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判决之后，一直有人在向我解释。不过，一直是用教皇通谕那种不明确的语言作着解释。已经作了判决，但人们对此却并不理解！有人意识不到什么是真正的判决，而有人也看不到这个例子本身会产生需要做出解答的某种因素，这可能正是你们要求我做出的全部解答。世界期待于基督徒的是基督徒应当讲话，用大声和明确的语言讲话，应当以在最淳朴的人们心中永不会引起疑问、不会引起丝毫疑问的方式作出判决。也就是说，他们应当脱离抽象的概念，应当去直面今天鲜血淋淋的历史。我们需要的联盟应是决心用明确的语言讲话和决心奉献的人们之间的联盟。当一个西班牙主教为政治处决而祈福时，他已不再是一位主教，不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狗，完全像那个意识形态的主宰指挥着处决，却不亲自动手一样。我们在期待，我在期待，有一天，那些不愿沦为畜生的人，那些决心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使人生能成为比作为畜生有着某种更多的含义的人能集合到一起来。
1948年在拉图尔——莫布尔多明我会修道院所作报告的节录
这就意味着应当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下个明确的定义，在我们等待能完成这一工作之时，我们应当更关注那些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而不是使我们更加分离的东西。
在恐怖势力和对话的力量之间，一场大的、不平等的战斗已经开始。对这场斗争的结局，我只抱适度的希望。我认为，应当进行这场战斗，我也知道，人们至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只担心他们有时会感到有些孤独，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而在两千年的间隔之后，我们又会陷入苏格拉底多次重复过的祭献活动之中。明天的计划是对话的领域，或是对话见证人的庄严和意义重大的死刑。在我进行了回答之后，轮到我向基督徒提的问题是：“苏格拉底还将是孤立的么，在他身上和在你们的教义中难道没有任何东西能推动你们与我们会合到一起么？”
……
其次，我还想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握有什么绝对真理，也没有掌握多少信息，我从来不认为基督教义的真理是以虚幻的原则去看问题，而只是从我未能接受这一教义的现实出发去看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立场，我愿承认：三年前，我与你们之中的一个人曾进行过争论，而他并非是个小人物。那几年的狂热，对两三位朋友惨遭杀害的痛苦回忆曾使我义愤填膺。不过我仍可以作证，尽管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有时会出言不逊，我却从未停止对他的话进行思考。在思考之后，我可以将我对信教者——无宗教信仰者进行对话的作用的看法告知你们，我终于可以承认，而且是公开地承认，从根本上来说，在我们曾经争论的焦点问题上，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有理由批驳我的看法。
为什么我在这里说的话与在其他地方写的内容不一样？在这些可怕的年月里，我一直长时间地期望罗马会发出一个强大的声音。这是我，一个无宗教信仰者说的话吗？正是。因为我知道，如果精神在武力面前不对判决发出呐喊，精神就会消亡。看来，这个声音已经提高了嗓门儿。可是，我向你们发誓，有几百万人和我一样还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在所有人的心中，不管是宗教信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他们都感到，随着日复一日时光的流逝和刽子手的人数不断增加，一种孤独的情绪正在不停地扩大和蔓延。
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权利指责我是悲观主义者呢？不是我发明了人间贫困和神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厄运。不是我在高喊Nemo bonus和发出让未经过洗礼的孩子去下地狱的叫喊。我也没有说过，人自己是无力自救的和人在堕落的深渊是毫无希望的而只有乞求上帝的宽恕。至于说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观点，任何人对人的不信任都不曾达到如此程度，而最终，这个世界经济上的厄运将比神的变幻无常更为可怕！
……
……
既然你们很愿意一个与你们信仰不同的人，回答你们在谈话中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在对你们说出我认为无宗教信仰者对基督徒的期望之前——我愿首先用肯定某些原则的方式来表达对你们宽容精神的赞赏。
我将竭力不在世俗的伪善面前让步。我把那些假装相信基督教义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假装以局外人身份观察基督教义的名义，对基督徒而不是对自己提出更多要求的人称做是世俗的伪善者。我认为，实际上基督徒要肩负很多义务，但并不需要提醒已放弃这些义务的人及这些义务的存在，而应当去提醒那些承认这些义务的人。如果说有人有资格对基督徒提出某种要求，那也是基督徒自己。结论是，请允许我在报告的结尾要求你们能尽些义务，这也只能是今天我们可以向任何人——不论其是否是基督徒——要求的必须做到的义务。
首先，应当结束那些无谓的争吵，第一件就是关于悲观主义的争吵。比如，我认为，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先生如果放弃那些令他着迷，却又使他惶惑的思想对他是有益的。马塞尔先生不能自称是民主派，却同时要求禁演萨特的戏剧。这是一种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厌烦的立场。马塞尔先生想捍卫贞洁和人类神圣的真理那样的绝对价值观，而他却不过是在捍卫使他某一天能舒舒服服为这些绝对的价值观奋斗的某种暂时的价值而已……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们正在面临着不幸。而我的感觉确实有点像基督教义诞生前那位奥古斯丁一样，他曾说道：“我曾寻找不幸来自何处，而我却无法摆脱不幸。”我确实还了解，我同其他几个人应当做些什么，如不能减轻不幸，至少不要再给不幸添油加醋。我们也许无法阻止在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会有许多孩子遭拷打，但我们应能减少遭拷打的孩子的人数。要是你们也不帮助我们做这件事，那么世界上还有谁能帮助我们呢？
说到此，我可以更容易地提出我的第三条和最后一条原则。这很简单。我不会试图改变我的看法，也不会去改变你们的看法（只要我能对之作出判断），以便能在我们之间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相反，今天我想要对你们说的是，世界需要真正的对话，对话的反面则是谎言，也是沉默，而只有在行为始终如一和讲真话的人们中间才有可能进行对话。这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要求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有一天，一位天主教的神甫对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人公开说到，他也反对教权主义。那么，好了！我不喜欢反教权主义的神甫，就像我不喜欢对哲学感到耻辱的哲学一样。我个人绝不会当着你们的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基督徒。我和你们一样，害怕苦难。我和你们所抱的希望不同，我将继续同使这些孩子正在遭受痛苦和死亡的世界作斗争。
现在，基督徒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清楚，基督教义可能会给予否定的回答。噢！不是通过你们的嘴做出的回答，我知道。不过可能是，而且最为可能的是，基督教会坚持和解，或是对判决冠以教皇通谕的隐蔽形式。基督教可能会最终放弃它过去那反抗和表示愤怒的传统，这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这样，基督徒将会活下去，而基督教将会死亡。这样，事实上将会有其他人去作出牺牲。尽管这一切都会使我抱有希望或使我感到忧虑，但无论如何，并不是由我对未来做出决定。我只能谈我了解的事情。而我所了解的和有时让我怀念的则是，要是基督徒们决心这样做，那么几百万人的声音，你们知道吗，就会加入到少数孤立无援的人的呐喊声中去，而这些不顾一切、孤立无援的人，今天正在不知疲倦地到处为孩子们、为人类而辩护。
基督徒和共产党人会告诉我，他们的乐观主义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胜过一切，而由于情况各异，只有上帝或历史才是他们辩证法的令人满意的归宿。我也要作出同样的推理。如果说基督教义对人的看法是悲观的，而对人的命运的看法则是乐观的。那么，好吧！而我则认为，对于人的命运我是悲观的，而对于人我则是乐观主义者。而我并不以对我来说永远是短暂的人道主义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试图对什么也不抱否定态度的无知者的名义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