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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 作者:民国文林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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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解放后,周源培让金岳霖去做北大哲学系的主任。金岳霖说他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自己。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做。”金岳霖就来到北大任哲学系主任。不久之后有人当面大骂金岳霖,这要在解放前,一定会有一个人离开。金岳霖对于这件事的回忆是:“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业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

金岳霖对学习的兴趣相当浓厚,经常晚上睡觉做梦时还在背书,其投入程度令许多成年人由衷赞叹。一次,他在梦中背一篇古文,姐姐发觉后,偷偷拿了书在一旁边听边对,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后来这件事在家里传为美谈。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金岳霖回忆: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这道理确很简单。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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