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些文章中我无法将这些问题展开来讨论。但是，为了说得更具体些，应当承认，那些把榜样和实力、把说教和统治、把对话和谩骂及把单纯的荣誉和狡诈对立起来的人；那些不承认现今社会有任何益处、不认为义务和责任把他们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人；那些根据直到现在一直通行的行为准则专心指导教育，其次是报业和舆论的人，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在乌托邦思想指导下采取行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根据最诚实的现实主义观点看这个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他们可能正在为未来做着准备，并可能会自今天起让有些压迫我们的人垮台。假如现实主义是既考虑到现在又同时顾及到未来的一种艺术，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收获的艺术，那么谁又会看不到，那最明显的现实恰恰非他们莫属呢？
人们因此可以看到，拒绝使杀戮合法化，并不比今天现实主义的态度更乌托邦。一切问题之所在是要了解，我们对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所付出的代价会更高还是更低些。这是一个我们同样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我有理由认为，与乌托邦的思想相比较，为了使人们的思想和各国变得更为和平而确定必要的条件将是有益的。这一思想，只要它是在既无恐惧又不自负的情况下形成的，就会有利于在那些既不愿做受害者也不愿当刽子手的人中间，确定正确的思想和达成临时协议的条件。当然，在后面的文章中，并不存在要确定一种绝对立场的问题，而只是要重新提出今天已被歪曲了的概念，及尽可能努力正确提出关于乌托邦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要确定朴实的政治思想的问题，即这是一种从各种企盼救世主降临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对各种人间天堂向往的政治思想。
有很多美国人，希望继续生活在他们感觉良好的封闭社会内。有很多俄国人，也许喜欢待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继续进行他们国家干涉主义的试验。现在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做了，而且永远不再可能这样做了。同样，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管其显得多么次要，今天如无各国的团结一致，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欧洲的面包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西伯利亚的机床则是底特律制造的。今天，连悲剧都是发生在集体身上的悲剧。
我们对历史现实的研究，必须考虑到上述情况。今天，我们正把我们思考的焦点集中在德国问题上，但与威胁我们的、谁将支配我们的冲击相比较，德国问题则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过，假如明天我们找到了解决俄—美问题的国际办法，我们又会冒连我们自己也变得过时了的风险。到那时，支配权的冲击与文明的冲击相比较将会变成次要的问题。事实上，殖民化的文明到处都在传播着它的声音。再过十年，再过五十年，西方文明的优势将会出现问题。立即关注这个问题并为这些文明设立一个世界议会是有益的，以便使议会的法律能真正成为世界的法律，使法律规定的秩序能成为世界秩序。
这样，我们所谈的就只能是国际的革命了。确切地说，革命将在国际范围内发生或者不发生。可这个字眼还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国际变革可以通过好几个国家同时发生的、联合起来的革命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系列奇迹聚合到一起的产物。而今天，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只能认为那只是一场已获得成功的革命的延续了。这是斯大林清楚地看到的情况，而这也是人们对他的政治作的最善意的解释了（另外的意见则拒绝给俄国以革命的名义讲话的权利）。
今天，一项大的实验正在根据强权的法律将所有的国家都动员了起来。应当阻止或是让这项实验得以继续进行下去，我将对此不发表意见。这实验不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而目前，我们要是对此说三道四就会受到嘲讽。实验因此将会继续下去。我将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实验失败，曾有那么多杰出人物对此表示信赖的历史的逻辑不复存在了，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尽管发生过两次或三次战争，尽管几代人作出过牺牲、付出过物质的代价，但假如我们的子孙们——我们假定他们会生存下去——不能接近于一个全球的社会，那么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些在这一实验之后，有幸还活着的人甚至连成为他们自己末日的见证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既然实验在继续，那么不可避免地实验将一直继续进行下去，人们在走向世界末日的历史长河中，给自己定下不声称能解决一切问题，却一直准备着在某一时刻为赋予平日生活某种含义作少许思考反省的任务，这倒并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这些人应对所付出的代价好好地衡量一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恐惧问题，应了解什么是恐惧和恐惧摈弃什么。它意味并摈弃同样一个东西；一个杀人被合法化，而人类的正常生活却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世界。这是今天首要的政治问题。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应首先对这一问题表明立场。在开始任何建设活动之前，今天应首先提出两个问题：“是与否，你愿意直接或间接被杀或遭到暴力迫害吗？是与否，你愿意直接或间接杀人或用暴力迫害别人吗？”对这两个问题全都回答否的人，便自动地卷入了一系列会改变他们提问方式的后果中去了。我计划将对这些后果之中的两三个后果给予明确的说明。在此期间，善意的读者可以对此提出问题并对问题做出回答。
是的，应当提高嗓音呼喊。直到现在我都在克制自己，不去动员利用情感的力量。今天使我们忧心忡忡的是我们造就的全部历史逻辑，其症结将会以我们的窒息而终结。情感并不能解开这种不理智的逻辑的症结，而是只有这种逻辑在所了解的限度内的理智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结束讨论，我并不想让人认为世界的未来，可以不顾及我们的愤怒及爱所产生的力量。我知道，为了让人们行动起来应有伟大的动机来推动，而为了一场目标十分有限而又没有多少希望的战斗，要想使自己行动起来则是很困难的。不过，又不能采用带进去的办法来让人们投入行动中去。恰恰相反，重要的不是把人们带进去，而是应当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他们将认识到，他们从各国现政府那里期望不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些政府是按照杀戮的原则行事的。唯一的希望是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忍受巨大的痛苦，这就要使一切从头开始，以便把一个已病入膏肓的社会变为一个生动而有活力的社会。人们因此应在自己中间，在其边界之内，并超越边界的范围，一个一个地订立新的社会契约，这契约将根据更合理的原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们大家因此而懂得了，已不容置疑，我们所寻求的新秩序不可能仅是国家的或甚至是本洲的，更不会是西方的东方的新秩序。希望部分地或作出让步来解决问题已不再有成功的可能。我们所看到过的妥协，就是今天的苦恼，明天的杀戮。而与此同时，历史的车轮和世界的步伐正在加速前进。二十一个聋子，未来的战争罪犯，今天正安静地坐在一列以每小时一千公里速度将他们带向深渊的快速列车的中央讨论着问题，进行着他们之间毫无生气的对话。是的，世界秩序是今天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人们在宪法和选举法问题上的争吵。正是这个世界秩序要求我们必须为之付出我们的全部意愿和全部智慧。
同样，我们要是能经常在思想上明确世界在飞速前进这一现实，我们就有希望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今天的经济问题提出来。在1930年，我们不会像1848年所做的那样再去关注社会主义问题。消除了所有制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将生产资料变为公有。公有化除了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还注意到了经济问题提出来的扩大了范围的问题。而自1930年以来，这一范围已经扩大了。如同政治的解决办法是国际化的或不是国际化的那样，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样也应首先对准整个世界的生产资料：石油、煤和铀。如要实行集体化，那么集体化应当针对所有人必不可少的资源，资源不应属于任何个人，其余的，所有其余的东西均可以成为选举演说的内容。
有一天我曾说过，在经历了这两年的现实之后，我已不再接受那种会将我置于直接或间接必须承担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责任中的任何真理了。我过去尊重过的思想已使我注意到，我陷入了乌托邦之中，而且那种不会有一天把我们引入极端的政治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要么必须去冒走极端的风险，要么必须得接受像现在这样的这个世界。
总之，为了结束本文，我们愿再一次对那些指责有关乌托邦的言论给予回答。因为，对我们来说事情很简单：要么是乌托邦，要么是战争，我们带着陈旧的思想，结果是等待我们的前途就是这样的。今天的世界可以在过时的政治思想和乌托邦思想之间进行选择。那过时的思想现在正在毁灭我们。无论我们怎样表示怀疑（无论我怎样怀疑），现实的思想仍迫使我们必须回到相对乌托邦的思想上来。像同样的很多其他乌托邦思想那样，当相对的乌托邦思想成了历史的时候，人们将无法想象出还会有其他的现实。千真万确，历史只会成为人们为实现其最明智的梦想所作的绝望的努力。
有人要我们必须爱或恨这个或那个国家，这国或那国的人民。而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了解我们与所有的人太相近了，因而不会接受这样的选择。爱俄国人民，承认他们的一直存在，即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所说的世界的源泉，并不是希望他们为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去冒险，而是希望他们在经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之后能使自己避免新的、可怕的流血。对美国人民，对不幸的欧洲来说也是一样。正是这种最基本的现实，人们却由于日复一日的怨恨而遗忘了。
是的，今天我们应当反对的是恐惧和沉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与灵魂的分离。我们应当保卫的，是人们之间的对话和普遍的交流。奴役、不公正、谎言是阻碍这种交流和禁止人们对话的祸害。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些祸害。然而，这些祸害今天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很多人甚至已将这些祸害视为必不可少的病患。同样，我们的确无法逃离历史的现实，因为我们已深入其中不能自拔。但人们可以声称要在历史上为保护不属于人的这一部分而斗争。这正是我曾经想说的所有的话。总之，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将通过我所希望的论证，比别人认为的更老实的态度来为写作这些文章的立场和思想定下调子。
这些人将会站起来或站不起来，我对此一无所知。很可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正在思考着，这是好事情。但肯定的是，他们行动的效率离不开勇气，有了勇气，他们将同意放弃他们眼前的某些无法实现的梦想，以便专心致力于基本的东西，即保护生命。说到这里，也许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应该为此而提高嗓音大声呼喊。
这等于把欧洲和西方看做一个国家，在那儿，一个精心武装起来的少数集团，会为最后取得政权而斗争并获得胜利。但保守势力（这里指的是美国）同样的也装备精良，因为很容易就能认识到，革命的概念今天已被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概念所取代了。更确切地说，在今天，如不冒巨大的战争风险，世界革命是无法成功的。未来的任何革命都将是一场涉外的革命。这种革命将始于军事占领或通过讹诈来进行，最后又以占领而结束。它只有在占领者对世界其他各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时才有意义。
我们今天能够说我们使用的这个词符合它的传统意思吗？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革命时，而假设他们又都很冷静，那么他们所设想的其实是一种要么通过多数人的原则来立法，要么通过少数人夺取权力来实现所有制方式的改变（通常是将生产资料变为公有）。
什么是国家民主或国际民主？这是一种社会形式，在那里，法律高于政府之上，因为法律是所有人意志的体现，由一个立法机构代表。这是今天人们正试图要建立的东西吗？事实上，有人正在为我们准备这样一部国际法。可是，这个法是由各国政府，即执行者来制定或废除的。所以我们仍处在国际独裁制度的统治之下。要摆脱这种制度的唯一方法，是将国际法置于各国政府之上，起草这一法律，设置一个议会，并通过由整个世界来选举的方法建立这个议会，应当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参加选举。而既然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议会，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抵制这种国际独裁，并在不违背追寻目的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一工作。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首先且通常最令人震惊的是，大部分人（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士除外）均无前程可言。没有前程，没有深思熟虑的前进目标，生活是不会有价值的。在绝望中挣扎，这是像狗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们这代人和今天走进工厂、走进大学的这一代人，过去过的和今天过的生活却越来越像是狗一样的生活。
因此，应当接受，拒绝使杀戮合法化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乌托邦的看法。在这方面，似乎人们可以这样说：乌托邦就是与现实相矛盾的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要使人们不再杀戮任何人就完全是乌托邦。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而要求使杀戮不再合法化，这则是一种很低程度上的乌托邦。另外，同样建立在进步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每种思想都认为实行自己的原则都必须会给社会带来平衡和稳定，却是在很大程度上的空想主义。而且，它们正在使我们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
假设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仍然可行，通过武装或按照法律来进行，这也只有在法国（或是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被隔绝起来，被孤立于世界之外时才有可能会做到。因为在1946年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现实是，要改变所有制会导致美国对我们的信任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这足以使我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威胁。一场右派发动的革命也不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因为俄国也为我们设置了同样的障碍，使我们这里有了几百万共产党的选民，俄国已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真理——很抱歉我在这里直言，而其他人个个心知肚明都不明说出的这个真理就是，作为法国人，作为革命者，我们其实并不自由。或至少是，我们已再不能成为孤立的革命者了，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已不存在、仅只在国家的舞台上演出的保守党或社会党的政治话剧了。
为了摆脱这恐怖，就必须进行思考，并在思考后采取行动。不过，恐怖的环境恰恰对思考是有害的。然而，我同意，不必去谴责这种恐惧，而应当将其看做是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去努力改变它。没有比这一点更重要了，因为这关系到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命运。他们饱受暴力之苦和备受谎言的欺骗，在无限的希望中失望，他们对杀害他们的同类或是迫使他们的同类认罪臣服的思想感到愤怒，同样也对自己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臣服的思想感到厌恶。欧洲绝大多数人并不站在任何人一方，或者说他们对自己选择的一方并不感到满意，他们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均抱怀疑态度，他们承认美、苏两国均有说明自己对真理认识的权利，但不是同意它们有对个人进行杀害、对集体进行杀戮，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权利。然而，他们的处境却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二者之间择其一。在今天的强者们之中，看不到那些王国统治下的人。他们将不会让人接受（我不说强制而说接受）他们的观点，而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内容和为了使他们的言论能结成一股力量，他们能将自己的愿望相当简洁、相当有力地表达出来时，他们才会找到自己的祖国。而假如恐惧不是阻碍正确思考的环境，那么他们应当首先解决恐惧的问题。
这一论据已经有力地提了出来。但是，我首先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提出这一论据，仅仅是因为提出这一论据的人对别人的死亡缺乏想象力。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种怪癖。像人们通过电话谈情说爱、不再直接加工而是通过机器来加工一个产品那样，今天人们连杀人和被杀也可以通过代理人来进行了。人们保持了干净的双手，却丧失了良知。
当然，人们被剥夺了物质前程的情况这已并非是第一次。不过，通常人们会通过发表言论和呐喊来战胜这种情况。他们会呼唤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其他社会准则。今天，没有人还在呼喊（除了那些不断重复其观点的人们），因为看来世界正在被一股盲目的力量牵着走，这股力量既对人们发出的警告、呼喊无动于衷，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祈求。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年代中所经历的场面，已将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给毁掉了。这某种东西就是对人的永恒的信念，正是这信念曾使人相信，只要用人道的语言去说服另一个人，就能使他迷途知返。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说谎、堕落、杀戮、监禁、拷打，而每次我们都无法说服那些这样做的人，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所为，而人们是无法说服一种抽象的概念的，即说服一种思想的代表人物。
十七世纪曾是数学的世纪，十八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而十九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则是恐惧的世纪。有人会对我说，恐惧并不是一门科学啊。不过，首先科学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因为最近科学在理论上的进步已将自己引入了完全否定自己的境地，因为科学在实践上所取得的成绩正威胁到要消灭整个世界。此外，如果说我们不应将恐惧看成是一门科学，但不容置疑的是它却是一种技巧。
人们之间长期进行的对话现在停止了。而且很显然，一个人们无法说服的人是令人恐惧的人。这样，在那些不讲话——不讲话是因为他们认为讲话也没有用——的人的身边，过去和今天一直在酝酿着一个无声大阴谋，这阴谋不仅为那些战栗的人所接受，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恐惧，还会受到那些有利可图的人的鼓励。“你们不应该谈论俄国对艺术家进行的清洗，因为那将有利于反动派。”“你们应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保留佛朗哥的问题保持沉默，否则那会使共产党人从中得益。”所以我说恐惧是一种技巧。
这些看法在有些人眼里是乌托邦，但对所有那些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人们来说，他们毫无保留地要申明和捍卫的正是这些总的原则。至于能使我们与类似的观念接近的方法，如不召开有老社会党人、现今人们和那些全世界孤立无援的人之间的会议则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否决权提出的问题被曲解了，因为反对联合国的多数或少数是不真实的。只要多数只是部长们的多数，而不是世界人民由其代表所体现的多数，只要世界人民并没有在其中被代表，苏联就一直有反驳多数人法律的权利。只有这个多数具有了真正的多数含义的那一天，才应当使每个人要么服从这个多数原则，要么拒绝多数人制定的法律，即公开表明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意志。
依我之见，每个人都应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论战、威胁和暴力之中，令我震惊的是所有的人都有良好的意愿。几个骗子除外，从右派到左派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的真理就是要使人们幸福。然而，这些良好的意愿的汇合却导致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仍被杀戮，受到威胁，被流放，人们还正在准备着战争，只要人们说一句话就不可能不即刻遭到谩骂或出卖。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有一些像我们一样的人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那么他们并不孤单，而那些指责他们是乌托邦的人也许自己正生活在一种不同的乌托邦之中，且最后很可能会使人们付出更多的代价。
（战斗报，1946.11）
今天有什么方法能使整个世界得以统一，能实现这样一场世界革命，使我们的人力资源、生产资料、商业市场和知识财富得到更好的重新配置呢？我看只有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决定了我们最后的选择。这个世界可以从上面被一个比其他国家都强大的唯一国家统一起来，就像我昨天说过的那样。俄国或美国可以自认为能胜任这一角色。对于有些人为之辩护的思想，即俄国或美国有办法根据他们的社会样板来统一和统治这个世界，我无以反驳，我所认识的人也都无以反驳。作为一个法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地中海人，我对此表示十分厌恶。但是，对这种带感情色彩的论调，我将不予重视。
例如，应当承认，对于法国宪法，我们仅能根据其对建立在正义和对话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提供的或没有提供的服务来做出判断。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宪法对人类自由这一最普遍问题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应当受到指责。必须承认，对物品供应的组织工作比国有化或选举统计数字重要十倍以上。国有化在一个国家中是行不通的。而如果物品的供应问题也不能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得到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是更为迫切的问题，那就只有采取紧急办法，哪怕是临时性的办法也好。
今天我们知道，已经不存在什么孤岛了，边界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知道，在一个不用一天即可穿越大西洋，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对话只需要几个小时的不断加速变化的世界上，我们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要么团结一致，要么成为同谋共犯。四十年代让我们明白了，对一个布拉格大学生进行辱骂同时会激怒克利希的工人，洒在欧洲中央河流两岸某处的鲜血，会招致得克萨斯的农民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他第一次来到的阿登地区的土地上。像没有单一的、孤立的痛苦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也早已不存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产生回响的单一的酷刑。
这种各方达成的协议有一个名字，就是国际民主。自然，现在在联合国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个民主。可是，什么是国际民主呢？这是一种国际的民主。请原谅我在这里咬文嚼字，因为最明显的事实常常最容易被歪曲。
可以得出结论说，实际上，未来年月里的斗争，将不会在乌托邦势力和现实力量之间进行，而会在那些努力接近现实的各乌托邦势力之间，和那些要选择付出最小代价的乌托邦势力之间进行。我认为，我们不再能理智地希望要拯救一切，我们只能选择去拯救人们的身体，以使我们还可能保住未来。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之后，我认为，那些今天想有效改变世界的人，不得不在发出预报的停尸房、希望让历史突然停止的梦想，同时会给行动和人们留下机会的相对的乌托邦之间作出选择。不过，我们不难看到，与人们的愿望相反，这相对的乌托邦是唯一可能、唯一受到现实精神启迪的东西。能把我们从停尸房中解救出来的微弱机会在哪里，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将谈论这个问题。
人们处于对所有的人都在准备打仗的普遍恐惧和对杀戮意识特别的恐惧之中，这样，我们的确是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因为说服已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们已经将自己全部献给了历史，而已不再考虑同样真实的、在美丽的世界和众多面孔映衬下的自己的存在；还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抽象概念的世界上，一个由办公室、机器、绝对思想和毫无差别的救世主思想构成的世界上。在那些认为无论是自己的机制还是思想都绝对正确的人之中，令我们感到窒息。而对那些只能生活在对话和人类友谊之中的人来说，这沉默本身就意味着是世界的末日。
我概述我的观点。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问题，在和平和世界组织机构未得到解决之前将不会得到解决。在这场革命发生之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有效的革命。在法国谈论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或是自私自利的。我甚至认为事情比这还要严重。只要没有建立起和平的环境，在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地方不仅所有制的形式不会有持久的改变，而且像人们所食用的面包、折磨着欧洲人的饥饿这种最简单的问题都不会有任何解决办法。
自1944年8月以来，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革命，且一直那么真诚，对此丝毫用不着怀疑。但是，真诚本身并不就是美德。有些有关真诚的含义就十分混乱，甚至比谎言还要坏。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说不说心里话的问题，而唯一需要的是进行冷静地思考的问题。从理想上看，革命就是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给世界以更多的自由和正义。而实际上，这常常是一系列不幸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导致了这一令人满意的变革。
任何诚实地承认自己不能为谎言和杀戮进行辩解的思想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这种思想还顾及真理的存在。除此之外，这种思想所顾及的则是能平静地与这种真理的方式保持一致。
对我来说，我相信自己已差不多肯定作出了选择。而一旦已作出了选择，我认为我就应该讲话，说明不管怎样，我将再也不会站在那些能忍受杀戮并还能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的人一边。木已成舟，我今天将就此止步。而过去，我会希望人们能清楚地了解我讲话时的思想状态。
在这里，手段会使目的化为乌有。不管人们希望的目的怎样，多么高尚，多么需要，要不要以牺牲人们的幸福、牺牲正义或自由为代价，为达目的而使用的手段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与成功的荣光极不相称的冒险，这都是我们客观上拒绝冒的风险。因此，应当回到专为确保这一世界秩序的第二种方法上来，这就是所有各方达成相互一致的协议，我们不去问自己能否做到这点，但我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议。
很容易就能认识到，上述这些概念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形势下是毫无意义的。首先，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这种想法，由于武器装备的进步已成了罗曼蒂克式的幻想。政府的镇压机器再加上坦克、飞机，已变得十分强大。要想和政府作对，也必须有坦克和飞机。1789年和1917年仍将是让人们纪念的年份，但已不再是人们能效法的榜样了。
拯救尚能拯救的东西，这仅仅是使未来成为可能的现实，这就是所需要的伟大动机、热情和牺牲。这只要求人们应当思考这一问题，明确做出决定：是否为了永远难以弄清的目的还要增加人类的痛苦；是否赞成让整个世界都充满武器，让兄弟之间重又互相残杀，或者是相反的情况；是否只是尽可能让我们这一代人少流血、少受痛苦，而将机会留给比我们武装得更精良的我们后几代的人们。
现在我可以总结一下结束本文了。所有我所希望的，是人们在这个充满杀戮的世界中能决心进行思考并作出选择。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那些认为必要时同意成为杀戮者，和那些会尽一切努力不做杀戮者的人之间很难作出抉择。既然存在着这种可怕的分歧，让人们能认清这种分歧则至少是个进步。在未来的年代里，整个五大洲都会在暴力和预言之间继续着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而暴力获胜的机遇要千倍于预言获胜的机遇。但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对人类的命运抱有希望的人是疯子，那么那个对事态绝望的人就是一个胆小鬼。而从今以后，唯一的荣誉将属于那个一直坚持不懈、对最终言论是否能战胜子弹下可怕的赌注的人。
所有这一切，因而会对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判断，定下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过的标准。《黎明报》在三十篇社论中白白与《人道报》的三十篇社论进行论战了，这不会让我们忘记两家报纸，也不会忘记它们所代表的政党和主持人，以及它们那不通过全民公决就赞成归并布里格和唐德地区的立场，因为这样，它们就参与到破坏国际民主的共同事业中去了。不论他们的个人意愿是好是坏，皮杜尔和多列士先生都拥护国际独裁的原则。从这个问题上看，不论人们怎样认为，在我们的政治中他们所代表的都不是现实的东西，而是最不幸的乌托邦。
很明显，对大家来说，政治思想已越来越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例如，法国人在1914年战争开始时采用的作战方法还停留在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在1939年战争开始时采用的作战方法则还停留在1918年的战争时期。不过，思想落后于时代这并非是法国人所独有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今天那些自称可以用十八世纪的理论原理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用十九世纪的原理来解决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这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大政方针就够了。第一种情况是源自现代工业出现后最初年代的思想，第二种情况是出自达尔文进化论和勒南乐观主义看法的现代思想，这两种思想都企图把拥有原子弹、发生突变和虚无主义的时代等同起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能更好地表明在政治思想和历史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越来越可悲的巨大差距。
更确切地说，第二种团体的任务是使用明确的语言，反对恐怖的混乱，同时又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确定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制定一部国际法，它的第一条将是普遍废除死刑，明确规定任何文明都需要对话的原则将是其第一批要达到的目标。这一工作满足了一个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在任何哲学思想中，都无法找到说明今天令西方思想界激动的对友爱渴求的缘由。不过，很明显，这并不是个要创立一种新思想的问题，这只是个要寻求某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各国内部，革命已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鉴于革命被认为会带来进步，人们通常会接受这种必要的损失。今天，应对人类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和人们所期望的俄国或美国取得统治世界的权力所带来的进步进行一番衡量。我深信人们会做出比较，人们尚没有忘记刚刚发生的三千万人尸横遍野的景象，也不乏想象力会设想在一场十倍于此的大灾难之后的地球将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一论据却具有另外一种力量，尽管是间接的力量：论据提出了乌托邦的问题。总之，一些像我一样的人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并不是已不再互相杀戮（我们不会那么愚蠢！），只是杀戮已不再合法化了。事实上，我们已陷入了乌托邦和矛盾之中，因为，我们正是生活在一个杀戮已变得合法化的世界上，要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应当改变它。不过，似乎是人们如果不想冒杀戮的风险就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杀戮会把我们又带入到杀戮之中，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恐怖之中，要么我们必须耐心地接受恐怖，要么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用另一种恐怖来替代这种恐怖。
我所讲过的和平运动，应能在各国内部各工作团体的基础上，并通过超越边界的行动在研究思考团体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根据在合作方式基础上相互自愿建立起来的第一种团体会减轻绝大多数人的痛苦，而第二种团体在利用一切机会为国际秩序辩护的同时，将会确定这一国际秩序的价值观。
当然，思想总是赶不上世界的发展。当历史在前进时，思想却一直在酝酿着、思索着。不过，由于历史在加速前进，这一不可避免的差距今天正在增大。世界在最近五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二百年。人们注意到，世界今天正在热衷于解决边界问题，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边界现在已只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了。而国籍的原则仍在二十一国会议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是的，我们应当将这种思想对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排除掉。我们不能用治疗鼻炎的办法来治疗鼠疫。一切导致整个世界发生危机的疾患，只应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得到根治。为了使影响每个人的贫困、恐惧得到缓解，所有的人都需要秩序，这就是我们今天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这要求人们必须行动起来并作出牺牲。而今天要是有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痛恨暴力和杀戮，他们就会认识到，这会迫使人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那些愿意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人来说，他们将会从中看到理智的希望并从中找到行动的规则。
我们唯一的意见是这样的，就像我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这种统一不可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或至少不冒巨大的战争风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还可以接受，而我并不相信，战争可以不是原子战争。无论如何，明天的战争将使人类遭受巨大的损害，将使人类变得十分贫困，以致会使某种秩序的思想最终也变得不合时宜了。马克思像他对待1870年的战争那样可以为战争辩护，因为那场战争还是使用步枪时代的战争，而且仅局限在一定的地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死掉十万人算不得什么，实际上那是为了几亿人的幸福而作出的牺牲。可是，要是肯定会死几亿人，而仅仅是为了活下来的人的幸福，那代价就太大了。武器装备的飞速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所无法知道的，这迫使人们必须用新的方式来看待目的和手段问题。
这样，这种思想就会承认：第一，单纯来看的国内政策就成了一种纯粹次要的，且难以想象的事物；第二，唯一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能最终带来持久性的结构变革的国际秩序，革命可以通过这一变革来体现；第三，在各国内部只有——且尽可能在等待由于更为普遍也就更为有效的政治解决的同时——需要临时解决的行政问题。
我愿提请注意，这种论理的方式是一种纯粹客观的方式。这仅仅是对现实作出评价，并不掺入意识形态的内容或对评判意见带有感情色彩。总之，这种方式应当能促使那些对革命抱轻率态度的人去认真思考问题。这个词今天所包含的意思应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从整体上摈弃。如果接受它，那我们就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对未来战争的责任。如果摈弃它，我们就应当要么宣布自己是现状维持派，这是设想历史固定不变的百分之百的乌托邦。要么更新革命一词的含义，这就意味着是对我所说的相对的乌托邦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