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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 作者:民国文林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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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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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学术论文有其见解,他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北大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级》。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只好败兴而归。

散文家张中行曾谈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的学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适先生的他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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