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要进行选择，这是它的信誉所在。一旦选择完毕，使写在纸上的文字产生了意义，便应该坚持到底。某些特殊利益是同这一工作相对立的，总是试图阻止历史前进。然而，历史却是不停地发展，而世界人民也和它同步前进。任何时期的历史形势总会有其归宿的。如果有人不顺应这种变化，那就只有任这种机会溜走。由于不了解这些基本道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始终比实际情况落后二十年。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人们对事物的了解。
从当时那种饥饿中，我们所见到的情形是很令人痛心的。当地的行政当局不得不把救济粮减到每月每人七点五公斤（农业工人每月可以从工头那里领到十八公斤，但那是极少数），这个数目，只能使每人每天有二百五十克粮食可吃。这对于只依靠吃粮来过活的人来说是太少了。
这无须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的见识便可指出，只有采取大规模的进口政策才能改变目前形势。政府刚刚宣布，将把一百万公担小麦运往阿尔及利亚。这是件好事，但不要忘记，这么多的粮食，差不多仅够那里一个月的消费。不可避免地要在下个月以及以后的每个月中都要向阿尔及利亚运去同等数量的粮食。因此，这种粮食进口的问题并不能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相反地要持续下去，直到把自己也耗得筋疲力尽。
最后一种情况是，整个阿尔及利亚在口粮分发中，发给当地人的口粮比规定分给欧洲人的数量要少，这一点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这是一条原则规定，法国人每天规定的口粮为每人每天三百克，而阿尔及利亚人则为二百五十克。而在实际分发工作中，这种不公平表现得更突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阿拉伯人每天仅能领到一百克到一百五十克。
1945年的阿尔及利亚，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渊，这些危机是它所固有，但却从没有达到目前这么严重的程度。这个美丽的国家，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繁花似锦的时刻，但那里的人民却在饥饿中挣扎，为求得正义而呼吁，对这种痛苦的现状，我们决不可以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熟悉的朋友。
有多种前景在阿拉伯人民面前敞开着，并且由于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永远不变的是每一种他们所向往的前景都在政治上有其表现方式，所以今天的穆斯林舆论，便围绕在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周围，即费拉特·阿巴斯，还有他的那个党（“宣言之友”）周围。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一谈这方面的活动情况。该党是阿尔及利亚被占领以来在那里出现的最早的和最有意义的党派。
这个民族，除了其生活条件外，绝不比其他民族差。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学到某种东西。有许许多多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或在其他地方，总觉得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涣散无力，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有一件事可以告诉大家，在一个最偏远的部落，距海边八百公里的地方，我很惊奇地听到有人提起弗拉吉米尔·都尔买松先生的名字。那是我们的一位同行，他在数周前发表了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一篇文章，对该文章穆斯林们的评价是，不了解情况并带有侮辱性。我不知道《费加罗报》的那位合作者是否竟那么快地在这个阿拉伯国家获得了这种名声。但这个名声却说明了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在政治上的觉醒。尚有许多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样一件事实，那就是有几十万阿拉伯人，为我们国土解放事业曾艰苦战斗了两年的时间，当我指出这件事情之后，我便取得了不坚持偏见的权利。
缓解由挨饿引起的苦痛，医治好心灵的创伤，这便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一项任务。几百艘运粮船，或者两三项纠正不公平的严厉措施，这是几百万民众向我们提出的紧急要求，由此，现在我们可能会明白何以一定要对这几百万人先予理解然后再下判断的理由了。
这个党的主席叫费拉特·阿巴斯，赛蒂夫人，大学毕业，医药学专业，战前曾是同化政策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当时他是《谅解》日报的主持人，该报一直支持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并呼吁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民主政治，以使阿拉伯人享有其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
如今，费拉特·阿巴斯也和他的许多同道一样，开始对同化政策倒戈。他领导的报纸《平等》日报积极主张承认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并以联邦制的形式同法国保持密切联系。该报的主编阿兹·克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老游击队员，他原先也是同化政策的支持者。费拉特·阿巴斯现年五十岁，此人无可争议地是法国文化的产儿。他第一本书的卷首题词引用的是帕斯卡的语录，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他的思想是相当成功地融合了逻辑和情感的帕斯卡思想。他以典型的法文文笔写下了一句公式化的语言：“法兰西有赖于我们的自由，而自由有赖于我们的强大而强大。”费拉特·阿巴斯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话，有赖于法兰西文化的熏陶，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他的诙谐和幽默也无不带着这种特点。他的报纸《平等》日报，也具有他这种强烈的特色。比如，该报曾因这样一个声明而受到赞扬：“我们要以各种族的一百名封建领主交换一万名法国教师和技术人员。”
1936年，在经过十七年的停滞不前之后，产生了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它标志着朝同化政策向前迈进了一步。该方案没有任何改革，只是重新提出对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权的问题，并给予六万名穆斯林以选举权。这个方案相对地说，比较稳妥，在阿拉伯民众中唤起了希望。几乎所有的上层殖民者，则分别聚集在财政评议会和阿尔及利亚市长联合会大厦内，表示反对，说该方案并没有交付议会通过。
我在阿尔及利亚用三周时间所作的调查，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减少一点儿宗主国对此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为作这次调查，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走遍了北部沿海地区、阿尔及利亚的内陆，南至它的边界地区，行程共为二千五百公里。我在那里访问了所有的城市及所有最边远的部落。我把行政当局的意见及见证材料，同当地农民的、当地移民的以及阿拉伯老军人的意见及见证材料都作了对比和研究。因为要制定一项好的政策首先要掌握各种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讲，我那份调查材料堪称货真价实的调查材料。但是如果说，我这样提供的材料，并不是新情况的话，那也是经过核实以后的材料。我想，这些材料可以在某些方面对那些负责专门制定阿尔及利亚政策，并希望把阿尔及利亚从这种糟糕的局面中拉出来的人会有帮助。
关于议会，“宣言之友”清楚地意识到在法国将会遇到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议会代表应该严格按人口比例产生，而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同法国人的比例为8:1，他们认为议会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议会。鉴于此，他们接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百分之五十的穆斯林当选者和百分之五十欧洲人当选者组成。为缓解法国人的敏感性，他们也同意议会的权限只包括司法问题、社会问题、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而安全问题、外部事务问题、军事组织问题和外交问题则交由巴黎的中央政权处理。当然，这种基本论点，反映了社会要求，其主旨则是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在阿拉伯政策中体现出最完全的民主手段。我想，到此为止，我已把“宣言”的主要观点讲明，自认并没有背叛他们的思想。
然而，当我们一旦把这件事做完了，也应该看到，我们并没有把全部的事情做完。因为阿尔及利亚事态的严重性绝不仅只是阿拉伯人挨饿这一件事。其严重性还在于他们认识到这种挨饿是不公正的。因此，只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粮食，那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这些粮食予以公正的分配。我本不愿提这件事，但也确实是这件事并没有去做。
请大家原谅我在此要提供几个数字。阿尔及利亚在谷类方面正常的需要，每年为一千八百万公担。按一般算法，这一需求大致可以满足。因为1935—1936年度，按估算可以产粮一千七百三十七点一万公担。但上一年其粮食产量仅达到八百七十一点五万公担，也就是说仅能满足正常需求的百分之四十。本年度人们估计更为悲观，因为据估算，其粮食总产量不会超过六百万公担。
然而这份口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不能实现。比如在卡比利的乌阿斯，在南奥兰区，在奥雷斯山区，这些地区互相距离很远，那里的人民每月只能领到四至五公斤口粮，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只有一百三十克到一百五十克口粮。
当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粮食的珍贵不亚于黄金，然而却在黑市上可以买时，我们说粮食并没有公正的分配便找到了第一个证据。在我访问过的绝大多数市镇上，粮食的官价是五百四十法郎一公担。然而在地下买卖的黑粮，一公担的价格在七千法郎至一万六千法郎之间。这种黑市上的小麦乃是由不法殖民者或当地的封建地主所提供。
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法，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便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麻烦，这我将在随后几篇文章中论述。但在这里使我感兴趣的，是这种不公正在经济问题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它可以加重当地人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曾在上份早报上读到，有百分之八十的阿拉伯人希望自己能成为法国公民。我可以概述一下阿尔及利亚目前的政治形势，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可以说，他们从前确实是想成为法国公民，但现在却没有这个愿望了。当一个人很久以来便抱有一种期望，但当这种期望一旦破灭了时，他就会另找出路，而且也便没有了那种愿望。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现状，对此我们要负首要的责任。
北非出现的经济匮乏是那么严重又那么急迫，然而仅此一桩，也并不能解释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如果我们要谈论它，首先要提到的，是那里的饥馑，那是先于一切而占首位的事情。而事实上，政治上的麻烦则先于饥馑。当我们做完我们必须做的向阿尔及利亚人民提供粮食这件工作之后，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在那里的政策问题。
总督府应予撤销，成立一个真正的政府机构，其中各部的部长应由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平均分配。
附言：本文写完时，适值一个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攻击《宣言之友》的主编费拉特·阿巴斯的文章，指控他直接组织了阿尔及利亚的暴乱。一眼便可看出，这篇文章是在巴黎写的，由一些临时材料拼凑而成。以一种如此轻率的态度诬栽出一个如此严重的罪名，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支持或反对费拉特·阿巴斯和他的政党，有许多东西要说，我们也的确要讲的，但法国的记者们应该明白，一个如此严重的问题，只想通过轻率的号召以实施一种盲目的镇压是解决不了的。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经济范畴的危机。
如果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决定，不执行卡特鲁将军向“宣言之友”所认可的那些原则，那么它很可能会发现，“宣言之友”的所有政治主张都会从那件事实中吸取自己的力量，即他们把同化政策看做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法国行政当局那时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只要消除“宣言之友”的各种论点，也就足以让这个事实变成可以接受的了。这表明当局宁愿以监狱和压迫来对此做出回答，那真是一个十足的愚蠢做法。
在政治上，我还想提醒的是，阿拉伯人民是一个客观存在，通过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他们并不是一群不相关的贫困者，也不是对西方来说用不着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有着伟大传统的民族。他们的道德品质，只要你稍加接触，便会发现那都是一流的。
我们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能明白，在这个国家，那里的蓝天和大地是有意让数百万人民忍饥挨饿吗？在每条大路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衫褴褛的人。所经之地，我们随时都能看到，那里的田地被挖了个乱七八糟，原来是成部落的居民都到这里来挖地，以便能找到一块埋在田里的植物的根茎。这种根茎虽然苦涩，但当地人称做“塔鲁达”，可以拿回去磨成粉煮粥。
今天，在使北非动荡不安的事件面前，应该避免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把当前的某种形势看成是悲剧性的，其实这种形势只不过须严肃对待而已。另一种态度则是，看不见当前的严重困难，也看不见现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这些困难中挣扎。
很可能是他们把“宣言之友”拖进了当前的这场动乱之中。但我从直接消息来源那里了解到，费拉特·阿巴斯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有经验的人物，不可能为这样的极端做法所左右，再说他也并非不知晓，那些人的做法将会加强阿尔及利亚的反动政治势力。这位曾经写过“任何一个非洲人都不会为希特勒卖命”的人，在这方面已足以使我们放心了。
自从我们进入阿尔及利亚以来，就很难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表现得非常协调。我也不想向读者叙述，从对阿拉伯王国的基本概念到同化的基本概念其间有多大的变化。最后，同化的概念，还是在理论上胜利了。五十年来，法国对此所确立的众所周知的目标就是，向所有阿拉伯人逐步敞开取得法国公民资格的大门，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仅只停留在理论上。同化政策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本土上，主要是在那些大殖民者中间，也遭到敌视，而且这种敌对态度就从来未终止过。
这个宣言讲了些什么呢？实际上，这篇宣言仅孤立地批判了法国在北非的政策，并且仅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是，表明了法国的同化政策必然失败，以及承认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必要性，这个国家应同法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应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宣言称：“这种同化政策，今天在所有人眼中，已经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黑体字是我改的）和一个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危险游戏。”基于这个原则，宣言要求，阿尔及利亚应有自己的宪法，以保证阿尔及利亚人能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并且在议会中应有自己的代表。1943年5月26日，该宣言又添加了补充内容，还有最近于1945年4月和5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补充内容和两篇文章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些观点，宣称要结束敌对情绪，承认阿尔及利亚政权，并起草自己的宪法，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成员由阿尔及利亚全体人民普选产生。
这次的政治危机已然持续了好多年，并没有奇迹般的突然消失。相反地，它更加恶化了。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消息，都使人想到，这种政治危机今天是建立在愤恨和不信任的基础上的，而且没有得到任何缓解。盖尔马和赛蒂夫的屠杀，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籍法国人中引起了深深的不满和愤慨。随之而来的镇压活动，也已加剧了阿拉伯民众的恐惧情绪和仇恨心理。在这种气候下，一个坚决的，同时又是民主的政治行动，就会减少它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也并不是使我们对此悲观的理由。国民经济部长已经着手实施一个粮食分配措施，如果能把这个措施继续下去，那么便足可以改变经济形势的糟糕局面。但政府当局必须坚持和扩大实行1944年3月7日的法令，这样便可以向阿拉伯民众证明，任何不满情绪都不能阻挡法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输出法国人民普遍享受到的那种民主制度。但向阿尔及利亚输出的绝不是空洞的演说，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有意把北非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应该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我们的决心，让世界人民通过法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和它的最公正的人民来认识法兰西。我们应该表明这种决心，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也不管新闻媒体的宣传攻势如何强大，我们都应该矢志不移。我们应该坚信，在北非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不能拯救正义，那么法兰西的一切也都无法得到拯救。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多了，它并非使所有人都那么开心。对于偏见和轻率行事，并不是轻易便能战胜它们的。但我们却永远相信，这样做是理智的和稳重的。今日之世界，各方面都充斥着仇恨，到处都有暴力和武力，到处都有屠杀和喧嚣，它们把空气搞得污浊不堪，使我们如置身于可怕的毒雾之中。我们所能做的，无论是为谋求法兰西的真理还是人类的真理，我们都应该使之为反对仇恨而努力。无论花何种代价，我们都应该极力安抚这些在长期灾难中挣扎的人民那颗破碎的心灵，并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自己，至少应该努力做到不要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辛酸的生活中再加上任何负担。这是正义的无边伟力，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重新获得阿尔及利亚和它的人民。
总之，这一切都足以告诉我们，对于阿尔及利亚不应该有任何偏见，要防止套用现成的模式。以这个观点来看，法国人应该再次征服阿尔及利亚。为了马上讲出我在那边得到的印象，这个征服要比第一次更加不容易。在北非同在法国一样，如果我们希望未来仍然于我们有积极意义，我们就应该创造新的模式，要更新我们的方法。
我无意用两三篇文章绘出一幅北非的政治形势图，那样没有人会对我这种做法感到满意，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然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形势，确是被偏见和无知给歪曲了，而且早已经被大大地歪曲了，如果我们用经过核实的资料加以客观的描绘，就会证明这一点。我想做的，也正是这种客观的描绘。
一般地说，人民希望从他们自己获得的政治权利方面来开始并完成他们的社会成果。如果阿拉伯人民愿意投票表决，那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能通过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来消除在工资及抚恤金方面的不公正现象。但人民似乎是对民主已失去了信仰，因为别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民主是一个十分难看，并且滑稽可笑的东西。他们希望从另一个方面来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从来未改变过，并且能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
各位读者可能会想，我提出的这些改革要求目的何在？不管舆论如何，必须相信，这些要求是现实存在，而且它们已深刻地印在阿拉伯人的政治向往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相信我的调查的话，阿拉伯的舆论，绝大多数对同化政策表示冷漠或敌视的原因。然而，为改善这种形势，在决定应该如何行动之前，必须确定一下阿尔及利亚当前的政治气候如何。
另外，即使这些粮食交给了收购机构，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分配。本地司法行政机关非常恶劣，仍然我行我素，因为那些本地籍的行政长官，通常都在法国行政机关里担任类似总管的职务。因此大都由他们担任粮食分发的管理工作，而他们管理这一工作，其分发办法带着极强的个人随意性。由法国行政当局直接主持分配的，尽管不多但却是公平合理的，而由本地人分配，则始终都不公平，最常见的情况是徇私和偏袒。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这种意见。所有的法国人在学校里都学过，阿尔及利亚归内务部联系的共有三个省，在行政管理上讲，这是不错的。然而实际上，这三个省面积非常之大，有四十个法国中等省份那么大。其人口有十二个法国中等省份那么多。其结果便是，宗主国的行政当局认为自己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它已向阿尔及利亚运去两千吨粮食。然而对于这个国家的八百万人民来说，这些粮食恰好够他们一天的消费，第二天就必须重新挨饿。
这种有教养的、具有独立见解的思想，随着他的人民的思想演变而演变。他把人民的共同要求写进了一个宣言，在1943年2月10日公开发表，并为卡特鲁将军所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
尽管这个方案对阿拉伯人有好处，但阿拉伯的舆论由于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这一次普遍持不信任和保留态度。这便是历史的教训。法国的声誉有挫折，也有损失。1947年那次登陆，给阿拉伯人以同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并使他们对此产生了兴趣。后来又有了泛阿拉伯联盟，对此我们不应忽略。那对北非人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诱惑。最后，又有了那么多的悲惨事件，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怨恨。这一切的结果，便是产生了1936年那个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它当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个方案本可以理顺许多事情，倘能成功，就不致使我们今天再受到不信任了。到头来，我们依旧是迟了一步。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绝大部分北非的当地人对同化政策的成功表示不抱希望，但尚未被纯粹的民族主义争取过去，于是便纷纷转向，向一个新的政党“宣言之友”党靠拢。我认为，让法国人了解这个政党还是有必要的，这有利于法国人考虑对这个党是反对还是赞成。
在这些匆匆写成的文章中，情况极不真实，大家从中得不到任何有教益的东西。至于阿尔及利亚的屠杀，如果没有职业煽动家参与，倒也确实无法解释，这倒是真的。而另一件事也确是实实在在的，即如果这些煽动家不利用一种政治危机趁机插手的话，也便察觉不到他们的活动，而对这种政治危机如果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那不但是白费心机而且也是危险的。
面对这一切，与其谴责他们，倒不如深刻地理解一下其原因，倒不如为他们伸张民主的原则，正像我们为自己伸张民主的原则一样。我的打算，在后面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那就是通过一系列简单明了的客观报道，支持他们这种愿望。
于是，就只剩下了空头理论，其中有些论据在表面看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却直到目前仍然使阿尔及利亚处于现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丝毫没有进展。对这些论点我也不想加以讨论，但在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将来有一天必须加以认真地选择。但是法国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它仍将阿尔及利亚看做是它的一块被征服的土地（这片土地的人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并且强加给他们一些额外的负担），那么那里的人民就应该同我们一样，处于绝对独立的条件中。或者如果它在其民主的原则上再赋予一种相当普遍的意义，以使那里的人民得以生息发展，那么它就应对此负起责任。
对于目前正处于饥馑中的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这一大希望的落空，自然就激起了群众的极端不满。今天，法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提出的1944年3月7日法令，和布伦-维奥莱特当年提出的选举方案大致相同。
饥馑，在阿尔及利亚一直是一个可怕的灾难，而且每年的收成像当地的雨水一样，变幻莫测。在正常年景，法国行政当局预先准备的储备粮用于干旱季节的补贴，然而这些储备粮自从被宗主国支配以来，便为德国人所利用，因此这里就空了。于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便只好每年打饥荒。这是一种灾难，有一件事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概念，在阿尔及利亚所有高原地区，自一月份以来便一直未下雨，而在这广阔无际的高原上种满了小麦，那麦穗比野外的丽春花蕾都小。土地干裂得像一片熔岩，其干燥程度直到春天播种时，得用两套牲口拉犁。耕犁划下去，土地裂成碎块，扬起灰尘，竟无法下种。遇到这种年景，人们估计，收成要比头一年更差，又是一个灾难的年头。
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公正的理解，既成熟又具有本能性，他们可能对这种分配原则能够接受，但他们却不接受对口粮给予克扣的做法（他们见到我时，总是强调这一点），而且克扣的只是阿拉伯人的口粮。在目前形势下，不惜把自己的鲜血奉献出来的人民，有理由认为，别人也不应对他们吝惜自己的面包。
持第一种态度者，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希望政府采取高压政策，这样不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也极不策略。持第二种态度者，则是继续加深宗主国及其非洲领地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使宗主国及其领地相脱节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两种情况，都会执行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那将违背法国利益和阿拉伯利益。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可以使差不多八万名穆斯林获得选举权。它同时还同意取消关于阿拉伯人的特殊法。为取消这一特殊法，北非的民主人士曾斗争了许多年。的确，阿拉伯人同法国人并非执行的同一个刑法典，也不在同一法庭上审判。该特殊法在对阿拉伯人的刑事判决方面，较之法国人更加严厉，也更加迅速。1944年3月7日的法令取消了这一过分的法律，是一件大好事。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绝大多数穆斯林舆论所集中起来的思想，以及代表这些思想的人物来叙述的。费拉特·阿巴斯所团结的人物和党派非常广泛，比如乌雷马斯派，属于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他们鼓吹对伊斯兰教进行唯理论的改革。而且他们到目前为止，仍支持同化政策。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他们属1936年解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但仍在非法地为阿尔及利亚的分离主义进行宣传活动，他们也加入了“宣言之友”，他们把“宣言之友”当做他们活动的跳板。
实际上，我并非不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为了稳定形势，及时地向阿拉伯居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及取消黑市等，需要进口一千二百万公担的粮食。运这些粮食就需五千吨位的船只二百四十艘。在刚刚结束战争的今天，任何人都明白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然而，在今天这种紧急情况下，也必须看到，我们绝无退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求援，提供这些船只。当有数百万人在饥饿中呻吟时，这件事当然应是所有人的事。
阿尔及利亚已经向它细心的访问者显示出并非含糊不清的信号。市内所有最大的餐厅都用啤酒瓶的底部当酒杯，而且杯口都已破损。大旅馆里向你提供的衣架，都用铁丝做成。商店由于被炸毁，所有的橱窗均用厚木板搭成。在一般人的家里，大都把寝室的灯拉出来作为吃晚饭时的照明，这种情况绝非鲜见。很显然，那里十分缺乏工业制品，因为阿尔及利亚没有工业。尤其缺乏的是进口产品，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它的影响。必须大声疾呼的是，阿尔及利亚绝大部分居民都处于饥饿状态，这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出现的事态的严重性，对此必须找出解决办法。阿尔及利亚的居民以整数计，估计可达九百万人。这九百万人中，有八百万是阿拉伯——柏柏尔人，一百万是欧洲人。绝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分散在阿尔及利亚广大农村的各个部落里，并由法国殖民当局把他们集中起来建成混合市镇。阿拉伯人的基本食物是谷粒（小麦和大麦的麦粒），然后再加工成粗面粉，或者制成面饼。如果没有这些谷类，几百万阿拉伯人就会挨饿。
但在具体地介入北非出现的危机之前，必须扫除某种在这方面的偏见，我认为这还是必要的。首先，要提醒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客观存在，通过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阿尔及利亚存在于法国本土之外，因此它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带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和特殊的范围。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按一般宗主国解决问题的模式去做。
我们会说，该怎么办呢？无疑，问题是困难的。然而，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一方苦难的人民，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群饥饿的民众不致被某些犯罪的狂人激怒，从而再发生像在赛提夫地区那样的互相残杀，那么我们就必须争分夺秒，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起来。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讲到必须消除的不公正做法，以及在经济领域要执行的一些紧急措施。
仅干旱尚不足以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灾难，此外还有耕种面积减少的原因。其原因，一是种子不够，二是饲料没定价格，因此有些不识大体的土地所有者认为种饲料要比种粮食好，此外还须考虑到当时的一些具体技术上的困难。如对生产资料的重利盘剥（如一条麻袋，原先售价二十法郎，现可卖到五百法郎），燃料的定量分配，在外部雇用劳动力，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算进去考虑，我们便会明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阿尔及利亚，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没有办法来养活自己的人民的。
正值一个动乱的时刻，法国的舆论对阿尔及利亚事态改变了口径。它背离了阿尔及利亚，并利用这种众说纷纭的机会，在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意在说明，阿尔及利亚的事态也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政治危机也并不是普遍存在，仅只是由几个职业煽动家哄起来的而已。这些文章之所以引人瞩目，并非是因为它们的资料翔实、说理客观。比如其中一家报纸就说，最近被逮捕的那位“宣言之友”的主席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家长，而这个党的领导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一直由麦沙里·哈基担任。最近他也已被捕。另一家报纸则把乌雷马斯派说成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一个政治组织。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群众团体。另外，他们直到1938年仍然支持同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