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愿相信，这些疾患会令您感到厌恶。而在结束这一论战之前，我现在为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不信任您。每当您说假如尸骨遍地的景象不由自主再一次出现，您希望在他们中间您能站在正确的一边而不是错误的一边，我将不会相信您。不过，这证实了我在第一次回答您时说过的话。然而，我更希望是我错了。因为，为了炫耀这样可怕的要求，要么是极为自负，要么是特别缺乏想象力。事实上是极其自负。因为，这等于是在申明，你们选择的历史的理智对你们而言是唯一的好的选择，而人类不可能被任何其他的选择所拯救。要么是你们的理智，要么是尸骨遍地，这就是你们所描绘的未来。很显然，我比您更乐观些，我不同意您的设想。
1.我曾不得不对您说过，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这不是一个理由（直到目前，我从未利用过这一点）。这只是纠正了一个错误。有很多次，您回答我的文章和那些试图竞相撒谎的文章都把我说成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且至少一次以上。我曾提醒您注意，你们——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人的状况并无丝毫的体验，而你们却称我们是对现实毫无所知的空想者，这是没有道理的。并不是我应受到置疑，这一次应当好好揭露的是这场大辩论的论据。因此，是你们的贞洁错误地伤害了你们自己。
您说过，为了消灭战争，应当消灭资本主义。我也很希望这样。不过，为了消灭资本主义，你们得使用战争来达到目的。这是很荒谬的，我要继续说，两害相权衡应取其轻，我们不能用更坏的东西，而应当用不那么坏的东西来反对坏的东西。您会对我说这将是最后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我非常担心这会是最后一场战争，而无论如何，看到让人们投入这种冒险并对他们说应当再干一次以使他们的儿女再也看不到战争，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和斯大林自己都犹豫不决要打这场战争。而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您却似乎并不那么犹豫不决。这只在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我愿尽量简洁地对您讲是什么原因。
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请不要一边写道“我对那些言论比行动走得更远的人感到恐怖”，一边装作相信，我要对你们的行动提出异议。再说一次，这是一个我对之无能为力的论据。而说这句话的背景可以明确证明这点。这句话仅仅意味着，已经够了，我对这些知识分子和记者感到恐怖，您正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而正是他们要求或赞成执行死刑，却指望别人去做这种营生。
7.最后，我再谈谈您向我提的建议。在您请我给美国新闻界写一封公开信，对最近在希腊发生的处决事件中起了直接或间接同谋作用的英国表示抗议时，您以为这会令我难堪。这使我少许感到了安慰，因为，这恰是您不了解我的真正立场的证明。此外，您不可能了解几周前我在英国就这一具体案例表明的态度，及两年前我在美国公开演说中对类似的一些案例所表明的态度。所以，我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回答您：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写这封信。我还要在信中加上一项对违背欧洲良知的真正罪恶的抗议，即让佛朗哥继续待在西班牙。我授您全权公布这封信，唯一的条件是我希望，您认为这是合法的。您也应当写一封公开信，不是给苏联的报界，因为他们不会刊载，而是给法国报界。信中，您要站在反对集中营制度和把犯人当做劳动力使用的立场。根据互换的原则，您应同时要求无条件释放那些目前尚关押在苏维埃俄国的西班牙共和党人，而您的同志古尔塔德曾认为自己是可以羞辱他们的人，却忘了这些人的存在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况且可能并不知道不值得去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依我看，似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与你们为之感到骄傲的革命的使命相提并论。而我们将会知道这样的对话是否有用。事实上，我揭露了令您恼怒的疾患，而您也只能通过揭露让您感到同样厌恶的疾患才能对这件好事做出补偿。
您选择了蒸汽机，而正是这个使您无法看清，除了像您说的用法律将无政府状态合法化之外，人们可以对设立一个世界议会的想法提出很多不同意见。无政府状态，就其通俗的意义上来说，只有当每个人都做其想做的事和一切想做的事时，才会在社会中得以存在。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恰恰是由于每个国家在国民经济遇到大问题的时候只服从于本国利益所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在今天这就是主权，很容易就能看清，正是您为了某些资产阶级或警察国家的间接利益在保护这种无政府主义。
我对您回答的标题将略去不谈，因为我认为那题目是不慎重的。我还对您的两三个矛盾之处略去不谈，因为我不想利用这些地方得益。我并不想据理力争反对您，令我感兴趣的是就问题的一些主要方面来回答您。而我的困惑也由此产生。因为您恰恰没有谈及主要方面，而您对我的意见依我看常常涉及一些次要问题，或是没有什么内容。我之所以还愿意首先回答您，仅仅是因为想保留充分选择的自由。
在我所坚持的道理中我只讲了一个问题。我说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再是自由的、能自己进行一场革命的国家了，革命将是世界的革命或不是这样的革命，但革命将不会再以我们古老梦想的面貌出现了：今天它会通过意识形态的战争来实现。而我仅仅希望人们能思考这个任何人都不愿谈论的问题。您没有说过您认为这个分析是对的或是错误的，但我们应该讨论的恰恰是这个问题。因为，说我拒绝探讨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问题，这不是在讨论问题。这是很荒谬的。在思想和历史领域，有些遗产是不能放弃的。说我把战争和革命混为一谈，这也不是在讨论问题。因为您这样做就大大歪曲了您曾经读过的内容：我仅仅写道，在今天，1948年，战争和革命是混同在一起的。您只满足于否定和平主义，而我的分析在陈述了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必须付出代价的重要性的同时，却认为这种和平主义是有道理的。而马克思1870年在对战争一片赞扬声的面前并没有让步，他认为战争的结果会促进解放运动。不过，相对而言那场战争更是一场经济战争，而马克思的考虑是根据当时所使用的步枪只是一种小学生使用的武器而得出的结论。今天，您和我都知道，一场原子战争之后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会被第三次世界大战毁掉的世界上谈论什么人类的解放这更像是对人类的挑衅。请您给圣马洛和卡昂的居民们解释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改善他们的命运去吧！
对眼前的正义绝望之后，自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选择了以未来正义的名义统治世界的目标。从某种角度来看，尽管还维持着表象，他们其实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他们是在逻辑中生活的人。在法国知识阶层的历史上，第一次是以逻辑的名义，那些前卫作家是在利用他们的智慧为那些枪决人的人辩护，哪怕随后又以坚定的口气以被枪毙的人的名义进行抗议。这里需要用很多哲学思想来解释，人们做到了，哲学也就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是因为知识阶层的历史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的只是宗教的历史，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要是相信他们的话，却从来没有仅仅为了人们的真正幸福而处决过人们。我并不了解您是否也持那种看法。不过我愿对您说，因为这是实际情况，您选择的是杀戮的智慧，您之所以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是由于您的出奇的绝望和顺从。
在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中唯一触动我的事是，您认为根本不可能在战争讹诈面前让步。请不要以为我对这个问题会完全不了解：我对这个问题已进行过思考。同样，也存在像人们对自己所做的那种对革命的讹诈。我建议不要去支持两大帝国进行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活动。不对讹诈让步的最好办法是既不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也不盲目地固执己见。这办法就是要为反对战争、拥护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而奋斗。在作了长期的努力之后，革命一词将会重新拥有它应有的含义，不过不是在作出长期的努力之前。所以，我仍然认为，只有和平运动和联邦制的设想才能有效地抑制这种讹诈。而当您和您的几个同伴对这一远大目标还进行嘲讽时，我还要对您说：除此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既不要已令我们厌倦的虚伪的自由主义，也不要你们甘愿为其充当仆人的集中营式的社会主义。尽管你们也在希望，但希望是同我们在一起的。
5.既然您坚持己见，我也不必扯得更远，我给您举一个关于暴力合法化的很好的例子：集中营把政治犯当做劳动力使用的例子。在德国，集中营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集中营在苏维埃俄国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您不会不知道。后一种情况，出于历史的需要，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合法的。我想要说的很简单。集中营与一场起义出现的短暂的暴力不同，依我看不具有任何后者具有的理由。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不管是历史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能让我接受集中营这种现实。我仅仅建议，社会党人首先，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拒绝将集中营当做政府进行统治的一种方法。就这个问题，您可以发表您的意见。
我同样也不认为，指责我是一名知识分子、说我保护自己的内心生活胜于人的解放是理智的和大度的。您的政治觉悟来得太晚了，您不认为是这样吗？我了解这一点。但是这种转变，即使只有可敬的一面，也无法赋予您某种特权，允许您一下子就否定别人有幸在过去的岁月里，为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而作出的贡献。相反，转变反倒应促使您去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同样是这些人却起来反对暴力的诱惑。那些类似我这样的人，对利润和强权社会的谴责已不是从今日开始。假如您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意对诸事去问一个为什么，那我就可以告诉您，在反对您的同时，我还想着要讲话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
我的第二次回答将是最后的回答。您长篇大论中的语调使我不得不给予简要的回答。不过，我还得做以下几点澄清：
不过，我认为这些误解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您没有谈及主要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恰恰应当回到谈论的主要问题方面来。
当您读完本回答之后，我仅希望您问问自己，您把什么当成了顺从的同谋。您也许会看到，正像洛特雷阿蒙说过的那样，倾一海之水也无法洗清知识分子的血污。请您放心，洛特雷阿蒙是个诗人。即使没有一海之水，只要有点东西就能把您的污点洗清：诚恳地发誓说自己无知。那些自称无所不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人，将会以毁灭一切而终结。有一天终会来临，那时他们将没有别的准则而只有杀戮，没有别的科学而只剩下了随时服务于为杀戮辩护的可怜的经院哲学。没有别的出路，除非他们明确地承认他们并非无所不知。让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能像我所做的那样承认他们在某个方面的无知，你们就能从中获益。而且，所有有罪之人也正是靠着发誓的益处而苟且偷生。我期待着你们会变得虚心一些。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是我自己的无知一直在不让我总是指责你们。此外，我还能怎样呢？对你们来说，更坏的莫过于会看到你们努力在我面前维护的东西取得了胜利。因为，那一天到来时，也许证明了你们是对的，不过含义是这个可怜的世界不得不顺从你们。你们是对的，不过代价是沉默和无数的死人堆。这是一种我永远也不想看到的你们所拥有的胜利。
（左派杂志，第一期，1948.10）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一个很不可能实现的公正的社会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但如果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要实现的社会只是一个被原子废墟所充斥的大陆，这样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我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并不承认自己有指导别人反对战争及作出长期努力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的权利。总而言之，我看不出，一个关心正义并有着解放人类理想的思想家会作出另外的选择。假如唯有正义存在问题，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有政治觉悟的人会拒绝采取这种立场。而假如有些欧洲的精英根本不接受这种立场，反之却反对这种立场，那就不是正义的问题，这点是很清楚的。正是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欺骗，企图让我们相信，强权政治，不论如何，会带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能最后实现社会解放的社会。强权政治意味着正在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尤其是战争本身，恰恰会使社会解放变为不能实现。社会解放和工人的尊严全靠国际秩序的建立。唯一的问题是，应当了解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人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正是就这一问题进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应当团结在一起还是各走各的路。所有其他的选择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您看来这样的前景也许有些过分。然而这确是真实的情况，而今天的历史是十足血腥味的，这仅仅是因为欧洲的智慧已背叛了它的遗产和天性，由于对哀婉动人和激情的偏爱而作出了过分的选择。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去认清现实的真实情况。总之，为了结束本文，正是这种前景使我要对您文章中唯一一部分我不能接受的内容做出回答。您威胁我说，我不自觉地或是客观上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同谋。对类似的威胁我已部分进行了回答。不过，仅仅说我不认为您有权提出这样的指责是不够的。我还拒绝承认您认为自己的手脚是干净的说法。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同谋是彻头彻尾的同谋。您不仅躲避不了这种奴役，而且您还不作任何努力来躲避奴役。我唯一胜过您的一点是，在我这方面，我会作出努力，我会像我应该做的那样，以我的职业和我所有的同事们的名义尽一切努力并进行申辩，为的是从现在起能减轻人类的巨大痛苦。
正是这些给了人们——我也在其中——（而且仅仅给了他们，达斯蒂埃！）大声叙说他们讨厌、厌恶希腊现政府，并以最终比你们更有效的方式与之斗争的权利。雅典那些人是卑鄙的刽子手。他们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则是刚刚通常还加以掩饰、现在却公开在整个世界面前让资产阶级社会的罪行大行其道的人。极言之，您会主张，为了使希腊的共产党人不被枪毙，就得让一定数量的非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或消灭掉他们。这意味着只有共产党人才应当被拯救，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诚实可靠的。而我则要说，他们的确应当被拯救，但是别人也一样应当被拯救。我要说，向我们提出的令人讨厌的问题不会接受仅在统计方面的解决办法。惩办刽子手不应当意味受害者成倍地增加。我们应当对我们自身，并在我们周围采取措施（一种措施），以便使必要的裁决不至于和一场看不到明天的悲惨事件联系到一起。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简单的道义问题或是因骄傲而干的蠢事。即使是您认为比较进步的暴力，正如我们的哲学家——观众们所说的那样，我也要说，必须对暴力进行限制。然而，我们对暴力限制了吗？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您的一位同志寄给我他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彬彬有礼，但同时指出我并没有弄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这是真实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自由的。但是，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而我是在以那些和我一样经受过贫困的人的名义在讲话，我了解这些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和平，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他们是得不到正义的。像您说的那样，客观上讲，难道他们错了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不过，请您不要责备知识分子或什么内心生活，请您明确承认在你们的制度下，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工人比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同样不会被容忍。请公开地讲出来，这是因为反对派的概念受到了置疑。这样我们将会回到现实中来，您要做的将是为这漂亮的理论去辩护。我们将就您的辩护去进行对话。
6.我一直认为，直到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是，革命在当今只能通过战争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您给我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您所说的布拉格的革命首先只是外交政策上的一次站队而已，曾使我们十分接近于打一场战争。这一事件验证了我的观点。在此期间，也许通过南斯拉夫的冒险，会使您在哥特瓦尔德和捷克领导人将纯粹的国内问题置于突出地位的问题上得到启发。
4.对您就反对派权利，我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我并不表示欣赏。“请您承认，”我曾对您说过，“在你们的制度下，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工人不会比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好多少。”您很清楚这是真的，您只要还有一点儿诚意就会承认这一点。相反您却回答我说，反对意见的概念不清楚。应当相信，很难公开对一个工人的反对权利持有异议，而我对您对法国无产者表现出的间接的敬意表示高兴。不过，这仍不能不让人以为这个回答只是在欺骗。在罗马尼亚刚刚处决了七名反对派人士，打的旗号说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请你们向他们的家庭、朋友，向那些知道这一消息的自由的人解释去吧，说反对派的概念在罗马尼亚还没有确定下来呢。
2.相反，过去可能有过、现在也会有那种厚着脸皮去罗列在抵抗运动中自己功劳的情况。人不应以其出身而自豪，而应以其行动感到骄傲。不过，要是对其功德缄默不语，功德才更显得完满。长语短说，我并不属于老战士的行列。我也不想像你们那样在我们之间作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对我有点是恶意中伤，这很自然，但您不会期望我会为自己辩解。为了使你们不感到不便，我不会故意作难，让你们那优越的等级，去冒那种会使我承认过去永远属于我的二等公民的现实的风险。
总之，当您抱怨说我是个顺民时，我能说的就是，您对我的这种怜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您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喊大叫的时代，一个不愿轻易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的人，常会被人看做是一个顺民。很不幸，我不喜欢检阅仪式，不管是民众的还是军事的检阅。请允许我不提高嗓门儿对您说，真正的顺从会导致盲目的正统观念，而绝望则会导致暴力哲学的产生。对您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对您所认可的任何事情，我将永远不会顺从。
3.应当毫不含糊地使你们说出你们那些共产党朋友要说的话。您很少这样写过：“我承认我是法国共产党的同谋。”
我来小结一下。在您冗长的回答中，您对很多事情都表示厌恶。您对某几件事表示的厌恶之情我是能接受的。我承认，我的角色不是去改变世界，也不是去改变人：对此，我并不具备足够的品德，也无足够的学识。不过我这样的人也许还存在某种价值，无此，一个即使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也并不值得人们去体验、去留恋；无此，一个人，即使是一个新人，也不值得人们去尊敬。这些正是在我结束与您的谈话之前想要对您说的：您不能不具有这些价值，您会找到这些价值的，并相信能重新创造这些价值。人不能只生活在斗争和仇恨之中。人也总不能手拿着武器而死去。还有历史，其他事情，朴实的幸福生活，对人类的爱，大自然的美……那是一切事物的根，历史却不书写这些内容，而欧洲正是因为丧失了这些，今天已变成了一片荒漠。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某些方面是论据确凿的。但是，假如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欺骗的概念中吸取这样的看法，即最好的意愿，包括那些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为论据的良好意愿都可能会受到欺骗。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要谦虚的一课，依我看来似乎已被人们忘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有要尊重现实及尊重已取得的经验的思想，这经验可能会使他修正自己的某些观点，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却常常以僵化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我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在原子裂变、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手段面前，会认识不到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还因为马克思热爱人类（真正的、活着的人们，而不是那些你们廉价高喊要热爱的十二代之后的人，因为他们还不存在，也就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了真正的问题。而过去，我必须得否认您曾两次加在我头上的观点。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都不支持（您很清楚地知道这点），我所反对的是它们那种带着征服特征的思想，即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将坚持我已申明的看法，即这些思想产生于一个世纪之前，在蒸汽机和恬静的科学乐观主义产生的那个时代，今天已经过时了，它们在目前形式下已无法解决原子和相对论出现后的本世纪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我对您表示过，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对自由主义者应表示歉疚，而自由主义者经常会反省自己。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就不需要反省自己了吗？如果他们不知道反省自己，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而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最终等待着欧洲的将只有失败，只有付出更多的鲜血的代价。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反省，反省将使他们能挽救欧洲，否则这几个尚没有割裂历史、了解自己局限性的人，就会尽其所能去说明欧洲的灾难及希望之所在。孤独者们！你们还以轻蔑的口吻说话吧。可能仅仅是现在了。而要是没有这些孤独者，你们就会更加孤立了。
（卡利邦杂志，第十六期）
在您文章的开头，您问我出于何种理由使我站到了抵抗运动一边。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想法并非与众不同，就是这样。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我们不能站在那些制造了集中营的人一边。我那时明白了，我痛恨制造暴力的机关要远胜于暴力本身。而为了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我清楚地记得印在我脑海里的那一天起义达到高潮时的情景。那是一天的早晨，在里昂，我在报上读到了处决加希里埃尔·贝里的消息。
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想看到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五十多年了，有很多事情他们睁着眼睛却不去观察思考。这是因为他们想自己去创造历史甚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行事。这是理性主义者的弱点。马克思认为自己纠正了黑格尔的错误。但是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在他的继承者们那里又打败了他。道理很简单，我向您解释，不以审判官傲慢的口吻，而是带着自信洗刷了所有非难、太了解这个复杂时代的忧虑心情来向您解释。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并不是唯一的这种人）正处在当今智慧的漫长悲剧的尽头，我们也许在弄清了骄傲的欧洲的历史之后才会将这悲剧写清。在列宁那里有马克思和涅恰也夫的思想。最后是涅恰也夫慢慢地占了上风。绝对的理性主义，正如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这是符合逻辑的，最后会与绝对的虚无主义统一到一起。事实上，不论您怎样申明，正义已不再受到置疑。受到置疑的，是要通过人类理智的唯一权威，将人、将权力、将世界统一起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神话。受到置疑的，是对全世界的征服，而俄国自认为自己是这种没有上帝的救世学说实现其理想的工具。在这种极端神秘主义面前，正义、几代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痛苦又算什么呢？直率地说，什么也算不上。少数野心勃勃的精英，率领着一支由信徒们组成的军队向着梦想中的圣地前进。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确在指导着整个世界的活动。他们睁着眼睛。他们一直用激情指引着世界，但此后他们却闭上了眼睛。假如他们不及时睁开眼睛，他们就会在一堵骄傲的大墙脚下撞得粉身碎骨，而千百万人将为这个美丽的梦想付出沉重的代价。任何错误的思想都会在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后而终结，不过那一直都是别人的鲜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哲学家不论说些什么，他们总是处之泰然的缘故。
事实上，反驳非暴力并不等于我在为自己辩护。我从没有为非暴力进行过辩护。这只是人们为了辩论而强加给我的一种看法。我并不认为应当用恩惠来回答别人的攻击。我认为暴力是难以避免的，占领时期教会了我这一点。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曾发生过很多可怕的暴力事件，我并没有感到有任何问题。我一点儿也不认为应当取消任何暴力行动，这当然是人们所希望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空想。我只说应当拒绝给暴力任何合法化的地位，因为让暴力合法化出自极权国家或专制的哲学思想。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难以辨明的。我认为应当保留暴力的特殊属性，并将其限制在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我并不为非暴力进行说教，因为不幸的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像喜欢戏谑的人所说的那样为圣洁而说教：我非常清楚，不相信有所谓纯粹的道德。但是，在一个人们努力用对立的论据为恐怖辩护的世界上，我认为应当为暴力确定一个限度，当不可避免时把暴力限定在某些部门内，缓解其可怕的一面，禁止疯狂地使用暴力。我厌恶动不动使用暴力。我厌恶那些说得多做得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与我们那些大思想家中的某些人分了手，而当他们手持枪支要处决别人时，我对他们呼唤杀戮的声音就不敢轻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