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我重新写《戒严》，我仍会让故事发生在西班牙，这就是我的结论。通过发生在西班牙的故事，今天也好，明天也好，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写那里的判决是指向所有的专制社会的。不过，这至少还没有较为可耻的同谋。只有这样，而不是以别的方式，而且永远不能以别的方式，我们才能保持住自己抗议恐怖的权利。这也正是当您说我们绝对赞成政治秩序时我不能表示同意您的原因。因为您在同一种恐怖作斗争时却对另一种恐怖保持沉默。我们是不愿对任何事情保持沉默的那种人。我们全部的政治社会令我们作呕。只有当所有那些有着某种价值、为了在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寻找革新之路的人全部放弃了拯救的时候，才会得到拯救。而从现在起要达此目的，还必须得奋斗。但同时必须知道，专制制度并非建立在专制者的道德之上，它是建立在自由派的错误之上的。塔列朗的话是可鄙的，错误不比罪行更坏。但是，错误以导致罪行而终结，并成了罪行的托词。错误会使受害者感到绝望，因而错误也是有罪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原谅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架使人失望的机器。
还因为有一小撮法国人，他们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我不知道法国是否曾将苏联的反对派拱手交给俄国政府。这种事可能就会发生，我们的精英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过对西班牙来说正相反，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情。根据最臭名昭著的停战协议的条款，我们已经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将西班牙的共和党人拱手交给了佛朗哥，在那些人中有著名的路易斯·孔帕尼斯。而孔帕尼斯在这种可耻的交易中被枪杀了。当然，这是维希政府干的，而不是我们。而我们，我们仅在1938年将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关到了集中营里，他从集中营出来后就死了。而在法国国家成了专制制度刽子手的帮凶那一天，谁曾大声反对过？没有。这可能是由于，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那些本可以抗议的人像您一样认为，与他们最厌恶的俄国制度比起来这算不得什么事情。于是，就成了只不过是多枪毙一个人或少枪毙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一个被枪毙的面孔，就是一个丑陋的伤口，而溃疡最终会扩展开来。溃疡最终会占了上风。
您可能会感到，在这里为一个小小的托词却付出了那么多的热情。那么还是让我以个人的名义作个解释吧。我生活的世界使我反感，但我感到我与那些饱受痛苦的人是休戚相关的。有人有雄心壮志，但那不是我，而如要我必须凭着人们保留给那些很适应这个世界的人的可怜的特权走我的路的话，我是不会舒服的。不过我认为还有另一种雄心，这应是所有作家们应有的雄心：只要可能，就要尽我们的能力为那些像我们一样受奴役的人作证并呐喊。正是这种雄心让您在文章中提出了置疑。而当一个人被杀害时，除非这个人与您的思想一致，否则就引不起您的愤怒，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将永远不会承认您有那样的权利。
说清了上面的话之后，那么，为什么是西班牙呢？我对您说实话，处在您的位置上，提这样的问题我会感到有点羞耻。为什么是格尔尼卡·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为什么，第一次，当世界还处在舒服的、可怜的睡梦状态之中，发生了这次会见，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是在向孩子们显示其专制集权的技术？是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与我们紧密相关的会见？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非正义在历史上占了上风。无辜者的鲜血就在伪善的喋喋不休的闲谈之中流淌，这种闲谈至今还在继续着。为什么是西班牙？就因为我们中的几个人双手还沾满着洗不清的鲜血。不管反共主义有多少理由，我知道的理由也并不少，但假如它如此信赖自己却忘了这种非正义在我们政府同谋的合作下仍在继续，那是不会被我们接受的。我同样也大声说过，我也会说出对俄国集中营的看法。但这不会让我忘记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几百万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以及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的十者杀一的可怕的镇压。而我不会原谅这发生在西欧的可怕的瘟疫，它现在正在更大的范围蹂躏着东欧地区。您写道，对那些消息灵通的人来说，此时此刻，那些令有尊严的人们最失望的消息并不来自西班牙。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您错了。就在昨天，有五位政治反对派人士在那里被判处了死刑。而您却喜欢忘却，偏对这样的消息听而不闻。您忘记了，专制战争最初的子弹恰恰沾满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您忘记了，1936年，一位反叛的将军以基督的名义征召了一支摩尔人的军队，去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在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之后让非正义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从那时起开始了一场持续了十年、至今还没有结束的镇压。是的，的确，为什么是西班牙？因为和很多人一样，您得了健忘症。
我在这里仅就您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戒严》一文中的两段内容作个回答。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回答您或其他人对作为戏剧作品的剧本发表的批评意见。每当让人演出一个剧目或是出版一本书时，你都会处于被批评的地位，而且还得接受那个时代的审查制度。不管你想说什么，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在您对一部关于专制独裁的剧目是发生在西班牙而感到惊讶的同时，您已经超越了您的批评的权利，您认为这种现象更应该指的是东方国家。在您写到这种做法既缺乏勇气也不诚实时，您实际上最终把发言权又交给了我。您的确有不少理由认为对这一选择我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让我们这样来解释：是巴罗这家伙的过错，他早已“恶贯满盈”了）。不幸的是剧情就发生在西班牙，这是我的选择，是我经过思索后的选择，选择剧情就发生在那里。我因此必须得面对您对我的机会主义和不诚实的谴责了。您将不会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回答您。
那么，杀害孔帕尼斯的凶手在哪儿？在莫斯科还是在我国？应当回答：在我国。应当说是我们枪杀了孔帕尼斯，我们应当对随后发生的事情负责任。应当说我们因此事而丢了脸，而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保持对那个曾经是自由的西班牙，那个我们曾处在无足轻重地位却以卑下的方式背叛了的西班牙的记忆。的确，没有一个大国没有背叛这个国家，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他们曾当面枪毙西班牙人。但这对我们并不是一种安慰，而自由的西班牙仍在继续无声地要求我们做些弥补工作。我已尽了我的微薄力量做了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你们感到愤怒。我要是更聪明点的话，会做更多的这种弥补工作，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怯懦和欺骗在这里就是退让。不过考虑到您的关系，就这一问题我就谈到这里，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我也许最多还能对您说，任何一个有敏锐目光的人都不应感到惊奇，在不得不选择让人民讲话、让人民去谈论肉体和自豪感这类话题、反对独裁带来的耻辱和阴影的情况下，我选择了西班牙人民。我还是无法选择《读者文摘》在世界上的那些读者或《星期六晚报》和《法兰西星期日报》的读者。
而您很可能急于想知道，为了结束我认为教会应起的作用的话题及我所作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将作简短的说明。您会觉得这种作用是令人憎恶的，但我在我的小说中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我应当在小说中对占领时期我所遇到的基督徒朋友们进行的正义斗争给予积极的评价。相反的是，我在我的剧本中却不得不谈西班牙教会过去所起的作用问题。我之所以把它的作用写得让人觉得可憎，那是因为西班牙教会在世界面前所起的作用是可憎的。不管承认这一点多么困难，但当您看到令您难堪的场景仅持续一分钟时，您会感到宽慰。而使整个欧洲的良知感到愤怒的场景，四年来却一直在继续。假如从第一天起那两位伟大的基督徒——一位是贝纳诺斯，现已亡故，一位是若泽·贝尔加曼，已被流放——没有大声疾呼的话，整个教会都可能会参与到西班牙主教们为处决而祈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之中。贝纳诺斯若是还活着，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会写出您所写的那些文字的。他知道，我剧本中作结语的话——“西班牙的基督徒们，你们被遗弃了”并没有蔑视您的信仰。他知道，要是说另外的话，或是保持沉默，那才是对真理的不敬。
此外，如果您没有触及像西班牙这么严肃的主题，我很可能对您的指责就不会进行自我辩护（今天，又能到哪里去说理呢？）。因为我实在没有任何必要去说，我写《戒严》不想去恭维任何人。我是想直接抨击一下这种过去或现在按照右的、左的专制模式组成的政治社会。任何一位善意的观众都不会怀疑，这个剧本就其具有的高尚的、热爱人间的内容来说，就其反对专制国家，不论是俄国、德国或西班牙的空想和恐怖的方面来说，是站在个人和肉体一边的。一些严肃的医生每天都在思索着我们社会的衰败，并在深入地寻根求源。可能会找到根源。但对我们中最单纯的人们来说，时代的病患是由其效果，而不是由其产生的原因来诊断的。这个病患就叫做国家，警察国家或官僚主义国家。这种病患以各种意识形态为借口在各国的扩散，机械的和心理上的镇压手段带给它的屈辱性的安全，对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危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代的政治社会，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可鄙的。我并没有说别的什么，就这点来说《戒严》是一个决裂的行动，对什么也不愿放过。
（战斗报，194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