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金融业的人都知道，国有商业银行对于风险十分厌恶，特别是涉及客户资金安全方面的问题，更是非常谨慎。一些银行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要求支付宝要保证快捷支付的资损率不高于十万分之一，这种线上收单的资损率，比银行卡线下盗刷可容忍的资损率还要低。
在消除了银行对于业务规模大小的担忧后，袁雷鸣与团队人员还需要打消银行对快捷支付资损率的担心。
出于审慎的考虑，起初快捷支付只对风险比较低的商户开放，例如销售实物类商品的商户。虚拟商品由于风险太高，一开始没有开放。后来等到快捷支付业务量做到足够大时，才将虚拟商品在额度范围内开放。而用户可以进行快捷支付的额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逐步放开的过程。
快捷支付由此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底，支付宝最先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合作，这三家银行在自己发行的信用卡中，给支付宝添加了类似MOTOpay的功能，这就是后来被人所熟知的“快捷支付”。
为了说服银行，支付宝的BD团队提出两种解决方案：首先，支付宝在银行放一笔保证金，出了问题银行可以随时扣掉；其次，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如果快捷支付的资损率超过十万分之一，支付宝必须马上整改，银行也可以随时停掉此业务。
在和分行谈完后，还要获得总行的首肯，这就需要高层的“公关”。为了推动快捷支付的谈判，马云在一年中拜访各大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不下十次，这在袁雷鸣的印象中是绝无仅有的。
更进一步地说，支付宝决定在与银行的协议中砍掉一个风险，将原来“卡通”业务的三方协议变成两方协议，支付宝同银行签订协议，客户同支付宝签订协议，前台的验证工作由支付宝负责，后台由银行负责结算，只要支付宝的验证通过，银行就放款，由此产生的风险由支付宝来承担。后来，银行慢慢认可了这种说法。
在技术和商业的问题解决之后，支付宝和银行的谈判进入攻坚阶段。当时，银行卡收单业务的权限在分行，所以支付宝首先要和分行谈妥。2010年，支付宝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开了分公司，BD团队就分进合击，分别找当地的银行去谈判。当时公司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每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至少要接两家分行，每家四大行至少要接三家以上分行。只有这样才能支持支付宝全国性的业务，如果只跟一个分行对接，就会缺少备份，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就会影响业务的正常进行。
这样，银行就消除了对支付风险的担忧。随着业务的推进，银行发现绑定了快捷支付的银行卡活跃度大大提高，与之相适应的是，银行内部的考核指标也从新开卡的多少变成了存量卡的活跃度，这种合作方式开始被更多银行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