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在这篇文章和以后的文章中所要说的话，能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我是凭着战斗中结成的友谊在讲话，而并不特别针对什么人。可能提出的批评意见毫无例外地是说给整体报业的，在这点上我们是会相互理解的。人们会说这样做为时尚早：在对人们的意识进行测试之前，是否应给我们的报业留下进行筹划的足够的时间？回答是否定的。
对公众来说，记者还有另一种资本。这种资本就存在于对时事所作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论之中。新闻在其所写的历史的杂乱无章的各种势力面前，日复一日地将一个人或几个人共同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是有益的。但是，这是不可能在毫无顾忌、毫无距离感和没有某种相对观点的情况下做到的。当然，对真理的热爱不会阻止人们做出决定。而且，如果人们已经开始了解我们在这份报纸中试图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和读者双方之中缺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也不会被人理解。不过，这和别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需要定下一个主调，否则一切将变得没有什么价值。
今天我们认为有必要讲出这些内容并同时将其告诉我们的读者，以便让他们知道，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写作之中，我们并没有忘记进行思考的责任，并没有忘记所有新闻工作者应有的那种顾忌。总而言之，在此刻进行对我们来说不可缺少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了我们自己。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奢望，当然，我们说出了某些思想的局限性或政治行动，我们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我们的某种审慎态度能对这种不足而有所补救。但是，时事对我们是苛求的，划分道德和道德主义的界限是不明确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劳累和遗忘而越过这条界限。
让我们来作一点儿自我批评。这一每天面对眼前的事件，都必须对人的良知和诚实正直的考验做出回答的职业并非毫无危险。想做得最好，却评判得最差，而有时则仅仅是做得不那么好而已。总之，人们可以一贯地像法官、小学教员或道德课老师那样行事。从这一职业到自命不凡或到愚蠢之间，仅有一步之遥。
怎样才能躲过这种危险？通过讽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不处于讽刺的时代。我们还处在愤怒的时代。我们仅仅知道，不管发生什么，让我们保留住相对的意识，那么一切就会有救。
事实上，我们只占据一片地方，在那里我们编排报纸，并在战斗中得以发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同样可以看到，抵抗运动的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值得所有人尊敬。但是，在大家仍沉浸在热情之中的时候，我不得不说，这些算不得什么，因为一切正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掌握了我们想要的进行这场深刻革命的手段。还需要我们真的去从事这场革命。总之一句话，目前在巴黎已出版了十来期解放了的报业的表现，还不太令人满意。
以今天的报业作为例子，可以肯定的是，盟军惊人的推进和国际新闻的迅速跟进，突然取代了人们对解放望眼欲穿的企盼的胜利，及最后和平的来临迫使有的报纸必须毫不迟疑地对国家的意愿和国家的含义作出解释。因此，各报在其文章中均对法兰西的问题作了大量评论。不过，很显然，这是一个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字斟句酌讨论的主题。要是重新使用“祖国”这种曾使法国人愤怒的某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的话，那就不会对作出考究的解释有任何帮助。但是人们会从考究的解释中获益良多。应该给予新的时期即使不是新的词汇，至少是词汇的新的寓意。这新的寓意，只有人们的心灵可以领会，只有人们真挚的爱才会使其受到尊重。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会以微薄的力量在使这个国家能发出一种令世人倾听的声音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
首先，对于那些来源和意图不明的消息，记者可以通过对其确切的意思所作的一系列的说明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消息。例如，他可以在编排时将那些内容相互矛盾的电讯进行对照及提出疑问。由于知道消息出自哪个通讯社或国外哪个办事处，他可以就某条消息可能的准确性向公众作出说明。为了精确地举例说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战前各通讯社在国外设立的众多办事处中，只有四家或五家作出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社应当作出的那种真实报道的保证。作为记者，他比公众更知情，他十分了解消息的不可靠性，是他在向报社提供消息，却对其可靠性没有任何保证。
既然从今以后我们已争取并获得了发表言论的途径，那我们对自己和对国家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最基本的，也即是本文的主要意思，是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必须对我们所写的内容认真思考，逐渐理清自己的也是报纸的思路使之成形，仔细写作，永远不要脱离国家向我们提出的巨大要求：对一切事物进行深刻的分析。如果我们能做到使我们的声音成为富有活力的声音而不是仇恨的声音，是客观现实的声音而不是玩弄辞藻的声音，是人道的声音而不是平庸的声音，那么，很多事情将会得到拯救，而我们也将不会犯下大的过失。
当然，在麦茨城被攻占的第二天并了解了这一占领的代价之后，我们会不无义愤地读到一篇关于马来纳·迪特里希的部队开进麦茨的报道。而我们也有理由一直对此感到义愤。但是应当懂得，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时我们的报纸也一定要对此表示恼怒。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认为战争期间，一位明星的爱情故事会比人民的痛苦、军队的浴血奋战或一个在寻求真理的民族所作出的执著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既然今天在起义和战争之间我们有了一段间歇时间，我想谈论一件我很熟悉又一直牵挂着的事情，那就是报业。而既然这是刚刚从巴黎的战斗中诞生的新的报业，我愿同时以战友的兄弟情谊和洞察力来谈谈这新的报业。
我们也应当关照一下新闻业的思想状况。我们已经说过了，“法国的报业由新闻构成”之类的看法更正确。人们希望尽快看到消息，而不是消息的准确。人们并不能从这样的新闻业中获取真理。
当我们在地下撰写报纸文章的时候，很自然，不会有多余的故事，也无须发表原则声明。但我知道，我们所有的报业同志都抱着秘密的巨大希望。我们曾希望，这些为了某种宝贵的思想而冒着生命危险的人，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一种无愧于国家的前所未有的报业。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战前的报业已在其原则和道德之中迷失了方向。追逐金钱和对伟大的事物视而不见同时并存，使法国的报业（除了很少的例外），除了增强某些人的权势外别无目的，除了使大众的道德堕落外别无效果。因此，这样的报业变成了后来1940年到1944年的那种报业，即成了这个国家的耻辱，也就不足为怪了。
（战斗报，1944.8.31）
（战斗报，1944.9.8）
除了这一直接的批评之外，记者在文章中和在消息来源上，还应写出尽可能明确和详细的报告，将获取消息的办法告知公众。既然读者对佩蒂奥大夫的故事和首饰诈骗案感兴趣，也就没有直接的理由不让一家国际新闻社不对此感兴趣。这类报道的好处是可以保存其批评的含义，而不是去求助于其吸引人的便利。问题仅仅是需要知道，这一批评性的新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积极的。
我们希望我们尚未迈出这一步。但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总能避开这种危险，总能显出自信有远见的天赋，具有从不会犯错误的人的优势。然而，这算不得什么。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定期实行的某些规定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工作，虽然对我们来说似乎直到现在这些规定在政治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可以看到，我们重又开始要求，有分量的文章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并要求假消息和有疑问的消息不应被当做真实的消息报道出来。正是这一系列的做法，我把它们称之为批评的报业。再说一遍，报业必须有自己的主调，还必须为此而舍弃很多东西。的确，如果人们已开始思考报业的问题，这也许就足够了。
我们所处的地位使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报纸是在怎样难以置信的条件下印制出来的。但问题并不在那里。问题在从一开始可能确定而没有确定的主调上。相反，报业在已开始运作、将确定自己的最终形象的时候，才知道应该自查自省。报业将更加了解它愿成为怎样的报业，而它将会成为怎样的报业。
我们的愿望——这种因其强烈而常常会沉默不语的愿望，是把报纸从金钱中解放出来，使它们有自己的声音，真理的声音，这声音能配得上公众，能达到公众身上最优秀的品德的高度。我们那时认为，一个国家报业的价值常常就是这个国家价值的写照。而如果说报纸是一个民族的声音此话不假，我们会决心尽我们的微薄之力用加强自己的声音的办法来提高我们国家的地位。不管是否有道理，我们中的很多人正是为此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死去，还有另一些人经受了狱中的孤独，受到过牢狱的威胁。
对于让实质性的文章占据一点儿新闻所占的不多的位置，人们不能因此而感到不快。至少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今天提供给报纸的消息和报纸刊登的消息，不应缺少批判性的评论。这是整个报业向前发展的一种方式。
要做到这一切是困难的。正义是一种思想，同时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炽热的情感。让我们得到包含着人道主义内容的正义，而不要把正义变为毁掉了众多人生命的那种可怕的、抽象的狂热。讽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而需要认真予以对待的也不只是我们。只有这个国家面临的难以言状的考验和巨大的冒险才应去体验去认真对待。这样的区分，会使我们每天所作的努力恰如其分并具有相对性的特点。
然而，在我们紧张、满腔怒火或狂热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报业却因迟钝而犯错误。这些天，由于身体过多地劳作，以至使精神丧失了警觉。在这里，我只将下面会详细谈及的情况概括提一下：我们很多报纸又拾起了被认为是过时的言辞，不害怕滥用辞藻或具有宣战前后我们报业那种“轻佻女郎”言辞的特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业呢？我们需要明确、有魄力和使用令人尊重的语言的报业。过去一些年，对那些撰写文章，知道文章可能会给自己招来牢狱之灾、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来说，很明显，他们写的每个字都字字千钧，他们对每个字都必须仔细斟酌。他们想要恢复的正是新闻工作者这种对公众所应有的高度责任感。
（战斗报，1944.11.22）
对第一种情况，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仅仅是把占领时期的报业又移接到今天。对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便利，我们重又拾起了甚至会破坏新闻业和国家道德的言辞和思想。要么不让这些可能成为现实，要么放弃我们的工作，对其不抱任何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