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和阿里巴巴的缘分正在悄然拉近。
开办银行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创办支付宝时就有的梦想。2013年前后，随着银监会对民营银行准入政策的放开，这个梦想在支付宝创立十年之后变得越来越清晰。与此同时，在蚂蚁金服全面进入金融领域之后，业界呼吁监管机构对其加强监管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在此之际，蚂蚁金服决定主动拥抱监管。
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他们自食其力，不甘平庸，是中国经济真正的脊梁。但是长期以来，这些小本生意人由于缺少正规抵押物，难以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所以很难将业务做大做强。而他们正是网商银行的服务对象。
放弃体制内的职位，在“知天命”之年来互联网企业是需要勇气的。在蚂蚁金服的多位高管中，俞胜法年龄最大。出生于1964年的他来阿里时已经50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年龄在阿里“不是偏大，而是偏大得多了”。
2015年6月25日下午，杭州黄龙饭店正在举行浙江网商银行的开业典礼。当宣传片讲述卖黑胶唱片的女生因纠结是否向母亲借钱而噙满泪水时，坐在台下的俞胜法心中猛然一颤，身体开始前倾，肘部支撑在桌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这时，来蚂蚁金服一年多的情景开始不断地在他的脑中浮现。
俞胜法心里总是犯嘀咕：“如果就这样退休了，实在不甘心啊。”
这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一个卖黑胶唱片的女生、一个创办设计公司的男生、一个开小面馆的阿姨、一个经营淘宝店铺卖麦芽糖的小伙子，还有一位卖农产品的大爷。他们目标坚定，勤奋工作，但都缺少将事业做大的本金。
俞胜法的职业生涯起步于浙江银行学校。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民银行在每个省都办了一所银行学校，这所学校也就成了为当地银行业输送人才的摇篮。浙江银行学校亦是如此，俞胜法最早在此教书，他的学生也遍及浙江省各个金融机构。
同年底，阿里正式递交了筹建民营银行的申请材料，先前和俞胜法接触过的那位阿里高管再次找到了他，问他有没有出任这家银行行长的可能性。厌倦了机关朝九晚五工作的俞胜法，口头应承下来说可以考虑，但内心还在犹豫。
后来，俞胜法到了银行工作。2010年，他出任杭州银行的行长，在任时成绩斐然，离任时杭州银行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4000万元。2013年，俞胜法奉调出任杭州市金融办的党组书记和副主任。熟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人都知道，地方金融办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虽然其法定职责是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更多的时候，地方金融机构还是直接听命于地方政府。因此，俞胜法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陪领导开会，待了五个多月之后，他算了下，他有2/3的时间是在“陪会”，这让在企业待惯了的他很不适应。
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的方针。2013年7月5日，国务院发布“国十条”[2]，其中第九条明确“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为了贯彻国务院的文件精神，2014年1月6日下午，银监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稿透露，备受关注的民营银行将在2014年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5家，实行有限牌照。
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俞胜法在和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聊天中得知，阿里正计划筹办一家民营银行。当时阿里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在杭州市金融办任职的俞胜法都不知道。当时俞胜法就听了听，并没有深入思考。
但办银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监管方面的放行外，还要找到专业的金融管理人才，俞胜法就是因此与阿里结缘的。和马云的经历类似，早年的他也曾在高校教书。
中国的银行并不少。根据《中国银监会2014年年报》[3]，截至2014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091家，从业人员376万人。但是，中国缺少能够真正服务小微、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阿里要办银行，就必须办出特色，这才符合高层放开民营银行准入政策的初衷。
那次见面两个月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不得不迅速做出决定。2014年元旦，俞胜法的上司、杭州市金融办当时的主任马上要退居二线，作为金融办党组书记和副主任的他将很可能接任。俞胜法心想，如果在组织部门宣布由他继任后再提出不干就来不及了，50岁的他索性直接提交了辞呈。
每当遇到困难时，浙江网商银行行长俞胜法[1]总会拿出手机，再看一遍网商银行开业典礼上的宣传视频。
我第一次见到俞胜法是在2014年8月27日。那天，他在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席一场名为“小微金服微贷开放战略和海尔直投合作媒体沟通会”的活动，这是俞胜法加入阿里后首次面对记者。虽然当时他的职务还是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筹）副总裁，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身穿白色衬衫、目光炯炯的中年人即将成为阿里筹备的民营银行的首任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