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采取某种乐观主义态度并非我之所长，我已经长大了，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了。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就从没有停止过谋杀，没有停止过不公正的行为和暴力。真正的悲观主义，则比暴行和无耻走得更远。我自己这方面，则从未停止过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的斗争。我所仇恨的，只有残忍。在我们虚无主义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我所寻求的，只是如何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道理。要超越它，不是通过品德，不是通过心灵的高尚，乃是通过对光明的本能的忠诚，我诞生在光明中，而且几千年来，人类在光明中学会了赞美生命，即使在苦难中亦是如此。埃布尔经常处于绝望状态。但他却能发光并且使人温暖。处于我们世界万物中心的并非我们所发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干瘪贫乏，乃是一个谜，亦即是说，乃是人们破解得很糟糕的一种意义，因为它使人们眼花缭乱。同样，至今仍然活在这个贫瘠时代的希腊不肖子孙身上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是忠于祖先的）我们历史的灼烫感，似乎使他们无法忍受，但他们却终于忍受下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了解它。在我们作品的核心处，尽管很黑暗，却有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的太阳在发着光，这同一个太阳今天正在高呼着，那声音穿过平原，越过山冈，响彻四方。
因此，必须自我克制。但在某种场合下，您又可试着改弦易辙，您只需重复说，您只不过是个荒唐的画家而已，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绝望的文学的。当然，您总会有可能写一篇或者已经写过了一篇关于“荒唐”定义的文章。甚至可以写关于乱伦的作品，当然人们不会因此就投向他那不幸妹妹的怀抱，我还没见过有类似的著作，但索福克勒斯除外，此公剥夺了他父亲的权利，糟蹋了他的母亲。那种关于任何作家在作品中必然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其中也必然要描绘自己的思想是幼稚的，那是浪漫主义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相反地，并不绝对排斥一个艺术家，首先关心的是别人，或者是他那个时代，或者是通俗的神话。如果有时候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参与进去，只能当做一个例外。一个人的作品所反映的，常常是他对往事怀念的轨迹，或者是本人的向往，几乎没有完全是自己的故事。尽管他声称那是自传体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敢于如实地在作品中把自己完全反映出来。
是的，到处都是这些噪音……何时宁静才能表现出爱，并能在默默中创造呢！这必须善于等待。还需一段时间，那时候太阳会封住所有人的嘴。
在这一切之后，用废麻引的火，也会燃烧的。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能占据什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我们现在如何，我们自己要怎样，这已足以塞满我们生活的空间，也够我们疲于奔命了。巴黎是一个极大的洞穴。它里面的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穴壁上躁动，便认为那是他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于是便称这个城市是一个没有怪异现象的城市。但我们却了解到，在远离巴黎的地方，那里有一线光明正照在我们的背上，我们必须丢掉身上的枷锁，转过身来，面向光明，正面而视。而我们在有生之年的任务便是寻求所有的词汇为这一线光明立一名目。无疑，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寻求自己的真理。如果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每一部作品都会使他更接近这个真理，或者至少，要向这个中心移动一些，向着这个太阳藏身之处移动一些。而总有那么一天，一切事情都会来到这里燃烧起来。如果这位艺术家是个平庸之辈，那么他的每部作品都会使他离太阳更远，并且他会觉得到处都是他所寻求的中心，那一线光明也便四处消散了。然而，他在不懈的寻求中，唯一能帮助艺术家的，乃是爱护他的那些人，是那些能够在自己感情中找到适宜分寸并能予以评价的人。
火球般的太阳，使它炎炎的热浪从天上直涌而下，在我们周围的原野上肆虐。在滚滚的热浪中，万物都悄无声息。在那边，似阿尔卑斯山上石灰岩般的东西，乃是一片巨大的、无声的空旷体。我不断地倾听着。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远远地似有人向我这边跑来，那是一些看不见的朋友在呼唤我。我愈来愈感到快活了，这种呼唤，这种快乐，几年前曾经有过。此次重现，它似一个快活的谜语，帮助我明白了一切。
无疑，这种声誉，不管是高是低，都是骗来的。对此该当如何对待？倒不如说，这种令人不快的做法反而有它的好处。医生们都晓得某种病症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某些病症可以补偿人身机体的紊乱，倘若没有这种疾患，便可以导致人体的失衡。因此有些便秘是人体的福音，某些关节病也应使患者感到幸运。滔滔不绝的大话，过早的判断，如今已把公众的活动淹没在无聊的海洋中，但至少能够教育法国作家，使他们变得谦虚稳重。在一个国家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两三份我们熟悉的报纸上见到某位作家的名字，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为这在心灵上必然会产生某些特权思想。
至于我们自己，只需这样说也就够了，即一个艺术家，应以平常之心听任人们把他的肖像挂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或者理发室的厅堂里，尽管他自己明白那是很不相称的事。我就因此认识了一位很时髦的作家，他每天晚上都去主持那些烟雾弥漫的夜总会，那里的裸女，长发垂腰，女人的指甲都染成黑色。我们不禁要问，他向哪里找时间去写那些占满书架好几个格子的作品呢？其实这位作家也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夜里睡觉，每天白天要伏案写上好几个小时，为了养肝，他喝的是矿泉水。尽管如此，那些中等阶层的法国人，他们的自我节制和酷爱清洁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还是对我们某些作家主张尽兴狂欢和不修边幅表示不满。这种例子并不鲜见。为了花很少的力气而博得庄重、严肃的美誉，我个人可以提供一个秘方。我自己就因背上了这个美誉的重负，常招来我朋友们的嘲笑（我常因自己窃取了这个称号而感到脸红）。例如您可以谢绝同某报的一位不为大家所尊敬的负责人共进晚餐，只要这样做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会不这样想，即您拒绝同这位领导者共进晚餐，这很可能是您对他不尊重，但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您怕因此引起大家的厌烦。但是，还有比那种巴黎式的晚餐更令人厌烦的吗！
人间荒诞不经的事在哪里？难道就是这种光灿灿的太阳？抑或是在它消逝后对它的回忆？在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太阳，我又怎样才能肯定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周围的人感到惊讶，我自己有时也感到惊讶。我本可以回答他们并回答我自己，说恰恰是太阳在这方面帮助了我，还可以回答说，由于它无所不至的光线，使宇宙万物及其形状得以在一片黑暗中显现，并变为永恒。但这些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示。因此，在这种明白无误的黑白交替面前（因为这对我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我不愿意简单地表明，对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我是太了解了，以至无法忍受，人们不加区别地予以评论。总之，议论这件事，又得把我们的话题重新引向太阳方面去。
1950年
没有人不能够说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但往往说的竟是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某人正在探讨某事，但别人竟要求他作出结论。有一千个声音同声向他宣称，他已经得到了那种东西，然而他自己却明白，那不是他想得到的。您继续寻求而任人去评说吗？当然如此。但您必须相隔一段时间为自己辩白一番。我不了解我寻求的是什么，我要小心地为它立个名目。我反复地推翻前言，反复地探讨，有时前进，有时又要倒退。大家敦促我，应该一劳永逸地立出一个或几个名目来。但我却十分恼火，曾经立过名目的，不是照样又完蛋了吗？以上至少是我想说明的东西。
一个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人读，便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说的是反话，您尽可以赞扬它们，但切不可信以为真），于是他便愈写愈多，目的是为了取得多产的认可，但在这种认可后面，却是没有人去读它们。但自这时起，他向何处推销大量印刷的他的优美文章呢？他便只有依靠相当一大批认识他的人了。这些人永远也不会读他的文章，但只需知道他的大名，并且读读有关介绍他的文章也就够了。于是他自此便被大家所认识（或被遗忘），却不是认识他本人如何，而是根据某位匆忙写出关于他的文章来的记者的想象。于是，想在文学界出名，也便用不着出什么书。只要在晚报上有人说，他将会有一本著作发表，自此便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
一个男人，如果我确信他是我的朋友的话，总是有双重性格，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从他妻子那里来的。我们不妨以社会替代自己的妻子，那么便会明白，一句套语或一种说法，由作家把它同一种当时的情感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就会被评论家们给孤立起来对待，并且随时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质问它的作者，但所谈的却是另外的事。言语有如行动：“这个孩子是您生的吗？”“是的。”“那么他是您的儿子了？”“绝不是那么简单，绝不是那么简单。”就这样奈瓦尔在一个夜里竟然两次上吊自杀，第一次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幸，第二次是因为他的这个题铭，说他帮助了某些人活下去。没有人能够写出真的不幸，同样也不能写出某些幸福。我也不想在这里试着这样做。但对于他的题铭，大家倒可以描述一番，或想象一下，最少一分钟，便会明白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我倒是喜欢自己能是一个客观型的作家。我称这种作家是客观型作家，乃是因为他在为自己规定的作品中，从来就不把自己当做被描述的对象。然而当代所热衷的，乃是把作家本人同他所讲述的对象给混合起来了，这种狂热不允许作者有这种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呢？除了让大家对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街上捡来的这种思想进行思考外，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就让我以毕生精力来做这件工作吧。说来也并不复杂，为了论述这一思想，并确定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我已同它拉开了必要的距离。我所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把这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但从中提出一种说法，比讲出它的差异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找出了这种说法，即如前所说的：“荒诞不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