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