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看一看纪尤把一个工人之死作为他《伙伴》一书中的唯一主题，就更能衡量出其战胜诱惑的分量。贫困和死亡双双构成了那个家庭绝望的内涵，似乎除了卡兹之外，已无人能承受那种痛苦，他对那个家庭的痛苦体验之深，似乎使人感到触手可及。在这本小书中，纪尤始终对他所描写的原型掌握着恰如其分的高度，对这个人物既不降低，尤其是，是的，应该说尤其是，也不拔高，而且其基调也从未升格过。但我也并不赞成人们在读这篇小说时，不待读完便泣不成声。纪尤和我们大家一样，都知道，在我们城市里所有的漂亮举措中，死亡也要上税的，死亡已变成一种奢侈行为，使得人们确确实实不得不极力避免。但他讲的却不是这些。在《伙伴》中，从头到尾找不出一句怨言，让·克诺维尔甚至好像死得很幸福。简言之，此人临终前表现出来的这种难以解释的欢快，作者对此仅表示了他一种很不自然的惊讶，对这种不正常的欢快表示惊讶。他只是说：“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是的，还要说什么呢？幸福须有一种安排，对这种安排，贫困准备得就没有准备无声的死亡那么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偏爱的事情。我的偏爱是什么呢？我一直希望的，不妨冒昧地说一句，就是等我被杀害之后，能够有人出来作证。比如说贫困，它使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对贫困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性，在那些由进步的专家学者编纂的杂志和书籍中，常常把无产者描写得似一群生活作风很特别的人，如果这些无产者有时间读读这些专家的文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历程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专家谈论他们的方式非常使人反感。从使人反胃的奉承到直言不讳的蔑视，什么都有，直叫你从这些言论中摸不到哪些东西是更大的侮辱。难道贫困，命中注定必须要两次被盗窃吗？我不这样想。至少，会有某些人同瓦莱斯和达比一起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这就是我为什么欣赏和喜欢路易·纪尤作品的原因。他对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奉承也不蔑视。这就使得他在自己身上体现出唯一的一个崇高的亮点，任何人也无法夺走，这就是真理的闪光。
我不想对这本书所提出来的种种，再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只想说明的是，我愿同这个人物保持神交，他是属于那种随着记忆的转变而转变，且永不疲倦的人。他在某种心情中打发他的人生已有二十余年，并且始终做好事。他的作者是不会不知道的。在当今之日，有多少书能够让我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些话来？将来又有哪些作品能够给我们这样一种机会，让我们赞扬其技巧并赞颂其作者呢？
今天，所有宣称自己为无产阶级讲话的法国作家，几乎都出身于小康或大户人家。这也并非他们的毛病，出生在哪家，自己做不得主。我觉得这件事原也无可厚非。我只想向社会学家提供这样一种特别情况以供他们研究。我想，把这一反常现象提供给我那些社会学家友人，以他们的智慧，不妨予以解释，使读者们能够明白其原因。这就是我把尚未为大家所知的这一情况讲出来的原因。
但说到此，还没有提到《平民之家》这部纪尤的第一本书。我每读这本书心情都沉痛，因为它引起我许多回忆。它不断地向我讲述着我所了解的那些事实。这个事实便是，人始终像摆脱不了死亡那样，被贫困所折磨：“他听到火车的鸣声，便知道天是否在下雨。”我常常读这本书，以至使我觉得类似的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现在我合上这本书，这些话便使得那位当父亲的角色又在我眼前清晰起来。我从心底了解这个人物的缄默和反抗精神。他是那么与世无争，我觉得他同世界的协调，如同和他青年时代的协调一样，同那个经常和他最要好的朋友去泉边洗澡的青年一样。这个朋友在我的记忆中所占的位置明显地和他不成比例。但由于他已不存在，便永远活在我心上，仅仅是由于纪尤的一句话，说在他服兵役之后，他父亲便没有再见到他，我们根本也无法了解，这种军旅生涯对他是否严酷。这是一种很美的间接描述手法的典型。通过这种手法纪尤使我们感知到，苦难从他的感情里夺去了他多少力量。极端的贫困削弱了记忆，却增强了友情和爱。特里斯坦以每月一万五千法郎的工资，过着手工工人的生活，便对叶瑟特再也无话可说了。爱情对穷人也是一件奢侈品，这就是惩罚。
这位伟大的作家，由于他在学校时便接受了必要的训练，因此他能够毫不困难地评价一个人的本质。与此同时，他也从中养成了一种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中似乎不甚多见的腼腆性格，这种性格始终使他不能接受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向上爬的进身阶梯那种做法；也从不干那种艺术家不应该做的、把别人的痛苦当做消遣的主题来描写的事。D·H·劳伦斯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向我们讲述他所出生的那个矿工家里他自己感觉良好的那些事。但劳伦斯以及和他相似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把无聊说成高尚，那么几乎总是伴之而来的屈从，就将永远无从解释。这样，他们自己无力阻挡的，便是他们的作品受到谴责。纪尤的书也便无法逃避这个伟大的责任。从他的第一本书《平民之家》、《梦想的面包》到《七巧板》，都表现出一种忠实，他贫困的童年，带着他的梦想和反抗，向他提供了自第一部到他后来所有作品的写作灵感。像这样一种会被认为浅薄的现实主义或温情主义的主题，是最危险不过了。但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大胆地战胜外界诱惑。纪尤并没有把任何事物都予以理想化，他始终坚持用恰如其分的笔触描写事情，从不故意制造残酷或刻意寻求苦涩，他善于赋予他的作品一种腼腆的风格。那种平淡而清纯的语调，那种低沉的声音，那种似回忆般低沉的声音，这一切都表明了叙述者那种风格的品味，这也是人的品味。
如果说，我只让大家相信纪尤仅只是一位写贫困的小说家，那么我就是对他的背叛。一天，我们在谈论公正和惩罚问题时，他说：“这个问题唯一的关键，就是痛苦，正是通过这种痛苦，最凶残的罪犯才能同人类保持着一种关系。”他并向我引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当时正是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列宁想让右派的犯人参加战斗，他的一位同事反对说：“不行，我们不能同他们一起战斗。”列宁回答说：“不同他们一起战斗，但却是为他们在战斗。”还有一天，在谈到我们的一位朋友喜欢嘲笑人时，纪尤认为讽刺挖苦不一定是恶意的表示，我回答说，那也不能看做是善意的表示，纪尤回答说：“不能，但从痛苦的角度看，你就不能从别人身上多想其他东西。”我记住了这些话，它们显示了这个作家的心灵。因为纪尤几乎总是想到别人的痛苦，因此，首先他是一个写痛苦的小说家，在《污血》中那些最令人蔑视的人物，在作者眼中，都因他们生活在困苦中得到了原谅，但我们也能够充分地感到，在这里，痛苦也并非意味着绝望。《污血》有其绝望的一面：“这种生活的现实，并非是让人们去死，乃是让人们被骗而死。”这是本不自然的、读来令人心碎的书，已经超越了绝望或希望。我们大家和他生活在这片陌生土地的腹地，许多伟大的俄国小说家都曾起意加以开发。实际上，在至少这样做过一次的人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吗？大家都在向这方面努力，尽管有孤独也有惶恐，但却是共同的，也是不可替代的。纪尤的伟大手法在于，他充分利用了每天都存在的苦难，以此来显现这个世界的痛苦。他把他笔下的人物推向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水平线上，但又首先使他们生活在最为卑下的底层。我没见过其他的艺术定义，如果当今那么多的作家都想避开这种手法，那是因为对此惊奇多于相信的缘故。纪尤却不顾这些。他对存在几乎是无节制地爱好，他对一个充满各种人物的内部世界所进行的长期对比，自然把他置于最难处理的艺术领域。我刚刚对他所有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完全不能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