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讲的是，这样一种事业，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可能没有风险和苦涩。我们应该顶着风险上。因为艺术家们坐在家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我们却不要苦涩。艺术家的一种倾向就是自以为是互相休戚相关的，事实上，有人也带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欢乐向他们呼吁这种团结一致，但却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生活在众人之中，那地位既不高也不低，他们生活在那些工作着和斗争着的人之中。他们的使命，在压迫面前的使命乃是打开所有的监狱大门，使所有的不幸者和幸福者能够讲话。在这里，艺术在反对它的敌人中为自己作了辩护，因为它本身的行动证明了它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只有他们自己可能无法肯定，那种设想中的新生、正义和自由的新生是否会实现。但倘若没有他们，这种新生也将不能成形。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中所蕴含的相对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尽管是在形式上完美的社会，也只不过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因此，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未来的一份礼物。
是的，自佛朗哥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一瞬间起，该组织便从世界文化领域走了出来，这是我们应该指出的。有人反驳我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有益处的。关于事务工作同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当然有许多说法，但我们起码应该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长期维护一种谎言是任何益处都没有的。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独立存在，那倒不如解体的好。总之，文化团体过时了，但文化尚在，我们至少也应该相信，该组织是不会解体的，因为一个政治上的高级机构，总会显现出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文化，靠真理而生存，因谎言而消亡。它总是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但却不是生存于宫殿中，不是生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梯里，也不是生存在马德里的监狱中，而是生存在流放的大路上。它也总会有它的团体，而我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即创造者和自由者的团体。这个团体，它反对极权主义的残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卑鄙，反对布拉格的诉讼案件和巴塞罗那的判决，承认任何党派的存在，但却只为一件事服务，即自由。就是在这个团体，我们，我们大家将接纳自由的西班牙。但却不是让它从小酒馆的门口悄悄地进来，不需要辩论，而是公开地、庄严地进来，并且给予它足够的尊敬和抚爱，对它的工作和心灵予以赞扬，并且我们要向它表示感谢，感谢它作为一个大国，它过去曾给过我们，并且现在仍然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忠告。
艺术家和他的时代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预卜而已，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尽管各国政府和警察部门以极大的善意试图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但我们仍然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例如，在我们西欧这边，自由已受到官方的尊重。但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那些贫穷的远房姊妹，她们散居在一些资产阶级家庭中。有一位表姐，她失去了丈夫，成了寡妇，这就使她失去了当然的保护者，于是她便被收留了，在六楼里给了她一个房间，便当了这家的炊事员。星期日有时主人还带她逛逛大街，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和宽厚。但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盛大的节日里她便被关在家里。如果有一位不正经的警察在街头无人处侵犯了她，大家也不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看，因为她这种事看得也不少了，特别和主人一起上街时。再说，无论如何也不值得为此事和司法部门闹僵。在东方，可以说这种事更是常见的。这件事在厨房里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只需把她关在大橱柜里，外面插上两道闩就可万事大吉。什么时候让她出来呢？似乎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差不多要这么长时间，即待到理想的社会最后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家欢庆她得到解放的盛大节日。但据我的意见，那时候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让蛀虫给吃了，而且我还颇为担心，别人恐怕就此无法再使唤她了。如果说，这两种自由观，即一个是橱柜里的自由，一个是厨房里的自由，互相轮番使用，而且在这种乱折腾的同时再把厨房的工作内容缩小，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强制是多于自由的，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将会变成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世界。
那么最简单，也是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谴责政府，或者谴责某些隐约可见的强大势力，谴责他们的狡狯伎俩。此外，他们也确实应该受到谴责，其犯罪的密度既大，时间也长，以至竟使人无法看清楚其渊源。但就责任而言，他们并非唯一的责任者。总之，如果自由从来就只有政府部门监督着他的成长的话，那么很可能他现在仍然还处于儿童阶段，并且最终将会以“上界天使”的头衔被埋葬。在金钱和剥削社会，据我所知，自由和正义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警察政权从来都被认为，他们的法律学校是在地下室里开办的，他们在那里审讯犯人。因此压迫和剥削乃是他们的职业，无论是谁，只要他要求他们实施无监督的自由政策，他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刻会身败名裂，而且是当然之事。如果在当今之世，自由受到了侮辱或束缚，那并非因为它的敌人背叛了它，而是因为它失去了正当的保护者。是的，自由成了一个寡妇，不应该对此加以回避，因为这是事实，它是我们大家的寡妇。
“厌恶”一词，在这儿用就显得太轻了。我觉得今后我们反复地说明我们的愤怒也是没有用的。既然我们的政府也很现实，它可以不要荣誉也可以不要文化，因此我们在感情上丝毫不能让步，相反地也要变得现实一些。既然这是一个历史形势的客观因素使得佛朗哥独裁的政治在柏林的废墟上垮台十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保持这种姿态，那么我们在对待摆在我们面前为维持佛朗哥政权辩护的论据也应持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
马克思死后，有一种议论开始传播，并且愈传愈烈，即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跷跷板。这句话，有一个词用得不到位，但在当代的混乱局面中，我们却为这个错位的词付出了代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一个跷跷板，而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跷跷板。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并非自由，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儿，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的地步。但有些自由是要争的，并且永远也不能抛弃。一点儿也不错，对于那种白天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晚上便和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但这应该谴责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和那种束缚人的制度，而不是自由本身，也不是我们当中最穷困的人也不应缺少的自由。因为即使社会处于变革之中，而且变得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但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仍然是野蛮的。由于资产阶级奢谈自由，却并不付诸实践，那么工人阶级的社会也就不应该实行自由，而只是以自己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去奢谈自由而沾沾自喜吗？然而混乱局面就出现了，在革命运动中，自由便慢慢地处于被谴责的地位，那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已把它当成了一种欺骗手段来使用了。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滥用自由的理所当然的不信任，于是便导致人们对自由本身也产生了不信任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把这件事大大地向后推迟，并且声称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不谈自由之事。同时还宣布，首先需要的是正义，至于自由，那在以后再说，就好像奴隶们永远都渴望得到正义一般。而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们说，劳动者感兴趣的只应该是面包，好像劳动者们并不懂得他们要获得面包，也需依靠本身的自由。不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公正面前，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在座的诸位，恐怕不止一人，或者在行动上或者在思想上，都对此做过退让吧，但历史已经迈开自己的脚步，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到现在便足以使我们思考。由劳动者自己发动的革命已在1917年取得胜利，那时人们确实已看到真正自由的曙光，以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希望。但这一革命由于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包围和威胁，于是它便加强了军事装备和警察机构，竟至成了一种公式和一个学说的继承者，而不幸的是那种公式和学说给予它的是那种令人极其怀疑的自由，于是这一革命便慢慢地变得衰弱了，然而警察机构却得到了加强，而世界最伟大的希望也便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专政中变得僵化。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自由，也并不比它更差。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以及在革命的集中营里被杀害的，那些在匈牙利等地被枪决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乃是1917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也同样能够做这种欺骗人的勾当。革命社会的诬陷和腐败使资产阶级做起这种事来问心无愧，同时也有了依据。
答：那要有很大的抱负和使命感，这些我都没有。就我个人讲，我不想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有一个愿望，即作为一个人我向往幸福，作为一个艺术家，似乎我还应该让许多人能够活下去，但却不能借助战争和法庭手段。但这些事却主动找到我门上来，就像它们主动找到每个人那里一样。从前的艺术家们，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须公开表态：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声明反对。
当然，我对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自由的兴趣不抱半点幻想，特别是他们对待反对他们的人。我只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无穷无尽的诉讼案件，和那些无休止的审判，使人不快，因为在这些审判中常常会有一位妻子或一个儿子前来提出要求，要求对她的丈夫或对他的父亲判处重刑，而这些案件和审判，却会对那些所谓的“人民”政权造成最大的危害。
问：在当今世界上，艺术家能做些什么呢？
问：是否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您同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
如果坚持要把他投入监狱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这样说，可以监禁，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人。剩下的，就是对这个决定进行美化，然后就是大造监狱，最好是成千上万地造，以便能容下几百万共产党选民，尽管我们目前尚非常缺乏住房。就我本人来说，尽管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我却认为对这种做法不能美化。相反地，应该在其他公民能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时，也让共产党人同样能得到。
（1953.5.10）
就是这些卑鄙论据，今天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议论纷纷，并为此作辩护。我无意在此做出一副相信“这乃是文化方面的大事”的面孔。此乃是在文化的大旗后面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勾当。即便就讨价还价而论，它也不能自圆其说。它可能最终会使某几个时令商品专卖商发财，但却不利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事业，只能损害欧洲人民至今仍为之斗争的某些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佛朗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接受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采取两种态度的理由。如果对负责这样一种活动的组织，我们仅说不能同它进行任何合作，那还是不够的。今后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同它作正面的坚决的斗争，以便尽快地揭露它，并非它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乃是一个可以为任何政党服务的政府间的联合体。
在这个不要记忆的时代，今天由我出面介绍阿尔弗莱德·罗斯梅尔，是一件反常的事，如果一言不发，那可能倒是合乎时代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只需这样说就够了，即罗斯梅尔，还有一些在1914年反对第二国际出尔反尔的那些人，是极其少见的活动分子之一。他经历了四十年的斗争，仍然对那些在时政的压迫下很快便倒下的人保持着尊敬和友谊，仍然保持着坚强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一位工团主义者，1914年，他对西方工人领袖们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便转而支持1917年的革命，随后他又起而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自那以后便投身于漫长而艰苦的工会主义的复兴工作。罗斯梅尔在那个反复多变的时代，始终径直地向前迈进，并且始终不绝望，不气馁。因此，他也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这些，在读《列宁时代的莫斯科》这本书时便可充分地看出来。“我只这样简单地说就够了：我曾经在那儿待过，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这位见证人的声音，这很可能会使那些喜欢读传奇性的历史小说的人感到失望。那么，罗斯梅尔在哪儿呢？在俄国，而且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和列宁逝世以前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世界似乎在从头走起，历史是在一个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开始的！那个时代，在世界的另一端，芸芸众生一直在高压下生活，至此便相信自己已得到了解放，并且相信自己已到达了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天堂之门。但罗斯梅尔却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作了证明，他日复一日地工作着，没有半点儿浪漫主义色彩。革命的发生同样是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比如要通过各种委员会及各种代表大会艰苦的努力。罗斯梅尔就曾参加过一些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但他在书中娓娓道来，似乎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像某一方面的专家一样，正在安闲地坐在那里把自己的知识向众人讲解。一本小册子出版了，并且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当时他正在莫斯科，但他却仅只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并指出那是一本论“共产主义幼稚病”的书，并说列宁的这本书包含着另一种病症的病菌，它将会在免疫力较列宁差的战士中造成灾难。同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宣布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同时宣布，国家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候见厅”，很可能要通过它来改变革命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航道，等等，这一切由他道来，也如同日常事件一般，平静异常。革命的社会党人的诉讼案，列宁的逝世，及他所留下的谴责性的遗言等等都是耸人听闻的大事，但由罗斯梅尔在书中介绍出来，都是以报道的口气来说的，但对斯大林的称霸，其结论却是谴责性的，有分寸的，但又是肯定的。他的见证不止一次地引起舆论的关注。然而，如果他的信念战胜了那么多的失望而仍然保存下来的话，那就是他的信念中，有着这种始终如一的镇定和自如，不需要放开喉咙大喊以表明自己的力量。一个人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中去，他也必然承认这种实践有其不足之处，因此他也从不因事业的失败而反过来谴责它。
我认为，真正的自由党人，在放弃他们最大的力量，即在个人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世界中使斯大林主义不得不退却的那种力量，亦即是说，自由的公正和威信的力量，他们把它放弃，将会一无所得。在任何情况下，不自相矛盾的民主，是不能用法庭来削弱一个学说的力量的，只有和这个学说作斗争，以保证民主可以得到表述的自由。
有人告诉我说，只要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继续下去，政府对亨利·马尔丹就不会有所动作，而只要政府没有动作，这种宣传就不会停止。于是，为了不丢面子，双方都下了决心。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世界政治，是无论如何也不丢面子的。然而，据我看，这个“面子”您愈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存它，它愈是不那么漂亮。然而，大家却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面子。于是这件争面子的斗争，就围绕着一个关着犯人的牢房发生了。
答：人们既不要求他们写关于合作社的事，但也不要求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起到使痛苦者麻木不仁的作用。既然您要求我谈谈个人的看法，那么我就尽我所能尽量简单地谈一谈。作为艺术家，可能我们不需要介入当代的事物，但是作为一个人则需要。被剥削或被枪杀的矿工，集中营里的或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大批受迫害的人群，这些人在世界各处都有，他们需要所有能够讲话的人打破自己的沉默，并且不要站在他们之外。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战斗性的文章和作品了，我没有参加那些共同的斗争，因为我希望世界上到处都见到希腊式的雕塑和伟大的杰作。有这种愿望的人不在少数，那原因很简单，即他们希望创造，或希望努力使得伟大的创作在自己的想象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从我的第一批文章到我最后那本书，我写了很多（甚至可能写得太多了），因为我无法克制自己每时每刻从那些受侮辱受压迫的人那里汲取各种有助于我写作的内容。因为这些人需要有向往。如果大家都缄口不言，如果我们只指给他们一条出路，即在两种被侮辱的境况中任选一种，那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就都没有出路。我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想法，凡不能接受这种想法者，就都不能躲在象牙塔内睡大觉。这也并非是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实在是出于无法忍受，甚至可以说是出于生理上的无法忍受，不管你是否体验到这一点。我就曾见过许多尚没有体验到这一点的人，但我却不羡慕他们躺在象牙塔里睡大觉。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把我们艺术家的本性轻易附着于某种社会上的说教。我曾在另一个场合里说到过为什么艺术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但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身份介入到那些事件中去，那么我们还算什么艺术家？目前尚不是我们走出虚无主义的时候。因此，我要否认创造的价值而为人道的价值作辩护，那将是愚蠢的，反之亦然。对我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我把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如莫里哀、托斯托依、梅尔维尔等），放在他们是否能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上。今天，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把紧张状态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艺术家在这一事实面前退缩了，并躲进了象牙之塔，或者皈依宗教的原因。依我看，这同样是一种放弃责任的表现。我们应该同时为痛苦和美服务。持久的韧劲、力量以及私下里的成就，这些都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它是建立在我们所需要的新生上的。
总之，这是一直可以理解的倾向，但最终不管怎样颠来倒去，这些人的新立场从左翼观点出发就会是这样的：有一些压迫是可以为之辩护的，因为这些压迫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此，就会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刽子手。这有点像约瑟夫·麦斯特勒在另一个场合里所说的，他们从来未被当成一个纵火犯。这个论点是我始终所不赞成的。在此请允许我对那些直到现在仍被称做左派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即所有的刽子手都是一丘之貉。
至于西班牙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没有资格谈论它，因为在军事方面，我永远是个门外汉。因为在西班牙采用了不适宜的办法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将会给欧洲的共产主义化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欧洲共产主义化能够得逞，那么西班牙将会在市场经济之下被共产主义化。那时，各种论据将会在这个战略纲领中应运而生，并且终将战胜华盛顿的那些思想家。于是那些思想家便会说：“那我们就只好发动战争了。”毫无疑问，他们也可能战胜。但却使我想到了戈雅，想到了他画笔下的那些肢体不全的死尸。各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Grande bazana, conmuertos.”意思是：“反对死神的伟大壮举。”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一小撮军人和工业家，在谈到莫里哀和伏尔泰时，他们会用“我们”这个字眼，或者在把那位诗人先期枪决后，再对他的作品进行歪曲，然后予以取缔。那一天，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至少可以使我们想到，那个可怜的希特勒还是值得同情的。他无须浪漫地走向自杀那条过分的道路，只要学一学他的朋友佛朗哥，并且耐心一点儿，也就够了。这样，今天他很可能就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到上沃尔特执行教育使命去了。至于墨索里尼，也会前往埃塞俄比亚去执行提高那些埃塞俄比亚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颇把那些孩子的父亲们给杀了一些。于是，在一个终于和好了的欧洲，大家便都一起参加文化取得彻底胜利的庆典，在这个庆典上专为那些将军和元帅举行了盛宴，由有一个班的民主国家的部长们为他们倒酒端菜，这些部长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不，我们今天选择自由，并非如克拉什科那样，从获取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转到获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利益，恰恰相反，因为选择自由，并非如人们所说，选择就是反对正义，相反地我们今天选择它乃是站在那些到处都在受苦受难并进行着斗争的人的立场上选择，此外无他。我们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要选择正义，说实话，在今后的选择中，我们不可能只选择这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如果某一个人夺走了你的自由，请你放心，你的面包也已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你的斗争，而取决于你那位主人的意愿。在这个世界上，随着自由的步步后退，苦难便节节增长，反之亦然。如果这个无情的时代，曾给过我们某种教益的话，要么就是经济革命将是自由的，要么就不是革命；或者解放将在经济领域出现，要么就没有解放。受压迫者并不仅仅要求取得温饱，他们也同样要求从他们的主子那里解放出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有从他们主人那里获得尊重，才能最终摆脱饥饿。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见证人的角色。这只表明我接受这个现实的时代，一句话，履行自己的职业。此外，您还忘记了，今天的审判官、被告和见证人，已相互调换了位置，而且其速度之快，足资楷模。我的选择，如果您认为我应该有一个选择的话，那就是至少我不应该坐在审判官的位子上，或者像我们许多哲学家那样，在它之下。除此之外，相对地说，行动的机会还是有的。比如工会主义，在今天是占第一位的，而且十分活跃。
可能正是为此，我也将在这一点上打住，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不同意罗斯梅尔的观点。例如，由于他附着于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太过紧密，便为它的一切作辩护，甚至对科隆斯塔事件也是如此。我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对准了为他所低估的、由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制宪会议解体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不管对这一措施如何辩护，它依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一直到那时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反对旧社会的压迫）那种独断专行，会反过来施之于革命者本身。但在读过罗斯梅尔强调了这个国家年轻的革命所制造的种种危险之后，我的第二个动作便是犹豫不决。当我们读到这些当时的见证时，当我们看到那样的斗争、那样的牺牲是由某些生命换来的时，我们便会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没有那种幸运，也没经受过那种痛苦去生活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却在这些方面不去听听，也不去好好理解，竟去讲些其他的事。历史的经验也便是我们的经验，可能过于离奇，也过于特殊，以至于竟不能使其推而广之。战争和抵抗运动，除了它们本身之外，我们对它们的外延一无所知。确实，它们只有让我们看清楚极权主义的卑鄙下流是万恶之首也就够了。只需让我们下定决心，哪里有这种极权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也就够了。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必须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寻求真理，此外我们别无他法。然而这样做却又妨碍了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相比较，而在这方面我们又理所当然地需要指导者和当事人的帮助。从我自己这方面讲，而且也正是我这篇序言的主旨，我认为在诸多不吝赐教的指导者中，我更喜欢像罗斯梅尔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以指导者自居，也不居功自傲，他们不接受侮辱，也不背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斗争，并坚持数年不懈，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保留着对新生的信念。是的，这些人是我们战斗的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但他们却遭到耻笑，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并且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有强权政治才是孤立的，即使这种政治有一千张嘴来颂扬自己的武力。而罗斯梅尔这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坚持下来了，并且顶住了压力，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吸收他们的营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一无所得。
（1953）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是否选择了时代见证人的角色？
那么，怎样才可以打破这个可怕的圈子呢？很明显，只能从现在起由我们自己动手，在我们周围重建自由的价值，绝不能再让它廉价出售，即使是暂时性的也不行，同样，这一工作也不能同我们要求正义的行动分割开来。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当前最合适的口号应该是：对正义的要求毫不退让，对自由的要求，毫不放弃。特别是我们还需要的某些民主自由，也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幻想，也并非是我们不经抗争便能得到的东西。这种民主自由，它确确实实地代表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我们所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中所仅有的成果。它绝非如相当一批巧舌如簧的政客所说，是对真正自由的否定。一个理想的自由，绝不是在一天早上突然会从天上掉下来，绝不会像一个到了老年就会退休那样那么自然地到来。有些自由是需要争取的，需要一个一个地艰苦地争取。我们尚存的自由，只是阶段性的，肯定是不够的，但却是取得全面解放之路上的某些阶段，如果我们同意取消它，那我们便将无法前进，相反地还会倒退，就会又处于落后状态，而且总会有一天要重走这条道路，而我们如果重新努力，就将会付出我们的汗水和血水。
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新的、令人鼓舞的民主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是民主关于自身的胜利，是关于民主自身的原则的胜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文化教育搞得热火朝天的时代，就已悄悄地介入法国，而塞万提斯和乌那穆诺的西班牙，则不止一次地被扔在大街上。当我们晓得了，在马德里，目前的新闻大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直接合作者，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为纳粹作过宣传时；当我们晓得了，刚刚给基督教诗人保罗·克罗戴尔授勋的这个政府，曾经是给希姆雷那个焚尸灭迹的组织者授过红箭勋章的政府时，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说，民主国家的教育工作者们刚刚欢迎的，不是加尔德龙，也不是罗普·维加，而是约瑟夫·戈培尔。战后七年，这个极端的转向，值得我们向比内先生的政府表示祝贺。在制定上层政策方面，我们不能指责他忧心忡忡，举步不前。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历史的命运多少取决于教育工作者们反虐待的斗争进行得如何。但我们也并不认为，对那些虐待人的教育工作者给予正式的任命便算完事。比内政府也想到了这一节。
如今的监狱，在外表上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我们见得多了。但经过进步党派或是反动党派的专政而制造了那么多的残酷刑罚之后，在被引渡到维也纳之前便在布拉格被处决的十一名被定罪者，至今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不祥的阴影。尽管有几百万人已然死去或已被判处死刑，但欧洲过去曾以此为荣，现在仍然以此自豪，一个人五年的生命，也会永远保留着这种无法估计的价值。如今，监狱依然是一个最常用的行刑场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仅只因某人的看法不同或人生观不同而把他投入监狱。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以释放亨利·马尔丹为借口加以发挥，如果释放他是应该的话。一个非常自信的公道，应该是大度的，它应该从容地接受任何置疑。那些永远也不同意在所有的反犹太主义中从理论上加以辨别，或者永远也不会原谅那些令人厌恶的逼供者，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这些人应该以一个自由的保卫者身份，以一个反对极权主义者的身份向法国政府提出释放亨利·马尔丹的请求。
同样，理想主义也是最糟糕的，乃是给他们所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或他们所相信的任何一个道理赋予历史的意义，但却并没有在各种历史条件中体现出来，然而却一相情愿地设想出一种虚幻的结局。难道把一种前景任意当成历史的规律，就是现实主义吗？更何况这种前景到底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相反地，如果有人对亨利·马尔丹的事情澄清误解不含糊其辞，给他来个一清二白，他很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此，我要说清楚的是同时也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就是释放亨利·马尔丹。
困难之处在于，你随着某种革命走入了歧途，而自己又没有失去对这种革命的信任。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罗斯梅尔的书就很流行了。一种历史现象，或是革命的产生或蜕变，如今已成为我们思考的中心，他对这些都能直接阐述，毫不掩饰。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衰老了的革命的儿子吗？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僵化了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称霸的革命的见证人吗？正因为如此，为了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应当像那种人一样，对革命本身进行辱骂，因为那种人，所希望的是任何革命都要流产。为了在各种已没落了的革命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应该感到痛苦，而不应对此感到高兴。罗斯梅尔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个革命的诞生，并使我们和他一样，对这一革命，在三十六年之后，仍然怀有热烈的爱，并在他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对这一革命造成的痛苦作了准确的估量。对这种流产的革命，他抱着一种怎样的欢快心情呢？如果他能够表现出来，那也是表现得少，而克制得多。对于人们夸张地称之为欧洲左派的悲剧这件事，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清楚看到人类的某个阶级集团因为斯大林政权继承了一种革命，在这一革命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被摧毁而反对他，相反地认为是因为他在疯狂地加强这种资产阶级社会而反对他。有那么一天，全世界劳动者的解放将会同那些美好的诉讼一起进行，在这一诉讼中，一名妇女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审判席的栏杆前谴责他们的父亲，并呼唤他，使他不要忘记所受的严厉的惩罚。在那一天，利己主义和商人的卑怯将会被忘记，而金钱社会也将不能依靠其失去的效能加以维护，而维护它的乃是革命团体令人惊讶的罪恶。
这一点，我们从罗斯梅尔身上和他的书里都看得相当清楚。像他那样的人们，都能够抵御自己对希望的失望，而且都是双重抵御。首先要抵御的是气馁，其次要抵御的是对反抗力量和解放力量的悲观失望。总之，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他们面对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让步，并且始终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并且能在工人阶级的困苦境遇中磨炼自己，那么革命在我们相当一部分虚无主义者中间就不会是这种形象。它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手段，是一条道路，可能这条道路是通向这一片土地的必由之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死亡并不是双重屈辱。只有那些把革命看成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善举，而且又是神话般的善举，把革命当成绝对的报复行动，看成是可以改变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可以化解他们疑虑的万能手段，只有这些人，他们才可能被失败抛进绝望的深渊，从而便使他们放弃一切，万念俱灰。这些人被热月失败搞得勇气尽失，便对波拿巴的加冕欢呼，或者把1789年的遗产抛却，这两种情况都把自由送进了坟墓。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革命是一种手段，但却不认为它是纯粹的善举，这种善举既不可背叛也不可评价。但革命却是可以背叛的，对此必须明白，它所依靠的是人，是人性的最伟大之处也是最低贱之处。革命也可以评价，因为它不是最高的价值。如果它终于使处于它下面的人性受到屈辱的话，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依本人之见，革命是一个双重行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样板。罗斯梅尔在本世纪的不幸中找到了这个双重裁决，热情地颂扬了似乎死去的那种，并且简略地，但却有力地揭露了尚存者。
这个原则对亨利·马尔丹适用。他受到指责的那种活动，对他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对活动，是在特殊环境下做出的。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惩罚，并非仅仅针对他这种活动而判决，并且十分明显的不公正。依据民主的公平合理性和道德标准，应该立即予以释放。
首先，是新闻界把亨利·马尔丹的破坏活动同他在军事区内散发传单一事给搞混了，而且经常是故意搞混。实际上，他的所谓活动已被撤销起诉，相反地他散发传单一事已被定性，由海军方面自己解决，并通过军纪做了处理，这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处罚比被送上法庭要轻得多了。
不错，一旦自由成了特权，它便蔑视劳动，并把劳动同文化分离开来，但实际上自由并不能成为特权，自由乃是由义务构成。当我们每个人试图把自由的义务置于它的特权之上时，自这时起，自由便把劳动和文化汇合在一起了，并且使这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唯一有效地为正义服务的力量。我们行动的准则，我们抵抗运动的秘诀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凡侮辱劳动者，必侮辱智慧，反之亦然。革命斗争，解放运动百年的努力，首先应归结为：加倍地并且不懈地反对侮辱。
当然，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但应尽快进行。但是，怎么办呢？学校是一回事，市场贸易又是一回事！说实话，在这个历史时期，有点像奴隶市场，大家在用军队的牺牲者来交换移民。谈到文化，那将是以后的事。再说，这也并非政府的事。艺术家造就了文化，随后由政府来加以控制，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政府便开始取缔艺术家了。
就这样，这件事便陷入了一个很难反驳的反对意见的干预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规定军队士兵必读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都说，依据他们的观察，印度支那战争是一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它付出了鲜血和痛苦的代价，它是国库开支的一个负担，希望至少要找出一个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应该动用监禁手段。他们同亨利·马尔丹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是军人。在对亨利·马尔丹的判处不仅仅使用军事法律的同时，有人就把他的情况同那些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人的情况等同起来看待了。如果还对他的判决与众不同，大大地加重的话，那就会使人认为，由于共产党人的身份才使得对他判决加重了。
答：这首先就证明了从现在起，他们就否定了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道主义者正是我们现时人类的谴责者。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他们会背离人类普遍的原则，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也否定了代表未来人类的人们。这种狂妄的观点实在是带有宗教性质。但为什么这种观点却比那种宣称将来人们会进入天国的观点更加合法化呢？实际上，历史的发展结果，因受到我们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件事可以事先确定下来，它只能是一种信仰的目标，或者是一种新的蒙蔽的手段。这种蒙蔽手段，在今天绝不比过去建立在殖民地压迫上的、拯救不忠的灵魂的那种手段更差。
说实话，我们至今尚未走出这个被侮辱的圈子。但是车轮在转动，历史在变化，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斗争将不是孤立的，那一天已经快到了。对我来说，我们今天的集会便是一个征兆。凡参加工会者要联合起来，为保卫自由，我们要分秒必争。是的，这确实值得我们各有关方面的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表示我们的团结一致和我们的希望。道路还很漫长，如果在这个混乱局面中没有战争的介入，那么我们终将会赋予正义和自由以我们所需要的形式。但为此，今后我们应该明确地、冷静地，但却是坚决地排斥那些灌进我们耳朵里的谎言。不，我们不要在集中营里构筑自由，也不要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人民中构筑自由，自然也不要在工人阶级的苦难中构筑自由！不，和平的鸽子不能在绞刑架上栖息！不，自由的力量不能把受害者的孩子们同马德里和其他地方的刽子手们放在一起！基于这一点，至少我们今后可以坚信，自由并不是一个或某个元首送给我们的礼品，而是我们从每天的斗争中所夺取来的财富，这种斗争的胜利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团结的结果。
至此，便出现了第二个论据，即要帮助佛朗哥，尽管他有很多毛病，因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首先他在国内反共，其次他为反共、为下一次的战争提供必要的战略基地。对此，我们姑且不问这种理由是否体面，但只问一声这样做是否聪明。
然而，尽管人们如此的失望，也正是在这里面存在着再生的因素。依我看，这种因素既不是克拉夫什科这个斯大林政权的受益者，也不是法国内阁的那些部长（他们是血洗突尼斯政策的责任人，他们是能够对斯大林的专制提出批评的），而是罗斯梅尔以及和他差不多的那些人。这也是能够向革命提出的唯一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反抗者有理由提出，正如只有革命者有理由向反抗者发问一样，它们是互相制约的。列宁向那些孤僻的恐怖主义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忠告，这是正确的。但1905年那些反抗者的例子不断地提供在二十世纪革命的面前，提供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面前，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是对这种革命的否定，而是使它成为一种新的革命。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失望，就有可能不会变得毫无价值。
最后，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带上自己特色的，恰恰是这种犬儒主义的辩证法，它以屈辱来对抗非正义，而这两者又互相强化。当人们把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朋友佛朗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胜利者请进文化的殿堂时，那些抗议者和声称已写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中的人权每天都在佛朗哥的监狱中被嘲弄。对这些人，人们表情严肃地回答道，波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至于谈到公众的自由，波兰并不比西班牙做得更好。真是愚蠢的论断，毫无疑问！如果您不幸曾把自己的长女嫁给非洲兵营的一个军士，那么这并非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次女嫁给一个市侩的理由。因为在家庭中，有一个害群之马便已足够了。但上面说的那个愚蠢的论断却相当有效，每天都有些事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对那些高喊着要求正义并把殖民主义的奴隶指给大家看的人，有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国集中营里的犯人指给他们看。如果你提出抗议，反对在布拉格杀害诸如历史学家卡朗特拉等人的事件时，就会有人把两个或三个美国黑人扔到你面前给你看。在这种讨厌的不断加码的互相攻击中，只有一件事没有变，那就是受害者，他们始终是受害者，只有一种价值始终受到侵害或阉割，那就是自由。我们到处可见的正义也同样在贬值。
一个警察机构，如果不实施恐怖手段，那么它便永远无法解决反对者制造的问题。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或者是陋室政治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所提出来的问题，也绝非用压迫手段所能回答得了的。民主，如果它是彻底的，是不会从极权政体那里得到好处的。它能尽力所做的一切，乃是反对依靠武力推行的非正义做法，而自己所依靠的乃是建立在正义上的力量。因此，它应该要么接受对方的退让条件，承认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进行改革，以便形成自己真正的力量；要么便什么也不做，放弃自己的权利任其变成一个极权的政体。（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以什么名义来同极权政体作斗争呢？）
我们首先看一看，他与上述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做，执行的并非不干涉政策，也不能一相情愿地阻止一个政党，不管是什么政党，在自己国家之外取得胜利。但这种矛盾的做法，又不会吓倒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真正地相信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干涉的事。我们现在不妨认真地假设一下，假设我们设想同佛朗哥能够结成一秒钟的联盟，以便保持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他能用什么来帮助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家们反对东方的战略家。在当代的欧洲，维护一个极权政体，不管它能存在多久，都是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加强，这是一个贯彻始终的经验。这是指在那些自由已成为国民的实践的国家而言，同时也是指阐明共产主义不能胜利的学说而言。否则把自己的脚步踏在法西斯国家的国土上，那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东欧国家的例子便是明证。在西班牙，共产主义的运气最差，这是个事实，因为站在它面前的，是一个真正左派的群众和绝对自由主义者，以及完全具有西班牙个性的人。在1936年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共产党人在议会的四百四十三席中仅获得十五席。为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上的愚蠢阴谋也同样遭到了失败。我们还可以设想，这虽然有些荒谬，即在共产主义进攻面前，如果佛朗哥政权是唯一的一座桥头堡，而它的政策又旨在从一个方面削弱共产主义，那么这种政策能在其他方面起作用吗？对于欧洲的那几百万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西班牙事物的发展，就像反犹太主义、集中营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测验，它可以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个民主政治的诚意如何。而系统地维护佛朗哥政权，总会妨碍这些人相信民主国家政府的诚意，因为他们自称自己所代表的是自由和正义。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保卫自由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由的扼杀者。一种政治，它把那么多的自由人民逼得走投无路，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吗？它只能是一个罪恶的政治，因为它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它只能使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失望，因为这些人民是反对制造罪行的。
第一个论据触及不干涉原则，可以把它这样归纳：一个国家的内部事物，只同这个国家本身有关，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在自己国内活动。这个原则是无懈可击的。自然，这也有其缺陷。希特勒上台执政，只与德国有关，关在集中营里的第一批人，不管他们是犹太人也好，是共产党人也好，也的确都是德国人。但八年之后，布上瓦尔德，那个制造痛苦的首府，却是个欧洲城市。原则归原则，它却并不妨碍它的邻人去做他家的主人，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吧，承认我们的邻居能够很合乎礼仪地打老婆，也能让他的孩子们喝苹果烧酒。在我们这个社会很有那么一点儿起缓和作用的东西。如果邻居太过分了，我们就把他的孩子们带走，把他们托付给一家社会福利单位。佛朗哥，他就是一个能够做得过分的人。我们还可以假设，我们的邻居能够毫无节制地饲养自己的家畜，那你对此就无话可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可以轻易地办到，但你却把双手插在自己的口袋里，因为这不是你的事。但如果这位邻居同时还是一个商人，你又没被强迫在他家里做事，也没有人强迫你供给他必需的物品，不需借钱给他，也用不着和他共进晚餐，总之，你可以无须干涉他的这一切事物，而对他不闻不问。但如果在这个地区有相当多的人也是如此对待他，他就有必要思考一下了，他就要看一看他的利益在何处，他起码会有一个机会来改变对自己家庭的爱的观念了。但却不能指定这个四十岁的人会对他的太太讲出什么理由来。对此我们不应怀疑，这就是不干涉政策。但是，自从你和他共进晚餐的那一刻起，或者是自你借钱给他的时候起，并且还好心地指望有下一次。自这时起，你便实行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干涉政策了，尽管是为了反对受迫害。当你偷偷摸摸地把写有“维生素”的标签贴在他用来为自己孩子提神的苹果烧酒的瓶子上时，特别是当你决定，当众把你的孩子交给他教育时，你这样做却比他更加残酷，甚至加倍的残酷，因为你是在鼓励犯罪，但你却把它称为美德。
如果把刚刚揭露在我们面前的违法者和各种敲诈勒索者加起来，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欧洲，都是一个集中营，而且除了监狱的看守之外，就没有自由的人了，而且他们也应该轮换着坐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时，就可以称这个人为看守长，那将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对立的问题，即二十世纪政府间的龌龊事件，都将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我则恰恰相反，我要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辩护，反对神话同时也反对违背逻辑和中立主义的态度，反对浪漫的虚无主义，不管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所谓的革命的。总之，这些远非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我认为对此制定一个规定或建立一种秩序还是必要的。我说的只是不能随便制定一种规定。当然，由这样一个无规定可言的社会建立这样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规定是令人意外的，或者相反地，由那些空论派的议论家宣布，不要任何规定，也无需拘泥细节可以任意而为也是不行的。
依照军事法规，这一违法事件，只需几周或几个月的监禁便足够了，因此亨利·马尔丹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判决，并且已到海军服刑去了。与此相反，官方法庭却宣布了一项非常重的判决，并且指出，它不认可此事仅只违反了军事法律，从更广的范围上讲，这种传单的性质是在搞宣传活动，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
（1952.12）
答：曲解词义是没有用处的，我说的那些话，暂时还有意义。我很清楚，浪漫派艺术家，选择的是历史的永恒运动，是伟大的史诗，是了不起的奇迹。如果我要选择某些事情，则和他们恰恰相反，乃是历史和人类的共同命运，是每日每天的普通生活，而且让人们都能在最可能获得的光明条件下建设这种生活，是不懈的斗争，是反对自身堕落和别人堕落的不懈斗争，此外没有别的。
最近，应邀在一本小册子上写一篇关于亨利·马尔丹的文章，有人对我说，这件事已做了安排，特别是《当代》杂志的编辑们已做了安排，我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由《当代》出面来维护自由的价值，会影响自由的声誉。只有一种情况，即一个生命在发挥作用时，（比如像罗桑贝尔夫妇那种情况，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不得不向他们求饶）才会面对各种混乱，表现得无所谓。至于其他，我们需要的是清楚明白。而亨利·马尔丹，则比我们大家更甚，每一件含混不清的事都使他延长了在监狱里的时日。
问：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认为自己也是人道主义者。但对这些人来说，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
最后我还想加上一句，把自由与正义分离，将导致文化和工作分离，这是社会的最大罪恶。欧洲革命运动的混乱，一部分原因是它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祖国，即失去了在它经过各种失败之后重新获取力量的所在，而这正是自由的信念所在。同样，欧洲知识分子中的混乱，其原因是受到了双重欺骗，即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假革命的欺骗。这双重欺骗把知识分子同他们唯一真实性的来源，即工作和痛苦分离了，而且使他们同其唯一的天然联盟，即劳动者的联系割断了。至于我本人，我从来没承认过有两种不同的贵族，一种是劳动贵族，一种是知识贵族。而且我现在也已明白，有人疯狂地想让这一方面的贵族屈服于另一方面的贵族；我也已明白，这两个范畴都同样高贵，他们的道理，特别是他们的工作效能产生于团结，如果把他们分开，那就会被暴君政治和野蛮力量一个个地削弱。相反地，如果团结起来，他们便会建立世界的法律。因此，任何旨在分裂他们和破坏他们团结的做法，那都是反对人类及其崇高理想的做法。一切独裁势力的第一个努力，就是同时控制劳动和文化，因此必须同暴君和野蛮势力白刃相见。因此，依我所见，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今天有两种叛变的方式，其所以要叛变，因为他接受了一件事，即劳动和文化的分离。第一种方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他们接受了自己的特权是由劳动者的屈服所换得这一观点。他们经常保卫自由，但他们首先保卫的乃是自由给予他们的特权，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特权。第二种方式，以这种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以左派自居，由于对自由的不信任，便接受了这种观点，即文化和自由，由那种所谓为未来的正义服务的虚妄说法所左右了。因此不可相信。在这两种情况下，受益的只有非正义方面，要么便背叛自由，默认或者接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观点，认为劳动和文化是软弱的，于是便把自由和正义一笔抹杀！
（1952.11.30）
自由是被压迫者的事业，其传统的保护者总是来自被压迫的人民，那便是公社。它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曾保持着对自由的坚信，市镇或城市的居民在1789年曾在短时间内使它取得过胜利；自二十世纪始，那便是工人运动，它负起了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双重责任。而对此，这一运动却从来没想到过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是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把自由给具体化了，并使之在世界上变成了一个原则，乃至变成了我们的思想。空气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但我们在呼吸它时却并不留意，只有在没有了空气时，我们才会感到死亡即将来临。如果今天，在世界上那么大的一部分土地上，自由在退却，那毫无疑问是因为奴化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犬儒主义和武装得那么齐全，同时也是因为自由的真正保护者由于疲劳，由于绝望，或者由于战略思想的失误和缺乏有效的措施而转了向的缘故。是的，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就是由于革命运动而抛弃了自由的价值，以致赞成了社会主义在政治独裁和军事专制的社会主义面前步步后退。自那时起，某种希望便消亡了，而自由的人们则普遍地萌发了孤独感。
答：您是说因为这样，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同左派分离了？从传统上说，左派一直是同非正义、同蒙昧主义、同压迫作斗争的。而且他们一直认为这些是互相依存的。那种认为蒙昧主义可以通向正义，政权的理智可以走向自由的思想是新近才滋生的。事实上，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幸好，不是全部）今天已被力量和效力给吓呆了，正像右派知识分子在战前或战争时期那样。他们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无所作为却是一致的。第一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第二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最后他们都背叛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现实主义者。
问：有人对您近期的作品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既理想又浪漫的关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定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