答应帮助文恪，解决掉李有恒。
李有恒窝了一肚子气，索性不管不顾，率兵赶到东乡之后，只管大砍大杀，杀得血流成河，百姓尸伏遍野。事情这就闹大了，御史立即弹劾文恪，这时候文恪才知道闯了大祸，就骂李有恒存心杀人，将事情闹大。李有恒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这是你下的命令，你的手书还在我这里，我是奉命行事。”
在这个故事中，彻底地落实了“空”的含义与思想。人在官场，终究是无法与强势相对抗。这个知府依附严嵩，尽管气节上有问题，可严嵩毕竟是受到皇帝所重用的，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然而政治也是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将官场的追随者拖入到悬崖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