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幸地接受你们这个自由决策的文学院给我的这一殊荣时，我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并深知，以我个人的贡献，愧对这一奖励。有足够的理由说，任何人，任何艺术家，都希望为大家所承认，我也是如此。然而，倘若不同我实际的表现所引起的反响加以比较，我就不可能了解你们这一决定的意义。作为一个尚称年轻的人，他内心深处尚存有诸多的犹豫，他的事业尚在启动阶段，并习惯于在孤独中埋头工作，或可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一个人，突然得知他一下子便被中止了日常工作，并被带到明亮的聚光灯下，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在当前的欧洲，有许多作家，其中甚至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家乡的土地正在承受着无穷的痛苦时，他们被迫缄口不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获得这一荣誉，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同样，在提到写作这一职业的高尚性之后，我还将把作家这个称呼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面，即他应该和他的战友们以这样的精神工作：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著；他虽然有时有失于偏颇，但却主持正义。他敢于在众人面前不卑不亢地拿出自己的作品，他虽然经常在痛苦和美之间徘徊，但最终却能从中走出，在破坏中以顽强的精神从事新的建设。除此之外，还能期望他有什么灵丹妙药和更高昂的斗争意志呢？真理是神秘的，是不可捉摸的，它始终需要人们去寻求。自由是危险的，它使人振奋也同样使人痛苦。我们应该向这两个目标迈进，尽管困难，但却坚定不移。应该估计到，在如此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会产生松懈情绪。但哪一位作家从此在自己良知上敢于充当一个道德的说教者？至于我自己，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是不值一提的。自我有幸成人以来，自我从自由的生活中长大以来，我从没有放弃过对光明的向往。尽管这种怀旧的忧伤可以说明我诸多失误和做错事的原因，但它却也帮助了我更好地理解我职业的意义，还帮助我能够站在所有那些默默无声的人一边，尽管有些盲目，那些寂无声息的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生活的重压，乃是靠了对往昔那段短促而自由的幸福生活的记忆和回顾。
至于作家的职责，同样也不能同其艰巨的使命相脱离。就其本义讲，作家，今天不能为制造历史者服务，它应该为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服务。倘若不是这样，那么他的艺术才华将被剥夺。专制暴政掌握的所有军队，尽管有几百万人，如果这个作家同他们走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摆脱孤独感。然而一个在世界的一隅忍受着屈辱的默默无闻的囚犯，他的沉默便足以把这个作家从他的流放地拉回来，如果这个作家能够做到不忘记这种沉默，并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通过艺术手段使这种沉默发出回响的话。
倘若我没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可以说，我个人便无法生活下去。然而我却从没有把这一工作置于其他工作之上。反之，如果我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也绝非把它置于人群之外，并且应该使我能生活在人们中间。这就是我的做法，和大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艺术在我眼中，绝非是一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东西，它是一种在心灵上打动大多数人的手段，并向他们提供一种对共同痛苦和共同欢乐的独特感受方式。因此，它便决定了一个艺术家不能与世隔绝，并把艺术家置于最朴素又最普遍的真理之中。那些选择了艺术活动为职业的人，因为他们自觉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些人常常很快便明白了，只有认识了自己与众人有共同之处时，才能更好地培育出自己的艺术果实和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艺术家只能在他本人和其他人之间如此不断的往复之中锻炼自己。在通向至善至美的道路上，他不能半途而废，在走向共通的道路上，他也不能踟蹰不前。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等闲视之，他必须强制自己去理解，去体会而不应去判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他想支持某一个派别，那么这个派别就是社会的派别，按照尼采的至理名言，那就是法官将不能支配一切，支配一切的将是创造者，不管他是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
这样来回顾一下，实实在在的我到底怎样，回顾一下我的局限，我所欠下的债务，以及我苛求的信仰，我便感到可以更加自由地向诸位表达诸位刚刚授予我的这一殊荣的内涵和诸位的慷慨精神，也可以更加自由地向各位说，我接受这一殊荣乃是为了向那些和我共同作战的人表示敬意，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表彰，相反地却受到迫害和受到诸多痛苦。此外，我还要向诸位表示我发自内心的谢意，并公开地向各位重申那个已然陈旧的诺言，即忠诚。忠诚乃是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应该默默地在自身上体现出来的品德。
无疑，我们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重建一个新世界而奋斗。但我们这一代人却知道，他们并不能做这件事，但他们的任务可能更加伟大。他们要做的，是阻止这个世界走向解体。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变质的革命，有一日千里的技术发展，有死去的偶像，有日趋失去信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上，无能的政权能够用武力摧毁一切，但却在道义上无以服人；在这个世界上，智慧降低到成为愤恨的用人，成为压迫的帮凶。因此，这一代人必须从否定自己出发，在自己身上和在其周围要树立一种精神，即活要活得尊严，死也要死得尊严。面对一个有分裂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那些大法官几乎就要建立他们永远不垮的死亡王国了，我们这一代人了解，他们应该和时间赛跑，以在各国之间营造一种和平气氛，这种和平又不应该是强制的和平，并重新消除劳动和文化之间的鸿沟，同所有的人重造神圣同盟。他们是否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代人已在世界各地下了这一维护真理和保卫自由的双重赌注，而且倘若有必要，也将无恨无悔地为此而献出生命。正是这些人才值得我们尊敬，并应给予他们鼓励，特别是当他们为这一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时。对此，我想各位会深有同感，因此我仅在此表示，我愿意把各位刚刚授予我的这种荣誉转让给他们。
执行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堪称“伟大”二字。但在他一生的际遇中，不管是处于低谷还是暂时的辉煌，无论是处于暴政的压迫下，还是能有暂时的言论自由，作家总能找到那种活生生的与群众共通的感觉，但他必须履行两个职责，即一个是为真理奋斗，一个是为自由奋斗，这也是作家这一职业的伟大之处。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尽可能地团结最广大的群众，那么他就不应该在谎言和强制面前退却。哪里有谎言和强制横行，哪里就会死气沉沉。尽管我们个人有许多缺陷，但我们职业的高尚性，却总是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去做这两件很难做到的事：反对众所周知的谎言和反抗压迫。
我内心中便怀有这种不安和惶恐。为使自己能平静下来，我必须对诸位赐予我的这个太过慷慨的荣誉有一正确的认识，因为单凭我本人的成就，就不配获得这种荣誉。在逆境之中，我思想上的唯一支柱，也可以说在生命的旅途中唯一的思想支柱，便是我从事的艺术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怀着感激和友好的心情，请诸位允许我在此简述一下自己的这一想法。
王殿忠 译
我本人在二十余年的彷徨求索过程中，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像与我同龄的所有人一样，也曾孤立无援地迷失过路途，但我却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感情中写作不懈，从而使我获得今天的荣誉，这就是我的行动。这种行动迫使我在作品中体现出我们同时代人的痛苦与希望。尽管我力不从心，但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和与我有着同等经历的人一起努力。这些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在二十年中同时经历过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和革命者第一次内部出现的各种纠纷，他们经历过西班牙战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见到过各式各样集中营里的关押者，看到过痛苦的欧洲和欧洲的监狱。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核武器摧毁的世界上养育自己的儿子和酝酿自己的作品。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会要求他们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甚至同意这种意见，即我们在不断地同这些悲观主义者作斗争的同时，也应该理解那些由于被日益增长的失望情绪所左右而犯了错误的人，他们曾经要求过一些并不光彩的权利，并且也曾纷纷投向当代虚无主义的门下。然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国家和整个欧洲，他们曾反对过虚无主义，并且已开始寻求一种合法的斗争方式。他们必须学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中生存的艺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同死亡的本性作斗争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在我们的时代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