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北大哲学系有几位名教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胡适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红楼打过“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楼上楼下的两间教室里讲课，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二人各执己见，学生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议论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则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著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新青年》编委七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七个人实行编委轮流制。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化名写文章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而由他自己来编。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兄弟二人也反对他，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作罢。
1917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