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摆在支付宝高管面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支付宝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高账户的价值，而提高账户价值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给用户在虚拟账户中的余额些许利息，但是监管机构不允许支付机构这么做，因为如果这样做，支付机构就变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银行，但用户的这种需求始终存在。二是支付宝希望降低自身的备付金规模，当时，央行已经开始就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征求意见，并准备按照支付机构的备付金银行账户利息的10%计提风险准备金。这样，支付宝出于自身财务和流动性方面的考虑，也希望用户降低虚拟账户中的资金余额，从而降低自身的备付金水平。
2013年春节以后，支付宝新财年规划出炉，公司决定正式将货币基金项目立项，因为双方的合作在2012年12月22日拍板，樊治铭因此将其命名为“二号项目”[2]，祖国明和周晓明分别作为支付宝和天弘基金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共同指导项目的开发。后来，项目组的成员还为这个项目专门取了“二”字开头的花名，如祖国明叫“二大爷”，周晓明叫“二师父”，还有“二嫂”、“二熊”，等等。所有人都在不计得失地很“二”地做事。
当时，支付宝有用户事业部、商户事业部和金融事业部。用户事业部负责C端用户的业务，商户事业部负责商户的业务，而金融事业部主要和银行进行沟通。用户事业部和金融事业部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用户事业部强调账户的价值受到减损，而金融事业部则竭力维护快捷支付。
席间，郭树强把项目进展情况向樊治铭做了全面的说明，谁知他讲了没几分钟，樊治铭就打断了他：“郭总，不用说了，这对用户是好事，必须马上做，尽快做。”
2012年12月22日，天弘基金总经理郭树强拜会当时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樊治铭。当晚，双方共七个人在东三环边的北京环球金融中心西塔二楼国锦轩吃饭。樊治铭是在那次会面上第一次听说天弘基金，当时天弘基金在业界排名第九十多位，在行业里没有什么名气。
“没有钱，账户就不是账户，而是账号，这跟淘宝的账号没有任何区别。”类似的声音在公司内部不绝于耳。
两种声音交织在彭蕾的耳边，她一方面看到了支付成功率的显著提升，肯定了快捷支付给支付宝带来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注意到支付宝账户余额的停滞不前，觉得支付宝账户的价值还没有显现出来。
这时，周晓明和天弘基金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首先，天弘基金的管理层非常看好互联网渠道；其次，当时天弘基金的规模还比较小，只有一百亿元左右，相比一些规模大的基金，其配合度更高，而天弘基金本身也急切地希望能通过这个项目实现“弯道超车”。他们更多地从支付宝的角度考虑问题，想的是怎么能帮助支付宝服务好用户。
当时，支付宝虽然因快捷支付而变得顺风顺水，但受困于一个由此带来的“幸福的烦恼”：有了快捷支付后，用户虽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支付，但是很少有人往支付宝账户里充值，这就导致支付宝在银行的备付金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长。
这时，祖国明把整个方案跟公司做了汇报。
双方的沟通开始逐步升温，天弘基金的团队来杭州拜访，支付宝的团队也去北京拜访。在经过多次沟通之后，一个基本的框架模式也逐渐浮出水面，即“货币基金+支付消费”的模式，从业务层面讨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双方的共识也逐渐达成。
负责快捷支付与银行谈判的袁雷鸣觉得，这种将责任推到快捷支付身上的观点有失偏颇。在他看来，快捷支付的开通与账户价值的下降没有直接关系，反倒是有了快捷支付，用户往账户里存钱更方便了。
初来乍到的祖国明，也在和同事一起寻找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很快，大家就得出结论：波动小、收益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是一个好方向。
最后的拍板则缘于一个饭局。
支付宝和天弘基金的合作关系因此确立。双方确认将合作打造一款“货币基金支付”产品，支付宝希望用户拿这个产品也能在淘宝上购物。
当时，集团的战略部发出了一种声音，认为快捷支付把支付宝的账户价值做死了。
2012年九十月，祖国明开始和基金公司讨论如何降低支付宝的备付金水平。不同的基金公司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基金公司想让支付宝直接拿备付金去投资基金。如果这样做，支付宝替客户管理保证金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何况监管机构也规定客户备付金是不能拿去投资的，因此这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
为此，他还向高层现场演示，如果不用快捷支付，单纯用网银把钱充进账户需要一两分钟；如果用快捷支付，输入密码后银行账户里的钱就进入了支付宝账户余额。因此，账户没有钱并不是因为有了快捷支付，而是账户本身没有给用户带来价值。
