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弘法之际，接引众生。知交杨白民在他的引导下学佛。后他又造访袁希濂，普一见面，他仔细打量袁后，笑道：“希濂居士，你前生也是个和尚呢。”袁希濂在弘一的引导下，也开始虔心向佛。
一次，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丰子恺便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于是，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让丰子恺送去，又由丰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谢请来晤面。
少年黄福海到泉州承天寺拜见弘一大师，问过他的姓名和来意后，法师请他到禅房中坐坐。黄见法师面带微笑，正襟而坐，既慈祥又威严，就像是尊活菩萨，他噤得不敢作一声，又舍不得就此离开，便如同木偶人似的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法师。法师见他尴尬，便亲切地问道：“我会写字，要不要写几个字给你？”黄福海自是求之不得。第二天一大早，黄买了4条一般大的凳子送过去。他小心把凳子送进禅房，弘一法师见了，用长者的口气说：“你还买凳子请我啊。”临别时，弘一将早已写好的字送给他，黄因太兴奋，竟忘了向法师致谢。几日后，黄福海提出想和法师合影留念，二人朝照相馆走去。走了一会儿，弘一法忽然放慢了脚步。黄抬头一看，原来前面远处走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和尚，弘一指了指和尚的背影说，那位长者是承天寺的大和尚，是佛门中的前辈，所以要走慢点，不能走到他的前头去。黄极为敬服。
弘一大师在福建时，一天，一位基督教徒、小学校长庄连福想听弘一大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大师的弟子传贯拦下，理由是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弘一大师得知后，即批评了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次日上午，传贯来到庄的小学校，跪在庄上课的教室门口请罪。庄连福请他到宿舍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法师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庄连福深受感动。此后他常与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听大师讲经。庄连福说，弘一大师“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1935年12月，弘一法师第二次到惠安弘法，住在当地信众家中。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法师作了几次讲演，为40余人证受皈依，30余人证授五戒。他写下《惠安弘法日记》。
弘一法师在衢州的小店买豆沙饼，见包装纸上所写的店号饼名，工整秀丽，顿生惜才之心，便向店主打听，得知是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毛世根所写，即与约见。二人晤谈时，法师对这位21岁的青年连连嘉许，其后又多次指点他书印之艺。在法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毛开始向佛，法师为他取法名“慈根”。
1931年5月，陈海量到五磊寺拜见弘一法师，陈问法师，何以自己初见法师就会生起莫名的欢喜。法师告诉他，这是宿缘所至，并说陈海量过去某世曾为天台山国清寺僧，两人前世曾是师生关系，今生是再续前缘。
弘一法师在绍兴普庆庵挂单时，将居室命名为“千佛名室”，在半个月内写下300张佛号，交给3个学生，嘱咐他们分赠有缘人。
在厦门时，弘一法师在南安小雪峰寺遇到十九岁的陈海量，陈问弘一，世上果真有鬼神吗？法师并不回答，只劝他去读些佛典，并赠他10余种佛书。至此，陈开始学禅，弘一常给予指点。两年后，弘一再度到闽时，去看望当时寄居慧泉梅山寺的陈海量，陈苦恼地对法师说，自学佛以来，于佛法尊重之心日深，可对现实中的佛门出家人却总觉得难生信重，因为自己所接触的僧人大都浊俗，且又很少戒行，不知怎样才能加以对治。法师严肃而慈祥地告诫一番：“论人过失，殊非学佛者所宜。出家僧众，凡圣参差，既学佛未久，道力未足，无从深知其究竟，怎可随便议论？他人是否如法是他人的事，自己生起骄慢却是自己的过失，况且依佛法教义，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若能作如是观，于一切众生恭敬还怕来不及，何敢怠慢于僧宝？”陈海量深感悦服。送法师下山时，两人于路上遇到一个平常的僧人，看上去颇为鲁拙无知，弘一却上前向他伏地礼拜，态度非常恭敬。陈看后大感惭愧，知道这是法师有意以身示教，从此对于出家僧众再不敢心怀不敬了。
丰子恺虚龄30生日时，礼弘一为皈依师，在他的居室“缘缘堂”中举行了皈依三宝的仪式，由法师赐名“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