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他们除了谈佛论道，在书法、琴艺方面也多有来往，但两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佛学。在这方面，李叔同虽然年长一些，却一直视马一浮为老师。马一浮受杭州海潮寺之托，邀弘一主持“佛七”，弘一法师应招前往，当马一浮主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仍然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解放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便站到屋檐下伫候。过一会儿下起了细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为陈毅的言行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周恩来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
从竺可桢日记中看，为了礼聘马一浮前来讲学，竺可桢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多次登门造访并托人劝驾，请他前来讲学，还准备在校外选择地点，让学生到其寓所去听课，以满足他提出的“登门请业”之要求。遗憾的是，由于马一浮始终不能通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对此，竺可桢自认为“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与此同时，马一浮也给他留下了“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印象。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马一浮等人办复兴书院，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晚年，梁漱溟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到杭州拜望马一浮的情景。梁漱溟尊重马一浮，“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梁漱溟与马一浮谈学时，自称后学。襟怀坦白的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的情景，使梁漱溟久久不能忘怀。临行，马一浮送梁漱溟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总理为了表彰这位保存与发扬国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批拨一万元专款作为马先生刻书的基金并以此祝寿。
马一浮想在风景优美的桃源胜地办一个书院。对马一浮仰慕已久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想法后，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提出了办学邀请，并划拨了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出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力图主持一个完全由他个人意愿设置的纯学术的书院。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重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了马一浮。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一起到西湖花港蒋庄专门拜访了马一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