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表示厌倦的并不是所有的人。人们惊奇地发现，很多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并不是那些专职的爱国者。这首先是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职业。爱国主义是一种热爱国家，不愿看到国家不义，不愿只是把它放在嘴上说说而已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总是以使人们奋起投入到一场奇怪的斗争中去，还需要有内心厌恶任何妥协的这种微妙的感觉，那种有产者缺乏的自豪感，一句话，需要有说不的勇气。
（战斗报，1944.11.4）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平衡和协调一致就没有秩序。就社会秩序而言，需要在政府和被统治的人们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应当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使这种协调一致得以实现。这个原则对我们而言就是正义。没有正义就不会有秩序，而人民理想的秩序就是人民幸福的本身。
不论埃里奥先生多么聪明、富有经验，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已不希望他教导我们什么了。如果说他对我们还有用的话，那是因为考虑到他和他的党的情况，并看到为了法国能获得新生还将要冒惊人的风险，我们必须得说不可能存在一致的评论尺度，而法国的革新除了不愠不火的心情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东西。
让我们明确说吧，我们早就希望教皇能在这些耻辱的年代中立场分明，谴责一切应该谴责的事情。很难想象，教廷不做此事，却让默默无闻，没有它那样威望的人来做这件事，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常常对前途已丧失了希望。因为教廷不曾必须考虑自己要存在下去或保全自己的问题。即使在受奴役时，教廷也没有中止自己的存在。而相反，它还在受奴役中找到了一种我们今天根本不想承认的力量。
秩序，至少意味着与政府一致吗？当然，秩序不能离开与政府一致这个前提。德国政府做到了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种一致使德国有了真正的秩序。
人们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在大部分政治舆论中逐渐成形并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仅在昨天才指出了这一点。因为，所有这一切均不属于原来就有的事物。那些对此抱有恶感的人可能会感到惊奇，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们，还有许多法国人和他们一起为了达此目的，已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原则并非是未加思考的结论——是最近二十五年来的经验让我们作出了这种毫不含糊的结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共产党人。基督教的信徒们也不是共产党人，然而他们也同意了可以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而我们的立场和基督徒的立场一样，即意味着：尽管我们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哲学，也不同意其实际的道德观念，但我们也断然拒绝政治上的反共主义，因为我们了解那意味着什么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本文中所确认的民主，阴差阳错地带有某种激进社会主义的色彩，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此外，既然教皇已表达了他对建立一种温和制度的愿望，那么这已经是把话说到底了。
“需要，”他写道，“将比以往更有必要更神圣的个人自由与因现代生活条件而变得不可避免的社会集体组织协调一致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说，仁慈在这儿毫无用处。在这方面，我似乎感到，莫里亚克先生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他所反驳的文章。我倒觉得，他更像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作家。不过，我希望，当我们谈论这类问题时还是不要掺进诙谐的调子为好。因为，假如他以为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我竟会笑得出来，那就表明他根本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当我说仁慈只不过是给渴望正义的二十个国家的人民一钱不值的安慰时，我请我的反驳者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微笑着讲这句话的。
我们大家对目的的看法都一致，而对方法的看法则不同。请不要怀疑，我们大家对难以实现的所有人的幸福都抱有一种无私的热情。但只是，我们中有些人认为为了得到这种幸福，人们可以借助一切方法，而另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我们属于后者。我们知道为达目的会怎样迅速地采用各种方法，我们并不是什么正义都接受的。这可能会引来现实主义者的讥讽，让·盖埃诺刚刚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他是有道理的，我们确信他表面的疯狂是今天唯一明智的做法。因为这事实上是在拯救人的灵魂。不是置身人间之外，而是要通过历史本身去达到目的。重要的是应通过无愧于历史的方法来提高人的尊严。人们需要对类似事业的困难和矛盾进行一番衡量。
（战斗报，1945.8.8）
最后，莫里亚克先生又把基督摆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想以相当严肃的口吻对他说：我相信我对基督教的伟大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但我们是这个受尽迫害的人群中间的这样一些人，我们觉得，即使基督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死了，但他对我们来说却并没有死去。就在这同一时期，我们并没有对人表示绝望。虽无不切实际想拯救人的雄心壮志，但我们至少一直在服务于人。虽然我们不信上帝、不信希望，但我们却不能轻易地不相信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莫里亚克先生说，我们将不会气馁，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也不会接受剥夺人们对正义要求的上帝的仁慈。
最后，也许凭借着一种弱化了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人们会相信，到达那里的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某种形式的这一理论，我们可能会比对专制政治更感到厌恶。这是那种建立在乐观主义之上的理论，它假借热爱人类却不去服务于人类，假借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提工资问题，假借世界和平却回避作必要的牺牲问题。这种社会主义是特别以别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从未能使宣传它的人信服。总之，这种社会主义惧怕一切，并惧怕革命。
热兰没有告发任何人，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敌人的活动。如果认为他与《作品》的合作应受到处罚，那么应该做出处罚，但应当列入轻罪去处理。惩处过度会于事无补。这样的处罚只能令人怀疑，这不是国家的审判，而是某个阶级进行的审判。这样的处罚侮辱了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样的处罚使政治毫无信誉，对所有的人都有害。
今天，我们已有了机会。这个国家贫穷，而我们也和国家一样的贫穷。欧洲贫困不堪，它的贫困也是我们的贫困。没有财富，也没有物质遗产，这反倒可能将我们置身一种自由的境界，使我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叫做真理的狂热的追求之中去。
在人类可怕的前景面前，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和平成了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不再是一种祈求，而成了一道必须使政府与人民协调一致的命令，一种最终必须在地狱和理智之间作出抉择的命令。
但是，必须尊重应有的判决尺度，按照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判决。你不能对文学评论文章作出服苦役的判决，即使对占领时期的报刊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热兰的立场是一贯的，没有改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至少是一个人某种观念的归宿，只能受到尊重。一个社会，如果因其缺乏明确的思想标准而无法惩处真正的罪犯，却把一个偶然与崇拜希特勒、不要和平的假和平主义者站到一起的人投入苦役犯监狱，那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番评判。而一个正希望和正要复兴的社会，对这种明确的思想标准连起码的关心都没有，这难道可以允许吗？
为什么我们最后又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既然有那么多更紧迫的实际问题？不过，我们从未退缩过不去谈论那些实际问题，证据是，每当我们谈论那些实际问题时，总是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满意。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确实应该回过头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更为紧迫的问题。是的，为什么要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呢？为了有一天在一个已变得现实而又明智的世界上，当人类重又回到疯狂和黑暗时，那些像盖埃诺的人还会想起他们并不孤立，他们那时会知道，不管人们怎么想，纯洁将永远不会是一片荒漠。
法国过去在靠一种过时的智慧生活着，总是在告诉年轻的一代，生活就是这样，必须得学会让步，单靠热情是难以持久的，在一个狡诈的人总是有理的世界上，必须得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我们确曾是这种情况。而当我们这一代人突然惊异地面对不义的现实时，人们又劝说我们，这种情况很快会过去。就这样，八面玲珑和看破红尘的道德渐渐传播开来。人们对要求法国委曲求全的这种消极失望可怜巴巴的声音会产生什么结果，怎样评价也不为过。你只要对人谈最容易的事，即喜欢安宁就总会胜出。而热爱荣誉则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极高的要求——这当然会让人厌烦。而在1940年，已有一些法国人早就对此表示厌倦了。
（战斗报，1944.10.29）
我们今天在全法国和各个级别上所应建立的正是这样一个不妥协的、有尊严的政权。必须了解，任何平庸、任何自暴自弃和每次忍让都无异于敌人刺向我们的刀枪。在经受了四年可怕的考验之后，精疲力竭的法国已看清了这场悲剧的严重性，她再也没有感到厌倦的权利了。这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首要条件，国家的希望就在于，这些过去敢于说不的人，明天会以同样坚定的意志和无私的精神说是，他们最终也会懂得要积极发扬荣誉感的美德就像他们过去为了荣誉而敢于说不那样。
只要认真，并带着人们对任何诚心诚意事业所抱的善意阅读我们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我们经常会用一只手更多地、似乎又将我们用另一只手收回的东西送了出去。如果只看见我们所持的不同意见，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但如果公平地既看到我们的歧见，又看到我们多次重申要团结一致的言论，那么人们也就不难承认，我们一直在努力不向那些对人类无益的狂热让步，并一直在为政治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讨回公道。
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另外又是其十分悲惨之处，就是要作的选择已变得十分简单，那就是对已成了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不推卸，而妥协退让的道德最后要受到惩罚。如果狡诈的人总是有理，那就必须允许人们犯错误。而如果耻辱、欺诈和暴政成了家常便饭，那就无异于去接受死亡。
总之，这一审判应当予以修正。这不仅为了避免使一个人因其错误而将受到过度的处罚，还为了使正义能得到维持并使之至少可以使人们能对之肃然起敬。尽管勒内·热兰曾是与我们对立阵营中的一员，但我们似乎感到，在这一点上，所有抵抗运动方面的舆论都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为的是果断地拯救一切还能拯救的东西。
这正是这个国家的悲剧。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它涉及人类所有的良知。因为这是一个必须斩钉截铁回答是与不是的问题。
不过首先，政治理论并不绝对是新的理论。政治（我们这里不是说的行动）只是要做事而已。人类的事情就其详情来说很复杂，但就其原则来说则很简单。
法国两种改革都需要，这样才不至于使整个国家，受累于几个无耻之徒获得的丑恶的利益。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强调对道德的要求。但要是这些要求会服务于改变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和机构改革，这将会是一场骗局。若想有好的臣民，就必须制定好的法律。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些好的法律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防止让道德教师重新上台掌权，他们曾竭尽全力使议员们和政府发表的言辞在很长时间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
我们知道，事实上要拯救人的灵魂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说这并不是停止进行这种试验的一个理由，而我们更要说在还未曾好好做过一次、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就不应当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希望能有这样好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在一个和平，自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都有闲暇娱乐的时间；在没有痛苦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工作；艺术家在不会受到人间不幸折磨的情况下自由地创作；每个人都能以平静的心态思考着自己的命运。
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们仅想建议道默森先生用更简洁的言辞来说出他说过的话：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将正义与自由协调一致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法国，在那些对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么强调自由胜于正义、要么强调正义胜于自由的国家之中，应为在两者之间寻求更高级的平衡而作出努力。
我们仅仅希望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也能像我们努力思索他们的不同观点那样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已从中获益匪浅，每个人都能明确陈述我们的立场。至少对我们来说，能更清楚地看出我们事业存在的困难或机遇；至少正是因此而使我们坚持使用这种语言与他们对话。而如果我们之间互不信任支吾其词，把我们引入连最优秀的法国人都认为无视生存崇尚孤独是比争论和不和还要好的政治环境之中，我们同样担心法国会被引向失败。
（战斗报，1945.1.11）
就这样，我们已曾讲过我们的信念：最后一次机会已降临到我们面前。我们的确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欺诈、暴力和人类盲目的牺牲，这些方法已经受了多少世纪的考验。而考验的结果则是痛苦的。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尝试了，那就是走不抱幻想的诚实坦率而又简便的中间道路和坚持不懈地维护人的尊严。我们认为，理想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最终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那些愿意行善的人能像那些作恶的人一样的执著一样的不知疲倦，那么善的力量就一定会胜利——也许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毕竟会有一段时间，而这个胜利将具有无穷的含义。
也许单纯对个人行为进行的考察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什么时候人们会说某人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呢？为此，此人必须会协调地生活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真实的感知相一致。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满怀豪情死去的起义者，事实上正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因为他已使自己的任何行动都服从于他认为应当遵守的原则。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将一位享有特权，一生中每日都定时吃三餐，有稳定的收入，街上一有动静就缩回家中的人，看做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他只不过是个胆小和节俭的人而已。而如果法国的秩序是谨小慎微心灵干涸的人的秩序，那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出现最混乱的局面，因为大家都漠不关心，这种秩序很快会产生许多不公正的事情。
泰特让先生分析了致使很多怯懦的法国人走上背叛道路的妥协退让的机制。对敌人和对八面玲珑作风的每次让步都会引来下一次让步。第二次让步不比第一次让步更大，但两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卑怯可耻的行为，而两次卑怯可耻的行为就会使人脸面丧尽。
最后，这种努力应是明智的有远见的努力，而这种敏锐的警觉性使我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就会提醒我们要考虑到个人利益，每当个人的事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时就又会提醒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要想保持稳定不变是十分困难的，道默森先生有理由认为，基督徒可以通过对邻人的友爱而做到这一点。但其他不信教的人通过单纯地对真理的追求同样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忘掉他们自身并具有人类伟大的品格。
我们了解这一点。确实，如果仅仅要回到那种社会主义理论可能并不算什么事情，但还存在另一种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决心付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还拒绝谎言和怯懦。这种社会主义对关于进步的问题不感兴趣，却坚信人的命运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不相信绝对的、永远正确的理论，而只相信人的命运的坚持不懈、充满艰险曲折的进步。对它来说，正义不亚于一场革命。而如果实现正义对这种社会主义来说比对其他的社会主义更困难，那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重视人，且只要求作出必要的牺牲。如果了解这种心态是否能在实际中得到反映，这将是以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昨天的《费加罗报》上，道默森先生对教皇的演说作了评论。这篇演说已经引起了很多注意。但是，道默森先生的评论至少值得人们十分明确地将欧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来。
每当涉及清洗问题时，我都谈到了正义，而莫里亚克先生却会谈到仁慈。仁慈的美德是如此奇特，以至我在要求正义的时候却好像是在为仇恨辩护似的。人们确实会认为，听莫里亚克先生讲话，我们在处理日常事物时，非得在两方面作出选择不可，要么爱基督，要么就仇恨人类。而我们则回答：不！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既不接受来自某一方面发出的憎恨的吼声，也不接受来自另一方面的令人同情的恳求。我们只在这二者之间寻求能给我们指明毫无耻辱的正确真理的声音。为此我们亦不需要做到明察秋毫，而仅仅需要有明晰的目光，外加理智的热情和心灵的机智，没有这种目光，无论是莫里亚克先生还是我们都不可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现在人们正在大谈秩序问题。这是因为秩序是一件好事，而我们过去是太缺乏秩序了。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经历过什么秩序，倒是对其有一种思念之情，而如果我们同时不能肯定秩序应与真理同时存在的话，这种怀念可能会使我们做出许多冒失的举动来。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人们提出的秩序的样板会有几分不信任，并感到有点儿棘手。
1944年3月26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战斗报》大会申明，《战斗报》运动将下列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反共论是独裁的开始。”我们认为重申这一看法是有益的并要加以补充。在我们需要就人们已看到的出现的误会与我们的共产党人同志进行解释的时候，对上述观点就更是不能作丝毫的改动。事实上我们认为，没有光明磊落就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而我们今天愿意对我们的一个困难问题持一种理智而又人道的观点。
在我对莫里亚克先生表示尊敬的同时，我也有权拒绝接受他的观点。为此，对他慷慨给予我的仁慈无须抱轻视的态度。相反，对我来说，大家各自的立场都是清楚的。莫里亚克先生并不想在仇恨上再添油加醋，而我在这方面很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我不希望有人在谎言之上还要做文章，而正是在这方面我期待着他能对我表明态度。总之，我期待着他能公开说出今天正义是必要的这句话。
这封谴责佛朗哥的信函，我们早就希望它在1936年发出了，以使乔治·贝尔纳诺无话可说，也无须诅咒。这一指示天主教徒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声音，是唯一在磨难和呼喊之中发出的声音，是唯一能平静勇敢地反对耀武扬威的装甲部队的声音。
当然，我们懂得这种愿望。稳妥的思想应有助于提高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甚至有利于人类的幸福。但是，过多的细微差别，过多的谨小慎微，则会使温和稳妥成了最令人厌恶的放肆下流的同义词，即心灵的堕落。正是这种温和稳妥才会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地位，并让不义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温和的建议是一把双刃剑。今天，它很可能会服务于那些想保住自己一切利益的人，这些人却不懂得，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会给那些温文尔雅的人留下位置的。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有着滚烫心肠的人，只有他们才会给温和派们设置应有的位置。不，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徒们都不属于温和派。而教廷在今天不应努力把自己同保守势力混同在一起。
因此，应当明确承认，可能出现的误会产生于方法的差异。我们那些同志大部分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纲领，他们对正义的理想、对金钱和特权主宰一切的厌恶，所有这一切均与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只是，我们那些同志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从十分规律的历史哲学中找到了论证政治实在论的结论，并以此作为实现很多法国人抱有的共同理想的方法。很明显，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与他们是不同的。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我们不同意政治实在论观点。我们的方法与其是不相同的。
（战斗报，1944.11.24）
其次，对各报向我们推荐的这种幻想小说，我们还有对此持其他保留态度的理由。当人们听到路透社的外交编辑声称这种发明已使过去的条约失效，甚至连波茨坦的决议均已过时，并认为俄国人在科尼斯堡和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已无关紧要时，人们不得不对这一宣扬科学发明、慷慨奉献的美丽大合唱的明显意图提出疑问。
在此期间，有人还胆敢认为，如此欢庆服务于人们许多世纪、一直从事的最可怕的毁灭活动的这种发明并不那么恰当。在一个充满暴力、无力进行任何控制、对正义和人类幸福漠不关心的世界上，让科学服务于有组织的屠杀，可能除了不知悔改的理想主义者之外，任何人都将不会对此表示震惊。
至少现在有了这封信函。而现在，那些在共同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的天主教徒知道，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曾站在善的一边。民主的优越性得到了教皇的承认。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因为这种民主是指广义的民主。而教皇说民主可以同时包括共和国和君主国。这种民主不相信大众，教皇庇护十二世巧妙地将民主与人民区别开来。这种民主还承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可以通过博爱的思想来减少这种不平等。
没有精妙的哲学照样能很好地实现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只要求有真正的良知和这些单纯的东西，即远见卓识、坚毅的品格和无私的精神。有了这些条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去创新，就是在为2000年而努力。而如果可能的话，很快在明天，我们社会的各种事情就应走上正轨，秩序井然。
在一个备受折磨的世界上，人们已感到难以自由地呼吸了。现在，一种新的苦恼又降临到人们头上，这很可能将是人们所感受的最后的苦恼了。这也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机遇了。总之，这也许就是出此特刊的借口，而本来这应是更能引起人们思索并使人们更会保持沉默的一个问题。
既然天赐良机，我们就要说，我们虽然对信函表示满意，但却不无遗憾。很多年前，我们就期待本时代最高的宗教界权威，能以明确的语言谴责独裁统治。我说话用的是明确的语言。因为这种谴责会导致教皇发出若干通谕，然后只需解释清楚这些通谕。然而，谴责用的是惯常的语言，这是一种对广大群众来说永远不明确的语言。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困难的方法的意义并不总是很明显的。报业并不是培养完美学生的学校。需要有一百期报纸才能明确一种见解。而对这一见解，只要人们用提出它时采用的同样客观的态度去审议，就能有助于明确其他的见解，也有可能我们错了，我们的方法是乌托邦式的或是行不通的。但我们认为在未做任何尝试之前我们尚不能这么说。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以一种尽可能的诚实态度所做的实验，因为我们关心的唯有诚实和正直。
因为秩序还是一个晦涩的概念。有好几种不同的秩序。有仍在华沙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有隐藏着的混乱的秩序，以及对歌德来说十分宝贵的，却与正义针锋相对的秩序。还有那种心灵的、觉醒了的叫做爱的高级秩序，和那种人们否定自己并在仇恨中大行其道的血淋淋的秩序。我们非常希望能从中分辨出好的秩序来。
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会明白，那些不像他们曾对某种理论十分坚信的人，在这四年期间却思考着很多问题。他们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在诚心诚意地做着这件事的。他们在废墟之上，看到了多少纷乱的思想飘逝而去，多少纯洁的面孔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感到迫切需要一种理论，一种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随着1940年6月而死去的是整整一个世界。
两天前，让·盖埃诺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对所有关注人类前途的人颇有启发，使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同情和尊敬。他谈到了纯洁问题：此专题是颇具难度的。
世界就是这样，微不足道。这是自昨天开始已家喻户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广播、报纸和通讯社都参与了这个大合唱，报道了原子弹爆炸的新闻。通过大量热情的评论，实际上我们已知道，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不论怎样都会被一枚如足球大小的炸弹彻底夷为平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各报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就原子弹的未来、历史、发明者、价值、和平使命及对战争的影响、政治后果及其独特的性能作了连篇累牍的评论。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机械文明刚刚达到了其野蛮程度的顶点。在一个不那么长远的未来，人们必须在要么集体自杀、要么理智地利用科学成果之间进行抉择。
埃里奥先生刚刚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所谓不恰当是指这种言论发表得不是时候。埃里奥先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讲话，而谈论的又是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问题。即使他说得有理，他也不是可以指责国家不道德和宣称现今时代不能教训战前时代的人。
而正是这大多数人，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像今天一样明确说出恶来自何处的声音。我们内心深处是希望，这种声音早应在恶战胜善和善的力量正受到压制的时候就发出来。尽管在今天正当独裁思想在世界上已处于风雨飘摇之势时，我们才听到了这种声音，我们仍明确认为，应当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我们并不仅希望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还希望能表示信赖和赞赏。我们希望，在物质力量支持精神，支持精神的理由之前，精神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
应当放弃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努力吗？不，不应当放弃，而仅仅应当衡量一下这样做的巨大困难，并将这一点告诉那些善良的看法过于简单的人。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件这种不公正的事。同样一个法庭，判处了阿尔贝蒂尼——法国志愿军团的征召人五年苦役的刑罚，判处了和平主义者勒内·热兰去服八年苦役，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主持了《作品》这一文学专栏。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公正，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并不赞成勒内·热兰。完全的和平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只要时候一到，它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同样也不同意热兰在《作品》上关于文学专题所发表的观点。
不应当对此进行隐瞒，要做到协调一致是很困难的。如果看看历史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协调一致在过去曾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互相对立那样。怎样才能使这种情况不继续下去呢？如果给每个人以自由，同样也得给银行家或野心家以自由：这使不义又产生了。如果对所有人的正义，同时又需要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服从，又怎能谈得上绝对的自由呢？
教皇刚刚发出了一封致世界的信函，公开站在了民主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对此表示祝贺。不过我们认为，对这封颇具某种色彩的信函也应进行一番颇具色彩的评论。我们不能肯定这篇评论是否能代表我们《战斗报》所有同仁的意见，因为我们之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敢肯定，本文反映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
我们对这个充满暴力和噪音的世界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特殊兴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的优秀者正陷入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争斗之中。不过，既然已经开局了，我们认为就应该一直坚持到看到结局时为止。我们因此而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我们并不喜欢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会使我们远离自己的目标和给人们的希望画上句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如此坚决协助建立一种最终是公正的秩序的同时，还应知道，我们同样永远坚决反对那位假伟人那句著名的话，并声明我们将永远宁愿要无秩序而胜于不义。
（战斗报，1944.9.8）
至于别的，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去作的努力，唯一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事情。要同十分令人失望的命运抗争，本世纪最艰巨、最神奇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已变得最不正义的世界上建立正义和拯救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受奴役的灵魂并给它们以自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人类将会回到漫漫的长夜之中。但是，至少我们将会努力地去尝试。
他的谴责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因为这种指责过于泛泛而谈了。诚然，每当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法国人总喜欢把宝押在最坏的情况之上。而如果换了那些为自己的国家进行了顽强战斗并经受过很多痛苦的人，他们对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又有思想而应持谦虚态度的精英就不会有同样的宽容。
（战斗报，1944.10.12）
人民正在寻求一种道德，这就是今天的现实。现在尚处在一个临时时期。不过，人民表现出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已有目共睹，有权要求曾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们不应以轻蔑的言辞谈论他们。我们很清楚埃里奥先生看到人们抛弃战前那种政治道德所感到的气恼。不过，他必须顺应潮流。法国人对中庸的道德已感到厌倦，他们现在知道，一场遍及全国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会带来不幸和痛苦。大众会脱离那些假精英，这不会令人惊奇，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些平庸之辈。
我们今天要澄清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很明显，第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未能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要求。这种社会主义现在有了进行改革的机会。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们还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们和那些与他们有共同语言的法国人，不要触及这些基本要求。理由是，假如传统的社会主义要自我改造，它不会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仅向已逐渐熟悉这一新理论的新型的人们发出呼吁的。它将从事这项事业，相信这一理论，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没有所有人的承诺和忠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领悟的道理，也正是这点才具有新意。
新闻部长于前天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探讨一下，因为一位部长对其国家操着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语言并强调人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这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埃里奥身边的人有可能宁愿要黑市上的两小时，也不愿为正常的工作干一个星期。而我们会向他保证，有几百万法国人正在工作并保持着沉默。你必须考虑他们的意见才能对整个国家发表评论。因此，我们认为比起政治改革，法国更需要道德改革；但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是同样愚蠢的。
人们将谅解我们今天以尽人皆知的事作为开场白：可以肯定，今后法国的肃奸运动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信扫地。清洗这个词已相当难以启口了。事情已变得令人厌恶。若不这样，只有一种可能，即必须不带复仇心理和不抱轻率的态度去认真处理此事。必须看到，在一方面是仇恨的喧嚣声、另一方面是昧着良心的辩护声之中，要找到一条伸张正义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总之，这将是彻底的失败。
这就是今天我们正试图运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希望人们承认我们有权利诚心诚意地进行试验的那种方法。这一方法并不奢望去重塑一个国家的政治。它只想将一种十分有限的经验引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即通过简单客观的批评手段，而将道德纳入到实施政治的过程之中。这就等于在同时说是和不是，等于以同样严肃的口吻和同样客观的态度说是和不是。
（战斗报，1944.10.7）
很清楚，我们今天谈论的秩序是指社会秩序。但社会秩序仅仅指的是大街上的安宁吗？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毕竟我们所有人的印象是，在这令人心肺欲裂的八月的日子里，秩序恰恰是与起义最初的枪炮声一齐开始的。革命常常会带着杂乱无章的内容将秩序的原则带给人们。当革命是完全的革命时，这一原则将统治下去。但当革命流产或者半途而废时，那么一种重要而又单调的无秩序状态就会建立起来并会延续多年。
请注意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广岛被毁之后，由于此事所产生的威慑效果致使日本人投降，我们将为此而庆幸。但对这一如此重要的新闻，我们除了继续坚定地为一个真正公正的国际社会辩护之外不会有另外的选择。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大国没有高出小国和中等国家的权利，而因人类智慧的作用成了最后祸害的战争，将再也不会由某个国家的野心或理论来决定了。
结论是，不应当为了强调秩序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做就把问题弄颠倒了。不能仅仅为了好好地统治而要求有秩序，而应为了实现唯一有价值的秩序必须好好地统治。不是秩序能使正义得到加强，而是只有正义才能使秩序得到保证。
这话可能不那么顺耳。我只希望莫里亚克先生会感觉到，这话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说出来。我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过，贝罗罪不当死，但我承认我缺乏想象力，不知道镣铐是什么样子，而据莫里亚克先生说，因叛变而被判刑的人脚踝上都戴着镣铐。但我们却应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认识到，在四年期间曾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被那些人们想把他们当成烈士的记者每天指认出来去受各种酷刑。作为一个人，我也许会欣赏莫里亚克知道爱叛徒的做法，但作为公民，我会对此表示痛惜，因为这种爱恰恰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充满叛徒和庸人的国家，会把我们带入一个要不得的社会之中去。
这些，至少就是我们想要说的，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姓和有荣誉感的人们，都应当服务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永远不会是多余的人。这是我们有保留意见的唯一理由。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竟敢批评本世纪宗教界的最高权威呢？什么人也不是，我们仅仅是思想的捍卫者，但我们感到必须对那些承担着重要思想使命的人提出极高的要求。
的确是，假如那位年轻的记者不在一篇聪明但却不公正的文章中就道德的纯洁性对他进行了指责，担心他将道德的纯洁与知识分子的冷漠搅在了一起，他很可能就不会谈论这个问题了。让·盖埃诺十分正确地作了回答，为在行动中维持纯洁性作了辩护。而当然，这使现实主义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即是否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
而道默森先生的看法是，基督教已为此提出了答案。那么，还是让在该教之外，且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怀疑看法吧。基督教的教义基本上（这也正是它相互矛盾的伟大的地方）是一种不公正的理论。它是建立在无罪之人作出牺牲并接受这种牺牲的基础之上的。而正义则恰恰相反，正如巴黎在火光冲天的夜晚举行的起义所证实的那样，是不会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从天而降的。
还有，政治也以极其轻率的态度介入其中。那么多人在呼喊着死刑，就好像判处苦役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刑罚。而相反，当告密和耻辱使几年来牢狱遍地时，又有多少人曾狂吼着要恐怖。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无能为力。而今天也许最能肯定的就是去做应做的事，以使那些过于不义之事，不至于更多毒化这让法国人已经感到有些呼吸困难的空气。
事实上，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这是一种责任，他不会承担。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可能是冷酷的莫里亚克先生，打算马上要写出两个尚未说过的字：宽恕。我只想对他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有两条通往死亡的道路（而有些生存的方式比死亡也好不了多少）。这两条道路一条是仇恨之路，一条是宽恕之路。两条道路依我看都是灾难性的。我对仇恨毫无兴趣。头脑中只装着敌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也似乎是世上最令人讨厌的事，而我们，我的同事们和我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忍受这种思想。但宽恕，我也不认为这会好多少，今天，这倒更像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不管怎样，我认为宽恕不属于我们。如果说我对判刑感到厌恶，那只关我的事。如果韦兰的父母、莱诺的妻子对我说我能，我将会和莫里亚克先生一起公开表示宽恕——但在这之前不能，在这之前永远不能——为了不至于仅因感情的流露使我背叛我一直热爱和尊敬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即使人高尚的东西：忠诚。
（战斗报，1945.6.27）
对这些发明应当据实进行记录、评论并告知世界，以使人们能对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若将这些可怕的发明创造罩上美丽的或诙谐的文学语言，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其次，理论并不因其新颖而有效，而只有通过理论使人们产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奉理论的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会使之发挥作用。很难知道，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党人是否具有某种深刻含义的理论。而今天，这一理论对很多人来说却像是某种灼伤而令人痛苦。因为这种理论只是让人们渴求正义的焦急心情和对正义的火热追求变得明显起来。
（战斗报，1944.12.26）
（战斗报，1945.8.30）
莫里亚克先生刚刚在《蔑视仁慈》上发表了一篇我认为是既不公正又不仁慈的文章。他第一次在使我们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上采用了我不愿坚持，且至少我现在也不会采用的语气。假如形势不迫使我远离这些我们中的最优秀者和最卑劣者整日整月谈论，却对重要的问题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日常讨论的话，我是不会做出回答的。假如我不认为这种甚至涉及我们生命的讨论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时，我也不会做出回答的。而既然我个人已成了议论的对象，那么为了结束这种讨论，我愿以个人的名义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并最后尝试一次，对我过去想说的话作一些澄清。
一种坚定的立场不应使人产生任何误会。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只有我们使用笨拙的用语或隐晦的言辞才行。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得不去弄明白这些误会并分析这些误会。对于本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将永远看不到人们会抱着足够的真诚和明确的态度。
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人们可以去泛泛地进行指责，特别是指责整个国家。埃里奥先生应当知道，本时代并不想给上个时代上道德课。但经历了可怕的动乱，它有权彻头彻尾地抛弃曾把它引入灾难的那种道德。可能并不是埃里奥先生及其激进的同事们的政治理念把我们引向了失败。但是他们的这种没有义务也没有惩罚的道德，他们赏赐给我们的店主、烟草商和议会宴席上政客们的法兰西，比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对腐蚀我们的灵魂、瓦解我们的斗志所起的恶劣作用更为甚之。总之，这样的道德使埃里奥先生根本无权去指责1945年的法国人。
今天，他们仍然在以同样的诚意、毫无独断排他的态度寻求这新的真理。同样，人们也会明白，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对失败中最凄楚的失败进行过反思，也同样了解他们自身的弱点。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于混乱而犯错误，而今后只有在目光远大和更新变革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