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遍，这里并不是要解决殖民地的问题，也不涉及要原谅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捕捉种族主义表现的问题，种族主义已使很多国家威信扫地，因而，至少应当使我国免除这一灾害。这才是应当显示我们优越性的地方，而我们中的几个人非常担心我们会丧失掉我们的这种优越性。如果说殖民地问题确实是我们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问题，而该问题确实将会决定未来五十年历史的进程，那么同样确定的是，如果我们带着最不幸的成见去处理这一问题，那我们将永远不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同样，我敢肯定随时都能碰到这样的法国人，他常常很聪明，而他会对你说犹太人的确会夸大其词。而这位法国人很自然地会有一个犹太人朋友，这位犹太人朋友至少……至于谈到几百万受尽折磨被烧死的犹太人，谈话者是肯定不赞成这样做的。只是，他认为，犹太人夸大了事实，即使集中营的生活教会了他们要团结起来，他们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是不对的。
因为，人们不停地谴责德国，让一个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能说出理智的话或做出理智的事情来，这尤其困难。两年前，弗伦斯堡电台曾根据邓尼茨的命令播出了一则呼吁，已战败的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呼吁中希望“在所有领土上围绕着德国的仇恨的情绪会逐渐被国家间和解的精神所取代，不这样，整个世界将不会得到振兴”。这一清醒的认识迟到了五年，而邓尼茨的思想也仅仅实现了一半。对德国的仇恨已被一种奇怪的情感所取代，这种情感是一种互不信任、模模糊糊的怨恨和已感到厌倦的冷漠的混合体。而至于和解精神……
这也许会唤起他们对某个时期的记忆，那时，有的修道院确曾悄悄地酝酿过某种完全不同的阴谋。他们也许同意用几位不声不响离开了自己和平修会，而到灭绝营备受磨难的修会的英雄的榜样，去教育那些不坚定的和不那么忠诚的分子。我们曾首先揭露过一些宗教要人的自鸣得意，我们有权在有些报业人士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尊严而变成了谩骂者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
在我们昨天出的那期报纸上，可以读到尊敬的里凯神甫勇敢地写给拉马迪埃先生的信，里凯神甫曾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并曾被关进过集中营。我不知道基督徒们对此问题会持有什么看法。不过，对我来说，若是让这封信默默无闻，毫无反响，则会令我于心不安。相反我认为，对我们新闻界有些人对待这一事件的可耻态度，我作为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比任何人都感到愤怒。
一个仅披露适合披露的东西、一个要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才讲话的政府，无论其所承担的责任怎样，相比之下，都不如报业人士的责任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曾否认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他们背离了我们唯一为之辩护的东西，即四年来我们共同经受的痛苦。对那些有幸经历过地下工作的报业来说，这种遗忘是不可原谅的，这是对神对记忆的亵渎和对正义的挑战。《自由射手报》未刊载里凯神甫的信就叫喊道：“谁忠实于抵抗运动的思想？是那些设法让把神甫们关入集中营的刽子手逃避司法惩罚的人，还是想处罚他们的人呢？”该报忘记了，当有一种适用于敌人的法律时，也就会有一种超越于思想之上、适用于其战友的法律。最严格的司法制度要求在这方面必须作出努力，不应当在普遍指控的混乱之中将一小撮罪犯同广大的无辜的人们混为一谈，以至心甘情愿就忘记了那些曾任人宰割、被人杀害了的人。不，绝不应当原谅这类事情。
人们已经懂得，这尚是一些自愿的，但并非现时的看法。
宣布德国投降之后，紧接着三分钟的静默会在全世界的静默中延续下去，被占领的德国在一个仅拿它作为轻蔑的消遣对象的世界上，继续在这种静默的气氛中过着有些诚惶诚恐的生活。这可能是由于纳粹像所有侵略成性的制度一样，可以从世界那里期待任何东西，除了遗忘。正是纳粹教我们学会了仇恨。也许这种仇恨会渐渐被遗忘，因为人们的记忆会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飞逝而去。但是，希特勒制度在历史上的计谋和其可怕的准确程度却会留在人们的心中。仇恨的制造者不会比其使用的方法更容易被人们遗忘。这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有益的警告。
也许并不存在好的政治制度，但民主肯定不是最坏的制度。民主无法摆脱政党的概念，但政党的概念却可以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存在。当一个政党或一个集团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因此，议会和议员们今天很需要有谦虚的精神。
是的，这就是一些迹象，且还有更坏的情况。在阿尔及利亚，一年前人们使用了集体镇压的方法。《战斗报》已经揭露了在菲亚纳兰楚阿“自动”招供室的情况。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那属于另一类问题。但是，我必须谈谈这种方式，这值得人们深思。
今天这个世界本身就有千条理由教人们应当谦虚。我们怎能忘记国民议会和任何一届政府都未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呢？证据就是，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是在国际上进行的争论尚未明确之前，议员们曾对之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在煤炭的问题上我们不就失去了机会吗？这是因为英国人不给我们鲁尔的煤，而俄国人不给我们萨尔的煤。面包会缺乏吗？勃鲁姆先生和多列士先生当面退回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提供给我们的成吨的小麦。我们无法表示同意，议会和政府的职能现时仅仅是一种行政职能，而法国最后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战斗报，1947.2）
很显然，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幸的是，只要人们心中充满着合理的希望，就会有坚定的信念。曾经历过整整十年磨难的法国人，至少已经学会了不再为自己而担惊受怕，却只为别人而提心吊胆。他们已经摆脱了厄运的纠缠。从此以后，他们已变得平静而又坚定，让我们平静而又坚定地，并带着别人一直熟悉我们的那种永远的稚气，重申那些唯一似乎能使政治生活被我们接受的基本原则吧。
我不想为任何人进行辩护。修道士们如果真的犯下了阴谋反对国家的罪行，应当根据国家制定的法律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直到今天，法国并不认为责任可以由集体来承担。在揭露修道院成了杀人犯和叛徒的巢穴、教堂成了策划重大阴谋的场所之前，我只希望报业人士和党派人士们作些努力，回忆回忆过去的历史。
一家晨报冠以头版多个栏目的标题是：“杀人犯拉斯塔。”这是一个迹象。因为，很明显，拉斯塔案件目前正处在预审阶段，而在预审结束之前，根本不应给如此严重的指控作这样的宣传。
对这种恐怖政治的体验刚刚过去了三年，法国人就带着司空见惯的冷漠态度记录下了这样的新闻。不过，事实就摆在那里，非常清楚，也非常可恶：我们正在做那些我们曾谴责德国人所做的事情。我很清楚有人向我们作过的解释。因为马尔加什的起义者，他们也曾拷打过法国人。但是，用对方的怯懦和罪恶并不能原谅我们的怯懦和罪恶。我并没听说过，为报复纳粹我们也曾建立过焚尸炉。在得到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是以法庭来回敬他们的。法律的证据，就是明确而又坚定的正义。应当让正义成为法国的象征。
这儿并不存在为那种将所有种族都掺和到同样值得怜悯的混合物中去的可笑的温情主义辩护的问题。人和人是不相同的，这是真的，我很清楚，在我和一个非洲人或一个穆斯林之间，在传统方面存在着怎样一条鸿沟。我还很清楚我和他们所共同的东西，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某种东西，那是我如果不甘堕落就不能蔑视的东西。因此，有必要清楚地指出，这些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迹象表明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可耻和荒诞的一面。只有当我们战胜它时我们才能捍卫那困难的、能揭露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专制或暴力思想的权利。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必须承认上述事实，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并努力，例如共同确定国际秩序，否则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内问题都将无法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应当多少忘掉一些自己。这会使议员们和各个政党变得谦虚一点儿，而谦虚则有利于好的民主和真正的民主的形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总之是一个会接受对手可能是正确的观点、允许对手表达意见并能站在对方论据的立场上进行思考的人。当一些政党或一些人变得相当自信、要通过暴力封住持反对意见的人的嘴时，民主即不复存在。不管谦虚有何理由，它对共和国来说总是有益的。今天的法国已不具有一个强国的力量。让我们让位给别人，让人家去评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吧。而这是一次机会。在期盼着重新成为一个强国或放弃成为强国念头之时，我们国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榜样国家。很简单，在世人眼里，只有当法国把本国国内体现的真理公布于众，她才能成为一个榜样，即她必须通过政府的工作来证明，只要国际民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国内的民主就只能是一种近似的民主，而最后她必须在原则上提出，为了成为民主国家，这种秩序应当远离暴力的痛苦。
这不是唯一的迹象。像报道的那样，人们这样认为似乎很正常，这位不幸的杀害了女友的大学生为了转移人们怀疑他的视线，还利用了在塞纳尔树林里“阿拉伯人”在场的情况。因为阿拉伯人即使会到树林里散步，也与春天毫不相干。他们到那里只可能是为了杀害自己的同胞。
（战斗报，1947.5.7）
（战斗报，1947.3.22）
我必须马上作出说明，关于马尔加什事件，我所得到的确切消息，只是一些起义者犯下的暴行和某些有关镇压方面的报告。由于信仰的原因，对于两种方式我同样都感到反感。不过，问题是必须得知道，拉斯塔先生是否是杀人犯。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诚实的人只有在起义结束后才会对此作出结论。不论怎样，假如设想那个杀人犯叫杜邦或迪朗，就不会有记者敢用这样的标题了。而拉斯塔是马尔加什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应该是杀人犯。反正这样的标题也产生不了严重后果。
政治活动重新开场了。人们重又开始了交易、讨价还价和互相争斗的活动。两年来一直令我们厌烦的那些问题还将被引入同样的死胡同。而每当一种自由的声音要不带奢望地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各种各样和各种政治色彩的看家狗就会成群结队地狂吠起来，以便压住这种声音使它无法传播。
不过，实际上，这又有何用处？只算计利弊会使人充耳不闻事实，我们是在对牛弹琴。今天，还有谁关心抵抗运动和那时的荣誉？在那么多希望都破灭了的两年后的今天，重复这些话使人感到心情是多么的沉重。人们只谈论所了解的事情，人们为所爱的人而羞愧，且只会为他们感到羞愧。我在这里已听到了有人发出的嘲笑声。怎么搞的！《战斗报》今天怎么站到了教会一边。这事无论如何不过是小事一桩。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只有面对仇恨时才会有仇恨，在这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丝自由的空气，我们仍会拒绝加入到吼叫和谩骂的人的行列之中，而只愿与那些——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用事实讲话的人为伍。
事实上，答案应当到别处去寻找。希特勒分子们之所以在欧洲实施他们罪恶的法律，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种族比别的种族优越，不能用同样的法律来对待德国人和受其奴役的人民。我们法国人之所以会起来反对这种恐怖行为，是由于我们认为，所有的欧洲人在法律上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不过，如果今天一些法国人竟不反感就学会了另一些法国人对待阿尔及利亚或马尔加什人时使用的方法，这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就笃信，在某些方面，我们要比那些人优越，而为了表现这种优越感，使用什么方法则是无关紧要的。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有些事情是不会忘记的。不过，我相信，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同意在此周年之际去辱骂、践踏一个战败的国家。就像永恒的仇恨和永恒的爱不存在一样，也不可能有绝对的正义。因此，我们应当回到理智上来。产生《启示录》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组织平庸和毫无伟大可言的妥协的时代。出于明智或对幸福的追求，即使我们知道由于平庸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们还是应当更喜欢今天这个时代。不过，这个暂时的和缓时期可以使我们思考，而思考不会唤起我们今天已处于休眠状态的仇恨，却相反会引导我们安排好事情，并将德国安置到属于它的真正的位置上。
（战斗报，1947.5.10）
这种努力也是对自己信心的一种证明。这是人们对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定地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斗、而辩护的证明。今天的世界并不是希望中的世界。我们可能会回到《启示录》的时代。但德国的投降，这种违背任何理智、任何希望的胜利将长期显示出物质力量的无能，正像拿破仑曾不无伤感地说道：“从长远来看，封丹纳，思想总会战胜利剑。”从长远来看，是的……不过说到底，一种好的行为准则会认为，自由的思想总是有道理的，最终总是会胜利的，因为思想不再正确的那一天，也就是全体人类都错了的那一天，而那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不容置疑，与我到过的所有国家相比，法国远算不上是个带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可能会接受这里和那里的这种愚蠢和罪恶的病态表现而毫无恶感。
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书。约德尔将军那时曾说：“我认为，投降书将德国和德国人民置于了战胜国的手中。”十八个月后，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但是，我们不能把七千万居民都绞死，德国一直被置于战胜国的手中，最终，这个纪念日并不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胜利同样也有其局限性。
不管我们的内心情感如何，也不管我们对我们的起义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世界和平需要一个和平化的德国，而既要使一个国家和平化，却又将其永远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尚能够与德国进行对话，那是因为理智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是，同时应当指出，尽管有人有时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想把德国问题当成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德国问题仍属于第二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德国在成为威胁之前，现在已经成了俄国和美国间的一个赌注。本世纪唯一最紧迫的问题，是这两大强国要么达成协议，要么采取敌对态势。如能达成协议，德国及与它一起的其他几个国家将会有个理智的前景。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德国的战败国地位一直将会延续下去。这就是说，与此同时，不论处于怎样的形势下，法国都应向着理智的方向作出努力，而不应站在强权政治的一边。今天是应当作出选择的时候了，要么做那些可能，但并不一定会产生积极效果的事情，要么去做那些肯定是罪恶的事情。依我看，作出选择并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