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这种公道的想法，似乎同我们的历史实际很遥远，因为在历史上，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决定另一类型的公道。在我们当代国际社会中，只有核武器才具有好的道德品质。只有战败者才是罪犯。大家都明白，许多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价值和词语除了力量赋予他们意义之外，便没有别的意义了。于是某些人便把诸如荣誉的准则或博爱的准则之类直接用在推崇既成的事实或最残酷的事情方面。关于阿尔及利亚及其他方面，我继续认为诸如此类的失误，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只不过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的特性而已。如果在历史上，价值，不管它是一个民族或全人类的价值，果真不经过战斗便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这种战斗（也包括力量）却绝不足以解释它的意义，还必须通过它自身的价值来说明和澄清。为真理而战斗，并小心翼翼地避免把这个真理扼杀，哪怕是因保卫它而误伤了它，只有通过这双重代价，词语才能重新具有活生生的意义。懂得了这些，知识分子才能依据自己的手段，在每个阵营中区分力量和正义的各自界限。因此，为消除思想上的毒素，为安抚狂热情绪，甚至为了逆流而上，澄清这些定义是十分必要的。
在本集中大家可以看到，对阿尔及利亚悲剧的经济原因的回顾（在卡比利严重经济危机之时），这种悲剧在政治上的几个标志，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形势的评论，对由于恐怖主义和压迫主义的再起，使我们走向死胡同的一些估计，最后，还有我认为尚属可行的，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大致方案。为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这个方案排斥了重新实施殖民统治或维持“现状”的梦想。这些梦想，实际上是虚弱和感到丢脸的反应，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最后分手的前奏。该方案还拒绝了驱走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人的梦想。他们没有压迫别人的权利，却有不被压迫的权利，也有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安置自己的权利。为了重新建立必不可少的公正原则，决不能走以一种非公平代替另一种非公平的道路。
然而，为做到这些，也必须停止在总体上对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人的谴责。某些以宗主国姿态发表的意见应该体面地收回，因为这些意见一直对阿籍法人怀有敌意。当某一民族解放阵线的拥护者竟敢于写文章说，阿籍法人，从前一向把法国视为不择手段的娼妓，这种对人不负责任的说法亦应收回。要知道，这些阿籍法人的祖辈，在1871年以前，被选入法国籍，随后便离开自己的故土阿尔萨斯到了阿尔及利亚，他们的父辈在1914年在法国东部大批地死去，他们自己在上次战争中也曾两次应征入伍，并同几十万穆斯林，为这个妓女在边界上战斗。除此之外，他们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太天真了，因为很难把他们看成是靠妓女生活的人。我在此简述了一下，我这个家族男人的历史，此外，他们本身既贫穷，又与人无仇无恨，从没有剥削和压迫过任何人。而四分之三的阿籍法人都和他们相似，并且只要对他们讲清道理而不是谩骂和凌辱，他们会接受一种更加公正和自由的新秩序的。当然，在阿尔及利亚也肯定会有剥削者，但其数量比起宗主国来要少，再说，殖民制度的第一个受益者，是整个法兰西民族。如果某些法国人认为，法兰西由于它的殖民事业在历史上是有罪的，那么他们也就无须认定阿籍法人是这种罪孽的牺牲品，他们自己倒是应该属于赎罪者的行列。至于我，似乎对低头认罪已感到厌烦了。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然结束，对此应该明白，并应从中得出某些结论。西方在十年内，给了十几个殖民地以自治权。而俄国在同一时间内，以所谓的保护为名，使十几个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沦为它的殖民地或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一个国家，能够以相当有力的传统和品质表现出纠正自己错误的勇气是件好事。但它也不应该忘记自己尊重自己的道理。但如果要求它只承认自己是犯罪的，并且要求它无休止地忏悔，则是件很危险的事。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中，我主张实行一种补救政策，而不主张赎罪政策，提出问题要着眼于未来，不要没完没了地纠缠于以往的错误。如果不同时把正义交还给阿尔及利亚的两个共同体，那么就没有前途。
1958年3月至4月
仅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就有权利和义务说，武装斗争和镇压，在我们这方面已经露出了不能接受的面孔。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报复行动以及酷刑是犯罪行为，并与我们大家都有关联。让这些事实在我们当中发生，乃是一种耻辱，我们今后要对此给以还击。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听信任何辩护之词。但自这一刻起，便有人为此而辩护。已经没有了尺度也没有了价值，任何事情都在表现自己的价值，包括没有目的的战争和虚无主义的胜利。我们是在向弱肉强食的方向转化，其中唯一的原则，就是暴力。那些不再愿意讲道义的人，不管怎样应该明白，如果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好要容忍某些非正义的存在，那样总比使他们犯下罪行要好，还应该明白，类似的错误做法，给我们制造的麻烦比敌人一百个游击队所干的还要大。例如，这种做法在阿尔及利亚，竟使得那些人毫不犹豫地屠杀无辜，在其他地方，也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实施酷刑或纵容实施酷刑，这种做法难道不同样是难以估量的错误吗？因为它也可以美化那些罪行，甚至是大家要起来与之斗争的那些罪行。在这方面我们须正面提出关于那些决心要实施酷刑者做法的害处，即指出这种酷刑为了某种荣誉，它可以允许再找出三十枚炸弹，同时还会使五十名新恐怖分子再生，从而让更多的无辜者死于非命。最后，这种辉煌的业绩必将导致法兰西道德的败坏和对阿尔及利亚的放弃。这种做法并非是被指责的、可耻的或者是犬儒主义的手段，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做法。政府的职能并非是取消为反对极端镇压的罪行而举行的抗议活动，而是取消这种极端，并公开地谴责他们，以便避免使每个公民感到自己也是某些做法的责任人，从而被迫进行检举或承担责任。
但这些并不是说，原则就没有意义了，思想斗争还是能够发生的，甚至还可以拿起武器。在同对手作斗争时，甚至在斗争之前，要善于了解对方所持的道理，才是正确的做法。但在每个阵营中，其恐怖手段，随着它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在发生变化。当他自己的家庭处于死亡的关头，他便希望这种手段更加宽大和更加正确，正像本书所证明的那样，他还要继续这样争取，但是（请不要搞错！）却并没有违背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变化中，他所应有的那种共同的利害关系，以便使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它便是正义的了。依我看，这便是荣誉，是真正的正义，要么我就只有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有用的事情了。
大家可以在本集中看到，我一直都在反复说明，这两方面的谴责，不能互相分离，如果你要使自己的谴责有说服力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不厌其烦地、不顾利害地高声呼喊以反对酷刑，同时也反对那些残害妇女和儿童的人。由于我觉得应该不厌其烦、不顾利害地去谴责那些认为实施酷刑乃是轻而易举的小事者的恐怖主义，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自己的意见一方面模糊地觉得阿拉伯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屠杀和残害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则接受了以某种方式使所有过激行动合法化的做法。双方为了为自己辩护，便互相指责对方的罪行。在这里便出现了死钻牛角尖的现象，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还是行动，起码应该拿起武器去作战。如果一味以粗暴的态度来对待粗暴的态度，因为在狂热的状态下，互相肝火极旺，那么理智的语言便没有作用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正像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读到的那样只能是站得远远的，为这一暴力作辩护而谴责另一暴力，这便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激怒了那种被谴责的粗暴，另一方面又以更加粗暴的方式鼓励了无辜的粗暴。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把战斗的双方拉到一起的话，那他们的作用就只能是沿着安抚双方的道路去走，直到双方恢复理智为止。一个敏锐的右翼人士，在其信念上丝毫也不让步，但在这方面试着说服自己在阿尔及利亚的伙伴，以及政府中的同事，对他们晓以大义，说明深刻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某些做法的不妥等等。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在原则上丝毫也不让步，也试着说服阿拉伯运动，说他们某些手段是可耻的。然而却并非如此，在右翼那边最经常的是，他们以法兰西的荣誉为名，认可了那些同法兰西荣誉最对立的东西。在左翼那边最经常的是，以正义的名义，原谅了那些与真正的正义相背离的东西。就这样，右翼把精神的专营权留给了左翼，而左翼又把爱国的专营权让给了右翼，国家便经受两次痛苦。它原本需要的可能是那些对自己祖国和同胞的不幸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承受的伦理学家，这些同胞又对那些以法兰西的名义为所欲为的酷刑实施者也并非那么轻易地顺从。似乎这个宗主国除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说：“去死吧，你们罪有应得。”或者说：“让他们去死吧，他们罪有应得。”此外它根本没有找到别的办法。然而这却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其结果是全部放弃，因为双方不可能分别地去死，而是共同地生存下去。
为了有效并公正，我们应该花同样的力气，并且也不必顾忌语言的分寸来谴责由民族解放阵线，对法国民众或者在更大范围上对阿拉伯民众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是一种犯罪行为，既不可原谅，也不可任其发展。这种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方式，是任何革命运动所无法采用的，例如1905年俄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宁可去死，也不愿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以行动表明了这一点）。在此，我们不能把承认对阿拉伯人民所受到的非正义待遇转变成对那些对阿拉伯人民和法国民众不加区别的屠杀者的宽容，他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一律加以迫害。总之，甘地已然证明，我们要为自己的人民而斗争，并且要战而胜之，但却决不可有一天变得使自己不被人尊重。不管你所保卫的事业如何，但如果你要滥杀大批的无辜者，而且那些屠伯事先就心中有数，这种屠杀终究要施之于妇女和儿童身上，那么你的事业就始终是不光彩的。
在这方面，我也曾试着明确地界定一下我的立场。一个阿尔及利亚应该由诸多的移民组成，并且同法国联系起来，我认为比较好。而无须把一个阿尔及利亚同某一伊斯兰帝国相连，因为那样虽然实现了阿拉伯人的意愿，但却给阿籍法国人增添了许多痛苦和灾难，因为那样，便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阿籍法国人从他们那个天然的祖国给驱赶出去。如果能够有机会建立那样一个阿尔及利亚的话（我认为这种机会是很有可能的），我愿意不遗余力地促成这件事。相反地，我认为我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和拿出哪怕一秒钟的时间来帮助建立另一个类型的阿尔及利亚。如果这另一类型的阿尔及利亚果真组成，并且反对或疏远法兰西的话，无论是出于自发的力量，还是纯出于自卫的力量，还是两种力量都不是，那对我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我必将同其他几百万法国人一起消除这种后果，这就是我光明正大的想法。对近在咫尺的这种悲剧，我可能看错了，或估计不准确，但在理智的希望破灭的情况下，在将来出现严重事件时，在这些严重事件意在侵害我们的国家和人类时，我们每个人对此都将负有连带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当充当自己所言所行的见证者。这也便是我的证词，对此我将不添加任何说明。
（阿尔及利亚专栏文章及其他，1939—1958）
确实存在着一个怀有恶意的法兰西，对此我不想作任何评论。我们为此花出的代价和正在付出的代价，我是深深地了解的。二十年来，大家尤其厌恶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对政治上的对手，互相是深恶痛绝的，那情形比对外国的独裁者更加厌恶。法国人大概并不讨厌这种致命的游戏。他们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民族，即按照居斯丁的说法，他们宁可把自己描绘得丑一些，也不愿别人把自己忘掉。但如果他们的国家一旦消亡，也仍然要被人遗忘，不管是否会把它的面孔加以丑化，那么在一个沦为奴隶的民族中，我们依然没有反抗的自由。直到这些道理被承认以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小心翼翼，不再证明自己是对的。从我个人来说，除了行动，我不再对其他事情感兴趣，这种行动应该是，在这里并且就是现在，不使我们去无谓地流血。此外，我还认为应该找出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能使未来留给我一方土地，使我在上面不致过于受到痛苦的重压，以便使我能想一想如何把这些讲给公众听。
法兰西将因为不善于处理这一窘境而死去。前者因强调一般而伤害特殊，后者则因强调特殊而伤害一般，但这两者却在共同前进。要想到达全人类的大社会，必须经过各国的小社会。为保全本国的社会，就必须开辟全人类社会的前景。更准确地说，如果法国想在阿尔及利亚统治那八百万沉默无声的人民，她必将在那里死去。如果想让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那么这两个国家都将在某种形式上消亡。相反地，如果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能够求同存异，那么无论对法国人、阿拉伯人，乃至全世界，那前景将是光明的。
论争的目的应是把矛头指向这些方面，因为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有远见卓识的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变得愈来愈少了。在一百篇文章中，留下来的只是那些把对手强行歪曲了的少数文章，至少在书籍方面是如此，如果哪本书不小心翼翼地避免误解的话，就很难不受围攻。然而这些著作却可供大家参考，并且它们可以很严肃地使我们分清彼此的分歧。就这样，为了回答那些好心人对我的要求，他们要求我比较全面地让大家了解我的立场，我便只能在本书中把我二十年来的经验作一个归纳，此外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这些叙述可以向大家提供一些没有成见的看法。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经验，乃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和一种处境经过漫长的对比之后所写出的，这种对比是同各种错误、各种矛盾和各种犹豫不决进行了思考后写出的，大家可以从本书中发现各种实例。此外，我的主张乃是大家对一个作家期待了太过长久的时间之后写出的那些东西，即使是他的身心都乐于把这种主张奉献给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一方土地的前途，但如果相信他自己便是真理的持有者也是不中用的。至于他个人的历史，如果被如实地写出，则是一段疲乏无力的历史，是克服了这种虚弱无力又重新变得虚弱无力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已做好充分准备，接受大家可能会指出的，在我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和在判断上出现的错误。但至少我相信，我在众多的档案材料和各种著作中所收集起来的这些东西，尽管它们花了我很大力气，它们是能够对那些尚未形成成见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的。大家可以感觉到的，在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心理上的放松，可以指望在阿尔及利亚会使人听到一种理智的语言。
大家可以发现，收入本集的文章是经过选择的，写的都是与阿尔及利亚有关的问题，其跨度为二十年的时间，即自1939年开始，那时法国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个国家，到1958年为止，这时，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个国家了。为容纳这些文章，编成一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便把某些重复的内容和过于笼统的评论删去，把有关的事实、数字和今天仍然有用的建议性的内容保留下来。这些文章，它们原封不动地收入本集，反映了一个人的立场，这个人在阿尔及利亚所遭受的苦难面前尚很年轻，他提出的许多忠告尚不能为当局所采纳，但他却是很久以来便意识到对自己国家的责任了。因此，他不能同意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或采取高压政策。然而，尽管我很早就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现实状况，却依然不能同意采取一种弃之不管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把这个阿拉伯民族置于极大的苦难之中，并将把在阿尔及利亚根植百年的法国人给连根拔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能有利于那个新兴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正在威胁着法国的自由和整个西方的自由。
其他道理使我与这种公众游戏离得更远。首先我尚缺乏那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保证。关于这一点，在阿尔及利亚大肆活动的恐怖主义，对我的态度影响很大。当和这些人同一血统的男人和女人的命运，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轻而易举写出来的文章有关联的时候，人们便有必要犹豫一番，并且要掂量一下，是同意还是反对。对我来说，如果我感到其中可能牵连到我时，因为我曾批评过叛乱分子的发展，并对那些最老的叛乱者及对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最孤立的责任者给以了要命的启发，我一面对法国长期以来的错误给予充分的重视，一面便经常感到担心，担心我曾提供过与我毫不相干的，并且是我不在现场的证据。即说他们犯下了疯狂的罪行，把炸弹扔入人群中，其中也有我们家人在内，我仅只在最近的一次声明中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此外没有别的了，但这个声明却奇怪地遭到议论。对于那些不明了我所说的那些情况的人来说，那是很难加以判断的；然而对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却满怀豪情地继续认为，宁教我们的兄弟死去，也不让原则毁灭。于是我只有继续站在远处对他们喝彩了，我和他们不是一个家族。
对于那些因我写这些而感到生气的人，我劝他们还是先想一想，先把思想意识问题抛在一边。他们中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各方面都与正义融为一体。他们有道理。但是，能够把正义和自由保留在一个死气沉沉和被奴役的国家中吗？绝对的纯洁，对一个国家来说，难道不正是同它的死亡共存的吗？而他们中另一些人则希望，如果必要的话，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以同全世界对抗，他们也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能够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正义的基础上往来而独立生存吗？
今天，这种立场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满意的，但我却事先就知道了，双方都不对它表示欢迎。对此，我从内心里感到遗憾，但我却不能对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认为的施以任何外力。此外，在这一方面，大家对我也不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不可能加入这两个对立的阵营的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在第三种阵营逐渐消亡的情况下，第三种阵营的人却依然能保持着一副冷静的头脑，但他们也同样对我的坚定看法和我的认识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们这种狂热做法的真正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品行，我们的文字以及政治团体在起作用的缘故。因此，我便决定不再参加那些无休无止的论战，因为这种论战除了使在阿尔及利亚的那种不妥协的你争我夺变得更加强硬，除了把一个已然被仇恨和宗派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搞得更加分裂，不起任何作用。
这本文集已然排好版，并且即将付印了，那时便爆发了5月13日事件。经过考虑，我觉得出版这本小册子还是符合大家愿望的，其中甚至有一篇直接评论这些事件的文章，而在当前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本书中提出的综合解决立场和方法，尤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阿尔及利亚，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使人们产生的巨大的希望远胜于恐惧。然而事实并没有改变。明天，必将考虑疏通一个通向唯一能被接受的未来通道，那就是建立在使其无条件获得自由的基础之上，法国还将在各个方面毫无区分地还给阿尔及利亚各共同体以正义。今天，依然同昨天一样，我唯一的愿望，便是依据我的办法对这样一个未来的远景作一规划。
关于消除思想上的毒素工作，我曾按我的方法试着做过，其效果我们应该承认，直到目前，是一点儿也没有。这本书也是讲述一个失败的故事，但仇恨及偏见的简单化正在使阿尔及利亚的冲突日渐加深，并且不断地再起冲突。必须每天都予以驳斥。每个人都不应该为此而满足，应该不断地掀起一个运动、一次宣传或一个行动。因为必须每天都对那些谎言和对真正的问题故意不闻不问的做法予以揭露。我们的政府已经想要不立名目便发动战争，已经想要执行一个独立的政策，并向他们的盟国伸手要钱，想在保持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同时向阿尔及利亚投资，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决不妥协，却在私下偷偷地进行交易，掩饰其执行政策者的愚蠢，并且矢口否认他们所做的一切。然而我们对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那些党派做得也并不那么出色，没有任何人能明确地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即使说了却也没有任何结论性的意见。那些鼓吹军事解决的人，应该明白，那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是通过全面战争的手段进行再征服，例如可以不顾舆论的谴责对突尼斯或对世界的某一部分实施再次征服。当然这也是一种政策，但一定要看清楚，并揭示出它的本质。那些故意以某种模糊方式鼓吹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人也不应该不知道，在民族解放阵线那些具体问题面前，一个由起义者组成的那些无情的军人所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什么，亦即是说，那就意味着对一百二十万阿尔及利亚籍的欧洲人的排斥，意味着对数百万法国人的凌辱。当然，这仍然是一种政策，但也必须明白它的实质，并且不能再婉转地加以掩饰。
为此，就必须抛弃在总体上把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当成杀人凶手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广大群众，面临着各种打击，经受着各种痛苦，却没有人能够为他们仗义执言，数百万人民为苦难和恐惧所折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开罗还是阿尔及尔对此却不发一言。我很久以来就曾尝试把他们的痛苦公之于众。这大家将会看到，可能会有人责难我说，我描写得太阴暗了。但我仍然为阿拉伯民众的苦难写下了这些辩护之词，那时还正是行动时期，法兰西尚很强大，那时候，一些人却闭口不言，而如今他们就感到不遗余力地甚至在国外来攻击他们国家是更加方便了。如果在二十年前，我的声音能够更好地为大家所听到，可能现在会少流些血。不幸（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幸）的是，这一系列事件给了我理智。今天，阿尔及利亚农民的贫困，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着。这种增长使得阿尔及利亚的战士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同样需要和平！当我写“阿尔及利亚”这个词时，当我为双方和解而高兴时，我继续想到的仍然是那些战士和我的亲人们。而正是这些人，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让他们能够讲话，并给他们一条摆脱恐怖和饥饿的出路。
王殿忠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