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尔及利亚同其宗主国之间的鸿沟，我曾经说过，宗主国应该帮助其把沟填平，并放弃其简单化的煽动群众的工作。而阿籍法兰西人，也应该做这件工作，并抚平自己的痛苦，消除自己的偏见。
这可能就是历史的法则。当被压迫者以正义的名义拿起武器时，他们已经向着非正义迈出了一步。但不管他们向前迈出多远，如果这是历史的法则的话，也同样是思想的法则，即他们不断地为被压迫者呼吁正义，但却因超过了某种界限，站在非正义方面而不赞成正义的行动。对平民的屠杀，除了进一步推进了压迫的力量外，却恰恰超越了这些界限，当务之急，乃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建议，它关系着未来的前景，稍后我将要提出。
我们对那些抓住各种机构死死纠缠者，如基雅特，和提出各种要求并且贪得无厌的人，本想不予指责，但时间是不容情的。我们议事日程的进展与否，对阿尔及利亚来说就是鲜血。议会的三次投票，将以又一批死者为代价。被割断喉咙者的孤独的喊叫，对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的回答，对那些只知道翻字典的人的回答，就只有拿起武器。
请他们首先要认真地区分一下，哪些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事业，因为他们希望放弃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如此，在其他方面亦是如此；再请他们认真地区分一下哪些人要求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补救工作，因为他们希望法兰西强大起来，并且也要处事公道。对这两种人要善加区分。我已经说过了，前一种人的友谊，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可靠的。而后一种人，他们从前和现在都是成熟的。只不过必须防止他们因受遍地血污的影响，或因盲目的不妥协做法，而使他们的艰苦努力化为泡影。
至少在这一点上，法兰西-阿拉伯共同负有全部责任，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为大家所公认的这种责任，表现在许多无谓的牺牲了的兄弟身上，也表现在负有同样任务的活着的人们身上。但无论是死者还是活着的人，都无法逃避责任。
但如果他们愿意保护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并使之能够实现，即在一个和平安定的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共同体，该共同体可以使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在向着未来的大路上迈进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走到我们中间来，他们也便可以具有一种真正的力量来讲话和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他们还应该明白，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这里高声呼吁，不是法兰西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中，而今天决定他们和法兰西命运的乃是法属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的前景尚未完全得到协调。但我们已看到了，各方都在认真地审视对方的道理，协议将可能实现。签订一项协议是势在必行的事。因此我们现在应做些准备，以便论证一下各种必要的条件和各种局限。但在这个周年纪念日里，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如果在此之前，双方仍然怀着加倍的仇恨而互相杀戮，那么我们这种努力就将毫无用处。
如果这种不断的恐怖气氛能够结束，那岂不是应天意顺人心的事！如果今后这些阿尔及利亚悲剧的受害者仍然互相残杀，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同一个不幸家庭中的成员，他们的兄弟姐妹们在深夜里摸着黑，并且互不相识，便在盲目的混战中死去。
有人对我说，阿拉伯运动中有一部分人提出了一种独立的形式，这种独立形式意味着，或迟或早总将要把阿籍法兰西人排斥出去。然而法兰西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之多，以及他们在那个地方扎根之久，已足以成为那里的一部分人民了。他们不能支配别人，但倘若不经他们认可，别人却也不能支配他们。
宗主国同阿尔及利亚籍法兰西人之间的裂痕，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深过。为了首先讲一讲宗主国方面的问题，关于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殖民政策方面的问题，就像一桩公正的诉讼案一样，都已成为过去，而且这桩公案其全部过程已然完全呈现在生活在那边的法兰西人的面前。对此可以互相谅解，不应再谈了。不过，当您读一读某些报道文章便会知道，好像果真住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万法国移民一个个都是手持马鞭，口衔雪茄，骑着高头大马的绅士一般。
互相攻击或者互相抱怨，丝毫改变不了紧紧束缚我们大家的这种现实。不管他们本身是否愿意，阿籍法兰西人正面临一种选择，即他们必须在重新征服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间作出选择。前一种政策意味着战争和普遍的镇压政策，而后一种政策，按某些阿籍法兰西人的说法，是一种放弃政策。这种意见，并非仅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而且还是一种错误，它可以变成一个致命的政策。
这两种个性，被客观事物的力量互相连接在一起，它们可以互相结合，也可以互相破坏。在阿尔及利亚，其选择并非存在于放弃或重新征服之间，而是存在于要么互相联姻，要么两种排外思想共同死亡之间。
上面这些情况便是全面战争的理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建设性的和解。相反地，我却认为昨天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声明是富有成果的。这个声明认为，在阿尔及利亚不可能有单方面的谈判。不错，“单方面的谈判”这句话，其含义是矛盾的。因为只要有谈判，就必须双方都要参加，都要考虑对方的权利，而为了缓和局势，又必须作出某些让步。
至少，我们应赶快行动。每过一天，阿尔及利亚就向毁灭前进一步，就会使它的人民群众在苦难中多挣扎几年；每死一个人，就会使这两个民族多一分隔阂。明天，它们将不会再在鸿沟两侧互相对峙，但却凌驾于共同的鸿沟之上互相对峙。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将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不管这个政府如何，它将有处于走投无路境况的危险。
“必须选择自己的阵地，”满怀仇恨者这样大声疾呼。噢，我已经选好了！我选择的是我的家乡，我选择的是正义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地结合！我希望阿拉伯的社会活动家，为了维护他们事业的正义性，也要选择谴责屠杀平民百姓的做法，对法兰西人亦是如此，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拯救自己的未来，他们应该公开谴责实施屠杀的镇压手段。
就裁判而论，我们所主张的公开裁判应该是先决条件，这样做虽然还不够，但却是必要的。一开始就排斥这种做法，就会导致公开地承认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不重视这个事实，这是其一；其次便是公开承认，除了针对一种无结果和无限制的破坏之外便不管其他。因此我明白何以敌对的一方竟会拒绝另一方的一个纯粹的而且是明白无误的人道主义的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在表达上是明确的，其后果是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地，任何一方都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不放弃自己任何合法的理由。然而，任何人也都可以这样做，却不讲出自己真正的企图，这也是事实，对此也应予以考虑。
下面谈一谈不妥协的问题。在北非运动中有远见的活动家，即那些懂得阿拉伯的未来，关键在于尽快地使穆斯林民众具有现代化的生活条件的人，他们似乎有时候被一种盲目的运动搞得不知所措，这种盲目的运动，不考虑日益增长的广大群众的巨大物质需求，而梦想实行泛伊斯兰教主义，这种泛伊斯兰教主义，在开罗的设想远比历史的现实要好，这种梦想本身是值得尊重的，然而它却背离了近期的前景，因此便很危险。不管人们对技术文明做何种想法，也不管它本身有多少缺陷，它却是唯一能够使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过得去的一种社会进步。这并非是通过东方来使西方在物质上翻身，而是通过西方本身，在东方文明中找到食粮。突尼斯的劳动者在这方面没有搞错，他们是在布尔吉巴的身后同工人总联合会站在一起，而不是在沙拉赫·本·约瑟夫的身后。
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兰西人，我曾经说过，不管怎样，他们都不能支持那一派人，那一派在阿拉伯民族运动中，行动上是过激主义分子，理论上是倒退派。法兰西人对有资格讲自由和正义的埃及或者对西班牙的宣传民主不予评论，他们应以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士的身份讲话，而不应以埃及人的身份讲话。他们在斯大林的坦克面前，不能当纳赛尔的辩护士，也不能为佛朗哥辩解。总之，他们不应该做他们自己信仰和自己国家的掘墓人。
事实上，是谁三十年来把所有改革方案都一直束之高阁？除了由全体法国公民选出来的那个议会之外，还能是其他人吗？是谁对阿拉伯人的痛苦充耳不闻？是谁对于1945年的镇压表现得无动于衷？除了大多数的法国新闻媒体之外，还能是谁？最后，是谁，以卑鄙无耻的心安理得的心情，在等待着阿尔及利亚出现流血事件？除了法兰西之外，还能是谁？
如果不幸，这种联合是轻率的和盲目的，并在某种意义上给阿尔及利亚带来死亡，那么事实就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做法和我们的意见进行全面的审视，以期改弦更张。
我知道，暴力总是先行的。长期以来，殖民主义者的暴力就是对反抗他们的人冠以这种头衔。但这种辩解只能施之于武装反抗。但是如果对大量的反抗不了解或者闭口不谈，那么又怎样来谴责这种暴力的镇压呢？反之，如果接受大批的阿拉伯人未经审判便被枪杀的这个事实，那么又怎么会对大量的法兰西犯人的被杀害表示愤慨呢？每一方都以另一方的罪行为口实，从而做得比另一方更甚。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行事，那么除了无休止地制造毁灭之外，就别无他法。
在拒绝承认阿拉伯个性的同时，法属阿尔及利亚将朝着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反的道路走去。因为拒绝改革，只能有利于反阿拉伯人民的事业。与其无休止地攻击宗主国，并攻击它的缺点，我看还是以帮助它制定一项符合阿尔及利亚实情的解决方案为好。阿尔及利亚的实际情况，一是人民生活困苦和阿拉伯人的外流，二是阿籍法兰西人的安全权利得不到保障。如果后者愿意等待由四位懒洋洋打着哈欠的政治家，在两次选举巡视之间产生方案的话，那他们就可以选择精神上脱离的办法。
我们应真心实意地承认，错误是集体犯下的，但我们也无须抱有补偿心理，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一旦补偿的费用被加在别人身上，便会立即引起反感。再说，作为一种政策，谈不上补偿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在政策上补救，并且要公道行事。依我之见，应该对阿拉伯人民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大张旗鼓的补救措施。但这种措施应该由整个法兰西来实施，而不应该用阿籍法兰西人的鲜血来换取。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大声宣布这样去做。但我也知道，做这些事不能离开集体行动，并且要摒弃偏见，这样才能建设出一个崭新的阿尔及利亚。
心理学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但倘若没有心理学，可以肯定，会把政治问题复杂化。在阿尔及利亚，鲜血就足以把人群分化开来，我们还不算那些愚蠢做法和轻举妄动。阿籍法兰西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嗜血成性的野蛮人，同样，也并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杀人狂。宗主国里所住的也不只是那些赋闲在家的退休官员和一些怀旧的将军。同样，阿尔及利亚也并非法兰西，像一些傲慢无知者所顽固坚持的那样。但那里确也居住着一百多万法兰西人，这一点也确实被一些人忽略了。所有这些把问题简单化的看法，只能加重问题的恶化。更加上，两种看法都为自己辩护，只有等到事态严重时才彼此交换意见，但为时已晚了。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双方都力图证明，在阿尔及利亚，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注定是要活便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这实在是荒唐之极。
那么阿籍法兰西人就应该采取必要的主动措施。我知道，他们对巴黎存有惧意，这也并非他们总是错的。但在这一段时间，他们该做些什么？该提些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的话，那么别人就要替他们做了，随后，他们还要抱怨什么呢？有人对我说，他们中的某些人，突然灵机一动，选择了支持布热德的做法。我还不愿意相信这将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自杀手段。阿尔及利亚需要的是创造精神，而不需要陈旧的口号。它正在因受到仇恨和不公正的毒害而渐渐死去。要想自救，就只能把仇恨予以中和，而要消除仇恨，就只能依靠强大的创造精神。
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便在阿尔及利亚重建一个政治机构，这也正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法国政府为了形成自己明确的意见，可以认同通过正常渠道选出来的代表进行会谈的必要性，对其代表，应明确地规定出自己能够接受或不能接受的界限。其中有一个界限，今天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这样归纳：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士，则赞成；是埃及人士，则否定。另外，不可能指望大多数法国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刻，会同意向这样一个奇怪的伙伴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纠集了马德里、布达佩斯和开罗来反对我们。在这一点上，否定应该是绝对的。但这个否定也同样应该是坚强的和有力的，它应该是有助于给阿拉伯人民以正义，并有利于同他们自由地达成一个协议。
这样一种举措，无疑将对我们寻求解决方案大有帮助，这样说并不过分。如果不这样，解决问题将成为不可能。破坏性的战争同一般的武装割据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除了进一步造成破坏之外，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后者可以通过裁判获得和解。
宗主国的各层政府仰仗新闻机构令人快慰的麻木不仁和公众舆论，在立法者们阿谀奉承的支持下，是当前灾难的第一和真正的责任人。他们尤其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些依靠可怜的工资勉强活下来的几十万名阿籍法兰西劳动者（他们在三十年内增加了三倍），为了拯救宗主国而拿起武器前来作战。如今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被拯救者对他们的藐视。他们尤其应该受到谴责的还有，那些犹太居民，几年来一直置身于法兰西反犹太主义和阿拉伯人的猜疑之间，由于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漠不关心，今天，他们不得不要求离开法国到另一个国家去安身。
当然，人在处于极端绝望时，可以选择死亡这条道路。但为了避雨便向水里跳，那是不可原谅的，而为了求生而去死，更是不可原谅。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召开一个圆桌会议的理由。在事态恶化之前，各方的代表，从殖民当局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讨，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案。的确，人类离群索居或者党同伐异地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是不好的；而长时间的互相仇视或卑躬屈膝地生活，甚至生活在幻想中，也是不好的。今日之世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也是抽象化了的战斗，所以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昭然若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缓和。听其言，并且观其行，可以使战斗成为原则的战斗，但也可以使其毫无意义。因此，圆桌会议召开之日，也便是彼此互相负责之时。
在他们那一边，一些殖民主义的狂热分子，走上街头，一边打碎橱窗一边高呼“镇压”，在取得胜利后，便把原先那种模糊的改革措施丢在脑后。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取消那里的阿拉伯人民，起码在思想上是如此。然而，这也是不管什么人和用什么权利手段都不可能办到的。
对于一个像法兰西这样的国家，这首先是最高的放弃形式，它的名字就叫做不公正。在阿尔及利亚，这种放弃已经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反抗，如果它不解释自己这种极端做法，就应该解释它产生的原因。
关于透明度问题，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所以，我将写几篇简明扼要的文章，这我已经说过了，并把这些文章交给与会的每位代表，并告知他们，他们的谈判对手在哪些方面的观点是和他们对立的。然而，客观并不是中立，努力做到互相理解，其意义只能是有利于做出决定。因此，这个工作我要坚持到底。我们要明确地表示，必须消除绝望情绪，因为在今天，在阿尔及利亚，绝望就意味着战争。
所以，应该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对阿籍法兰西人说：“在保卫你们的房屋及家庭的同时，你们还应该拿出力量来承认你们的对手所做的事情中正确的方面，同时，也要谴责他们在镇压中不对的做法。你们应该成为拯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第一批出谋划策者，应该在这同一块土地上，在各自的后代子孙中，建立起一种忠诚可靠的合作关系！”对于阿拉伯的活动分子，要说的也是这些话。在为保卫自己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他们最终也必须放弃对无辜者的谋杀，并应该为实现美好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方案！
对平民百姓的屠杀，首先应该受到谴责，受到阿拉伯民众运动的谴责，其方式应该同我们自由的法兰西人一样，我们谴责那些实行镇压的人。倘不如此，那么指导我们行动的无辜和犯罪的相对定义就会消失，就会消失在普遍犯罪的混乱之中，那么它的逻辑必然是全面的战争。自8月20日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已经没有了无辜者，当然，在此之前死去的除外。除去那些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犯罪者，其区别仅在于一些人是老罪犯，一些人是新罪犯而已。
这些鉴别一般地说是很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阿籍法兰西人并非移殖民，而是工薪阶层或商人。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尽管高于当地阿拉伯人，但与宗主国的工薪比还是低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阿尔及利亚各行业的最低工资保证额，其比率，比宗主国最差的地区还要低。此外，以工资报酬算，一位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五口人，其工资为七千二百法郎，在法国则为一万九千法郎。这就是所谓的发殖民地之财者。
阿拉伯的知名人士终将会被法兰西的知名人士所承认，但为此，法兰西必须存在下去。因此，我们，今天正在呼吁对阿拉伯知名人士的承认，我们便同时成为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知名人士的捍卫者。这些知名人士是一个民族的知名人士，这个民族也是世界各伟大民族中唯一有勇气承认对手的道理的民族，而这个对手又是正在同我们进行殊死搏斗的对手。可这样一个国家，却在令人愤慨地为种族主义招魂，其原因，乃出于一小撮人的愚蠢行为。然而，尽管它有着许多错误并且表现得很不光彩，但这个国家今天仍然可以向阿拉伯人民提供一个走向美好前景的最好机会。
难道最近的那些教训就没有半点儿可以吸取的吗？我们预定在8月20日以前要解决问题的日期已经超过了。必须进行的，而且可能进行的选举，在没有实现停火的前提下是没有指望的。两国人民的鸿沟在加深，极端分子的冲突正在使破坏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制定一项坚定的政策，而且由政府出面予以明确的界定，并且立即付诸实施，才能避免最严重的局面出现。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事！反对者以同样的心情向政府施加压力，并且鼓励这个政府中的官员从办事程序上给政府制造困难。就这样，一些慢腾腾的软弱无力的措施，不断在瘫痪者和癫痫者之间进行这种白痴般的对话。
如果不能全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至少也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办法，为达此目的，我还应该向阿拉伯的活动分子们进一言。对他们，我仍然坚持要求他们不要把任何问题简单化，不要把阿尔及利亚的未来道路堵死。
再说，这种悲剧也绝不会使大家流出同情的眼泪。甚至还会有些人站得远远的为此而幸灾乐祸。这些人并且还善于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从旁边火上加油，而且总是那几句话：“干吧！再用点儿劲！你们看，那个人多么残酷，去把他的双眼挖出来！”好家伙，如果在阿尔及利亚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在这场向死亡和仇杀奔跑的路上落了后的话，听了他们的话，准会拼命地向前赶。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多久，阿尔及利亚剩下的人就只有谋杀犯和被谋杀者。过不了多久，那里的被杀害者就只能是无辜者。
然而，希望却使我们具有信心，它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在自己的道路上构建出明天具有历史意义的宏图。阿籍法兰西人，也是宗主国的法兰西人，以及阿拉伯人民，对这种希望负有困难的，但却使人感到振奋的使命。
但机会还是存在的。这种机会存在于自由的比较之中，即存在于目前各种力量有决定意义的会晤之中。在这种会晤中，只有坦白地陈述己见才能推翻某些障碍，即某些横卧于阿籍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和宗主国之间的障碍。如果字典和会议日程阻碍这种以个人交往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至少要尽可能地准备应付办法。就我个人说，我愿意在将来的某一天出一份力量，不管对各方面阐述一种公正的立场有多么困难，我都愿意去做。但是，不管怎么说，语汇的缺乏和言辞的失误，是无关大局的，只要能够做到，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把被放逐的阿尔及利亚拉到我们中间来，并连同它身上的创伤一起列为议事日程，以使我们在这方面无愧于心，也就行了。
对所有的人，我要高声疾呼：休战！休战，直到问题解决之日！停止对平民百姓的屠杀，双方都应如此！只要控诉人不拿出证据来，所有的控诉都不起作用。法兰西和阿拉伯的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对这一最后的呼吁置之不理，因为这个呼吁，其目的在于使阿尔及利亚走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和平，而且不久将会走向富足并具有创造精神！除了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没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越过这个解决办法，就只有死亡和毁灭。各种活动到处都有，这我知道，一些勇敢的人，不管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他们都已重新集合起来，你们应该到他们当中去，并且要全力帮助他们！他们是阿尔及利亚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各种邮件、新闻报道甚至电话，没有一天不给我们带来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可怕消息。到处都回响着呼吁声和抱怨声。在同一天上午，我就收到了一位阿拉伯教员写的一封信和一位朋友写来的一份呼吁书。信中说在他的村庄里有几位同事，未经判决就被枪杀。呼吁书里写道，那里的一些法兰西工人，竟在自己劳动的现场被杀害或被打成残废。在这个遍地积雪、遍地泥泞的巴黎，你必须生活在这种使人心悸的氛围中，而且这种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重！
一旦这种休战得以实现，其他工作就必须跟上。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各界人士联合会不但必要，而且也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明而有力的司法机关，需要团结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士，还需要满怀信心地向着理想的未来迈进。这一切，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心，即所有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的决心。那时，休战派应该变成整个阿尔及利亚的派别。
这件事要想获得成功，尚有待于法兰西在阿尔及利亚的舆论有一个严肃的转变。仅凭恐怖主义和镇压这种鲜血淋漓的婚礼，是帮不了忙的。或者节外生枝地使仇恨不断升级和加紧煽动群众，也无济于事。相反地，应该是把尚能够与之对话的各方人士集合起来共同商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认为，法兰西和阿拉伯可以在一个自由的联合体中并存，还认为，这种共存可以毫无例外地给阿尔及利亚所有的共同体以公平，并且还肯定地认为，只有这种共存，在今天才可以把阿尔及利亚的民众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在明天使他们跳出苦难的深渊。其实，这些法国人应该做的，是履行他们的责任，并为使重新对话成为可能而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他们首要的义务，应该是竭尽全力要求使全民休战得以实现。
然而，就是这些小人物，却是目前形势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的名字不见于我们报纸上那些想购买外省土地或巴黎房屋的启示名单中。他们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将来也要终老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唯一希望的是，不要恐怖或威胁，不要在自己工作的矿井下被杀害。难道真的需要躲在穷乡僻壤的乡村里的这些辛勤的法国人，为殖民主义的法兰西所犯的巨大错误去抵罪、去受杀掠吗？凡是作如是想法的人，首先应该直言不讳；其次，如果说阿籍法兰西人在这方面负有责任的话，那么，法兰西的法国人也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这样做是非常容易的事。
如果阿籍法兰西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偏见的话，那不正是他们的宗主国所造成的吗？法兰西人的生活水平，曾经是相当低的，然而，倘若没有数百万阿拉伯人的苦难，岂不是更低吗？整个的法兰西就在那些人的饥饿中养肥了。这就是事实。而唯一无辜的人，是那些青年人，正是他们被派往战场上流血作战。
然而谁又能替被重新征召的后备兵的悲剧想一想？谁又能为在阿尔及利亚的阿籍法兰西人的孤立无援想一想？谁又能为阿拉伯人民的焦虑不安想一想？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兰西，它甚至也不是阿尔及利亚，它是一片被遗弃在遥远的地方一块无人知晓的土地。对那里的当地人无人理解，它的士兵使人感到不舒服，它的法国侨民是外来者，它被浸泡在一个装满鲜血的酒瓶里。它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缺席者。想想它的过去和它这次的弃权，会让某些人心头痛苦，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是想讲话的。但那条件是保持沉默。
如果阿尔及利亚的这两个民族仍然在一种排外情绪的支配下，互相闹对立，并且准备着互相仇杀，那么任何好话便都不能再使阿尔及利亚重建和平，也正同任何改革都不再能使阿尔及利亚在废墟上站起来一样。凡是这种人，不管他们如何有道理，也不管他们如何疯狂，只要他们意在互相残杀，那就是他们存心要毁灭自己。没有理智的盲动者，要求实施全面的镇压，那他们就是同时宣判了无辜的法兰西人的死刑。同样，那些勇敢地并且卑鄙地密谋将来进行谋杀活动者，其实也是在准备对阿拉伯民众的杀戮。
许多人聚集在波旁宫已经三天。只有一家缺席：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法国众议员被指定对一项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发表意见，为此召开了五次会议，但三项议题一项也没有议成。至于政府部门，首先粗暴地表示，在国民议会不表态之前，它不做任何决定。随后，又不无果断地决定，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必须取得一个议会的信任才能表态。而议会呢，他们对自己使用的词句都要在字典上查出其确切的含意才能讲出来。大家不难看出，法兰西依然如此，但在它的身后，阿尔及利亚正在死去。
然而，这种会议的召开，必须光明正大，必须具有极高的透明度。谈到光明正大，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我原主张，此事不能交由政府单独去做。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如果召开这种会议，又的确在它们的职权操纵之下，这是个事实。所以，这也正是使我们心中感到不安的所在。但至少这种圆桌会议应该是有利于制定一个不能过于讨价还价的新的方案。
为阿籍法兰西人着想，我打算以后再指出，这种想法是太过分了。但却也不能阻止它的存在，而且，那边的法兰西人，在孤立无援的苦涩心情下，团结起来，一般是不会产生分化的。今天，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最需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明豁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可以加快问题解决的步伐，可以使阿尔及利亚在血泊中僵硬之前便找到解决的途径。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必须有必要的鉴别，以便在公正的原则下，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建立起互相负责的精神。
这两种想法将来怎样实现呢？出于明显的原因，这一主动做法由法国来做是可取的，由阿尔及利亚总督，或者法国政府，无须通过谈判或磋商直接承担起来便可以了。或者纯粹出于政治考虑，由双方共同实施一种不太政治化的措施来予以解决也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做法应该由阿尔及利亚三个共同体的宗教领袖监督实施。这样，其宗教领袖也无须通过谈判来订立一个超过其职权范围的协议，只要简单地起草一份没有任何歧义的声明即可。这样，既然消除了对过去的无谓争吵，那么未来就好筹谋了。
埃比纳尔的这种形容法是危险的。这种对那边的法兰西人普遍藐视的看法，或者以轻蔑的沉默对待我们那边的一百万同胞的做法，或者不加区别地以某些人的罪行代替一般，从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对于我们想把局面缓和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起阻碍作用。因为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会引起阿籍法兰西人的反感。的确，在目前形势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作为宗主国的法兰西，正在他们身后向他们开枪，对此，我提请宗主国的读者认清其严重性。
最后，也是我们问题的核心，即拒绝改革，就是实行一种真正的放弃政策。对此，害怕引起愤怒，只能说明在事实面前的退缩。阿籍法兰西人比任何人都清楚，同化政策是失败了。首先是这个政策从未有真正地实施过，其次是阿拉伯人民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不可能同我们法兰西人的个性复合成一个的。
我知道，这些活动家喜欢听令人鼓舞的演说，他们有这种习惯。假如我是一个阿拉伯的战士，并且法国人前来向我表示，要无条件地支持我的话，我肯定会热情地接受这种感情。但作为一个天生的法国人，而且自1940年以来我就坚决作出了这种选择，而且直到大家不再想当一个德国人或一个俄国人时，我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依据我真实的身份讲话。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阿拉伯的活动家们在读过我的文章后，至少要思考一下这个人的论点，他二十年来，甚至在他们的工作在巴黎被发现以前，他就已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在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保卫了他们要求正义的权利。
因此我认为，无论任何人，法兰西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都不能沉迷于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血腥逻辑中去。无论任何人，这一方也好，那一方也好，都不应该拒绝为双方的冲突规定一个界限，以防止就此陷入冲突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此我建议，冲突的双方要公开地许下诺言，不管形势如何发展，都不许损害平民百姓。这一诺言，在目前不能使形势发生任何变化，其目的仅在于消除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并防止将来伤害无辜的生命。
行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刻近了，但我们却看不到它已临近的迹象。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人手中有一个实际的方案，只在方法和手段上争吵不休。而争来争去，似乎大家都对如何举措不甚了了。
当敌对方认识到与他们有着共同利益的我们的这种努力和明智之举无法做到时，当一切表明夹在赌博器和口号机之间的法兰西无法制定一项既开明又现实的政策时，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绝望。但现时，这一切尚未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反对制造仇恨而斗争到底。
有两种因素使我们这种分析遇到了障碍。第一，阿尔及利亚由于殖民当局的取缔，没有一个政治机构，而其保护国又对突尼斯和摩洛哥政权缺乏真正的尊重。第二，就是法国缺乏自己明确的意见，这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不稳定造成的后果。在这种只反对偏见的斗争中，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对手的意见到底是什么，于是只有滥加许诺。
另一方面，赞成改革，也并不是像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乃是赞成对无辜的平民进行杀戮，是一种罪行。恰恰相反，此举乃是为了避免使无辜者流血，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都是如此。因为回避对法兰西人的屠杀这个事实，而强调镇压有些过头，那也的确是使人反感的做法。然而，只有坚决地避免过火的镇压，才能有权谴责屠杀的事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协调起来，恰恰是这一点，要做到也确实是很痛苦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