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支付宝来说，余额宝的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在余额宝诞生之前，支付宝的功能还比较简单，不外乎“账户+支付”，然后绑定担保交易。但是随着余额宝的发展，支付宝的理财属性被极大地丰富了，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钱包做余额宝、招财宝和基金的投资。支付宝钱包的金融和财富属性开始显现。另外，用户也可以通过支付宝钱包进行消费信贷，使用“蚂蚁借呗”、“蚂蚁花呗”等信贷产品。余额宝使支付宝从一个简单的“账户+支付”的功能扩展到了理财、消费金融、保险等诸多领域。
[2] 2013年支付宝的“一号项目”是网络银行。
[5] 见《天弘基金CIO韩海潮：余额宝背后的故事》，http://www.csdn.net/article/2014-12-05/2822980。
而对祖国明和周晓明来说，余额宝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最好的体现。这两个人到中年的“老男人”，用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和宝贵的创业心态，在经历了职场的坎坷和不如意之后，打出了职业生涯的一记“本垒打”。
[3] 见《上海证券报》文章《天弘基金韩海潮：为余额宝千亿喝彩的裸奔男》，http://funds.hexun.com/2014-11-03/169966198.html。
在对祖国明进行采访时，我把一连串带有“假如”的问题抛给了他：“假如你和周晓明不认识，余额宝能否诞生？”“假如你不在支付宝而在其他公司，能否做成同样的项目？”“假如2013年6月没有‘钱荒’，余额宝能否一下子就火爆起来？”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指向一个“元问题”，那就是余额宝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是基因突变的产品，为什么会在支付宝诞生？
祖国明没有直接回答我所有的问题，而是着重强调了平台的作用。在他看来，是支付宝和阿里巴巴的平台造就了他。没有支付宝和阿里巴巴这个平台，就不会有余额宝这款产品。其实不仅是祖国明，支付宝还造就了很多人。用祖国明的话说，这个公司有一个包容的胸怀，能让员工自由地施展才华。在支付宝，很多项目的设立并没有十分复杂的流程，只要觉得大方向是对的，大家就投入来做。
[7] 所谓“三期叠加”的“三期”是指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8] 所谓“三亲见”是指，在用户申请信用卡时，业务员亲访申请人工作单位，看到申请人亲自签名，业务员亲自核实申请资料，又称“亲访、亲签、亲核”。
事实上，余额宝的诞生也夹杂着支付宝本身在商业上的考虑，前面已经提过，虚拟账户和快捷支付是支付宝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节点，而余额宝的诞生也与当时二者的发展有关，在虚拟账户里资金规模快速增长之际，支付宝公司的备付金水平也逐步提升。在监管部门对支付机构备付金管理要求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备付金沉淀的规模越大，背后的监管要求也越高。所以，支付宝亟须找到一个办法来降低备付金水平。另外，快捷支付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它对于虚拟账户体系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这个角度看，快捷支付用得越多，支付宝的账户功能越会下降。所以，支付宝需要一方面降低备付金水平，另一方面又要保有虚拟账户对公司的好处，提升用户的忠诚度和体验性。从这个角度看，余额宝是一个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的综合方案。
[4] 见《上海证券报》文章《天弘基金韩海潮：为余额宝千亿喝彩的裸奔男》，http://funds.hexun.com/2014-11-03/169966198.html。
余额宝这款产品后来获得了支付宝的年度CEO大奖。在上台领奖发表感言时，祖国明谈到了创业的心态，以及和天弘基金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做出一款用户体验较好的产品。
[1] 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前身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成立于1989年3月15日，是由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的，并得到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支持的非营利、民间性、会员制事业单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
[6] 见《上海证券报》文章《天弘基金韩海潮：为余额宝千亿喝彩的裸奔男》，http://funds.hexun.com/2014-11-03/169966198.html。
而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而言，余额宝的意义就更为显著，它开启了中国互联网金融汹涌澎湃的大潮，其诞生的2013年被誉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从此，金融理财的观念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金融机构也推出了更多类似的“宝宝”类产品，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被大大推进。
[9] 经过2014年初的争议之后，《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最终于2015年12月底公布，并于2016年7月1日起实施。最终修订的《办法》根据身份验证方式的不同，对支付机构的支付账户划分为Ⅰ类、Ⅱ类、Ⅲ类。根据三类账户的不同类别，对其余额付款金额进行了限制（分别是Ⅰ类自开户起累计1000元，Ⅱ类年累计10万元，Ⅲ类年累计20万元），但对这三类账户绑定银行卡的快捷支付和网银支付，不受上述功能和额度的限制，支付宝和财付通都对此表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